一、辞赋兴盛的原因与特点
“辞赋”是个泛义的名称，通指楚辞和秦汉时追仿楚辞风格的、具有抒情诗特征的作品以及汉代新兴的以体物为主、性质介于诗文之间的作品。
汉代辞赋的兴盛首先和先秦文学已经显露出的某些倾向有关。我们看到在战国末年，屈原等人的楚辞创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且如前所述，在当时和稍后楚国宫廷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辞赋作者群体；再有，从《大招》“二八接舞，投诗赋只”之句和《荀子·赋篇》之名来看，“赋”作为一种意义宽泛的文体的名称，在汉以前应该已经成立。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战国策》以及同类的散文来看，战国后期的“游士”大抵都有相当好的运用文辞的修养，喜欢铺张而华丽的语言表达。可以推定，当时要成为“士”必须经过文辞方面的训练。当然，无论屈、宋的作品还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在写作时恐怕均非出于艺术的目的，主要还是为表达政治见解、说服他人等等目的而作，但无法否认辞赋和文章的趋向铺张华丽，也是因为这里有一种“语言的陶醉”，一种在语言所构造的世界中实现的自我慰解或精神满足。换言之，艺术性质正在这类作品中逐渐凸显。
楚国的文学艺术原本就较别国为发达，汉王朝的统治阶层又兴于楚地，这就给汉代辞赋的兴盛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大一统王朝造就了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局面，也需要一种与之相称的文学来表现它，并以此满足统治者精神上的需要。武帝时期辞赋达到鼎盛，就同这一时期国家的状况与武帝本人的喜好直接相关。
从作者群来说，战国游士的培养模式和这一类人的基本文化结构是不会一下子改变的，但到了中央集权的王朝，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必须有所改变。西汉初，中央集权与分封制同时并存，战国时代的风习还尚有残留，诸侯王多喜欢在自己的宫廷中收罗士人，但他们已不具有战国诸侯的独立地位，他们宫廷中的士人也不再能够以外交、军事等活动为君主谋取霸权。于是那些习纵横之术的游士便更多地发挥其文辞方面的才能，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至多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议、批评，从而转化为宫廷文人。武帝即位后，出于个人喜好，大力收罗这一类文人到中央宫廷来，更扩大了辞赋的影响。在这过程中，一些大官僚、王侯乃至皇帝本人也成为辞赋的作者。
伴随着辞赋的兴盛，出现了两种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借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这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二是出现了以语言的美感为最终目的的文学创作，也就是辞赋本身。尽管汉代人每每强调辞赋的道德意义，但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整齐的句式，层次分明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
汉代辞赋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也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辞赋创作的情况。这构成了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繁盛的时期。辞赋的兴盛及其明显的艺术特质，引发了将文学与非文学相区分的意识。《汉书·艺文志》将“诗赋”专列为一类，《史记》、《汉书》每以“文章”的概念指称辞赋等重文采的作品，就表明独立的文学意识开始形成。
但汉代辞赋的缺陷是很明显的。首先是由于封建专制的确立和思想控制的加强，汉代文人的批判意识和个体意识都有明显的减退，像屈原作品所表现出的高度自信、敢于以个体与自己所属的群体相对抗的意识，已经完全看不到了；而且，由于辞赋的作者大多依附于帝王的宫廷或权臣，他们的写作主要不是从自身的生活感受出发，所以像宋玉《九辩》那样深入的抒情也不很多见。汉代辞赋的主流从楚辞的模式转向以写物为主、以歌颂为主的典型的汉赋模式，跟上述原因有极大关系。至于典型的汉赋一味通过大量铺排辞藻来追求美感，除了出于歌颂的需要，也因为当时人对语言艺术的理解尚浅。——不过需要说明：以上是针对汉代辞赋的基本情况而言，到了东汉中后期中央集权逐渐瓦解，也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后文会具体说及。
关于辞赋的价值，汉人的认识也颇多矛盾。如前所言，汉代辞赋本质上是审美和娱乐性的，但这不符合经学的标准。所以作者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上些具有道德意义的说教之辞，形成一种“伦理掩饰”。而肯定或否定辞赋的人，也总是就其是否真正具有政治与道德上的实用价值发生争论。司马迁《史记》中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里肯定司马相如的赋，是认为它有道德意义，而把华丽铺陈的部分贬为“虚辞滥说”。汉宣帝则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他认为辞赋价值“大”的方面，仍然是“与古诗同义”的“仁义风谕”，也就是道德与政治功用。不过他把辞赋“辩丽可喜”和“虞说耳目”的价值也肯定了，这还是重要的进步。至于扬雄，虽指出了辞赋的道德劝诫是虚假和无用的，却因此完全否定了辞赋的价值。
总之，文学的独立性和对文学价值的理解，还有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