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福文化研究(轻艺术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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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财富与官爵:基于物质生活的吉祥诉求

财富是指金钱与物资。在人类经济社会中,金钱与物资被视作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和来源。而长期以来,中国儒家等“正统”的价值观念都将“利”(即财富)的概念视作低于“礼”“义”的价值。如孔子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也。”(《吕氏春秋》)“君子笃于礼,薄于利”(董仲舒)等,都表明了古代社会对于“义”的看重超过了“利”。强调以“义”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淡泊名利,存天理,去人欲。反对对于“利”的追求而将所谓“义”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手段和思想枷锁。

然而,这并不能阻碍人们对于“利”的追求,事实上,有条件支持和维护“利”对于维护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一面,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又有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左传》);“义以生利长久之计也”(孔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亦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董仲舒)等言论,表明了在维护“义”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对于民众追求“利”的权力的有条件的尊重和支持。

民众对于“利”的追求很大程度上首先集中在物质财富的层面,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出现的“福”及其吉祥观念的表现都是以此作为对象和诉求。事实上,对于“利”的追求也是人们财富观、吉祥观和幸福观的表达,反映了世俗生活中民众最真实和最朴素的要求。例如,民间因崇拜财富而创造出财神的概念。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民间常以文财神为“增福财神”。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帐下的太白金星,属于金神。在天庭的职衔是“都天致富财帛星君”,专管天下的金银财帛。他样子和祥,有求必应,最乐于帮助善男信女。成书于元、明时期的道教经典《三家源流搜神大全》(即《三教搜神大全》)有增福相公一图,这位增福财神穿一品朝服,戴丞相帽。民间的木版年画多是这位增福相公。《三教搜神大全》称:“李相公讳诡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裁断阳间冤狱,夜间主判阴间是非,兼管随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饭禄料,及在世居民每岁分定合有衣食之禄。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公元926年)赠为神君增福相公”。

民间也有将春秋时越国名相范蠡作为文财神崇拜的习俗。据说范蠡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舟五湖,遨游七十二峰。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被奉为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于是,民间将文财神绘制成面相富态,五缕长髯,着红袍,手执如意或“诏书”,坐在元宝上,周边有金山、银山、聚宝盆、花卉、云龙和“福”字,两侧为和合二仙或招财童子等,如天官降临,整个画面充满喜庆和福运及财气。每逢节庆,人们总要将该图像形式张贴悬挂,以表达天官赐福、财神送财的良好期盼(图2-7)。

除了对于财富的追求,人们对于官爵地位的追求向往也是一种吉祥价值观念在物质层面的反映。在古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普通民众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由于森严的等级制度的限制,普通人很难逾越阶层的界限,很难摆脱不利的经济地位。处于封建政治制度下的官僚不但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更拥有稳定而相对丰厚的俸禄,因此,“官爵”成为古代很多人全力追逐的目标。在《说文解字》中有对“官”的解释:“事君也。”即为君王服务之人。在古代,君主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各级官员就是拥有一定的权力辅助君主管理国家的人。“权力”在古代被解释为物体分量的轻重:“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上》),君主决定着天下物质财富的分配法则,作为服务于君主的官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就拥有了一定的物质财富、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及分配的权力。因此,“官”及其所拥有的权力就成为民众希冀的目标,从而也成为一种具有吉祥内涵的价值观念。而且,古代有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一旦一个人的地位上升拥有了权力,与其相关联的人的境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通常的手段在科举制度盛行时代便是读书,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读书意味着有机会获取功名为官,而一旦做官,人生的轨迹将发生彻底改变,将进入前文所述的权力体系。难怪古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人们通过合法的方式和程序进入官僚的序列是获取物质财富和相应社会地位的出路与通道,因此,福的吉祥观念对“官”和与官位相关的人或事的表达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图2-7 福文化主题年画

在中国以“官”为主题表现吉祥和福的内容有很多,例如:表达世代为官的“冠带流传”图,五位童子分别手托冠帽、手举玉带、手拉盛石榴的木船玩具、手捧鲤鱼。冠、玉带都是古代高官的服饰。“冠”的谐音“官”,“船”与“传”、“榴”与“流”、“带”与“代”同音。旧时冠、带流传寓意代代为官之意,因此这一图画具有显著的吉祥之意。

民间祝福吉祥的“大富贵亦寿考”(也做富贵寿考)也包含有对为官者的羡慕。“富贵寿考”出自唐代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官至中书令、太尉,被唐德宗奉为“尚父”,声名显赫、大富大贵。《新唐书·郭子仪传》:“(郭子仪)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数十,不能尽识,至安,但颔之而已。富贵寿考,哀荣终始,人臣之道无缺焉。”郭子仪官居高位,一生富贵,诸孙数十人,八子七婿皆朝中为官,其本人则尽享荣华富贵,直至八十五岁高龄安然离世,官位、名节、长寿、财富、人间五福集于一身,令世人非常羡慕。圣德所致、节高名完,历代名臣所罕有。因此人们都将郭子仪奉为五福齐全的楷模和吉祥富贵的象征。《太平广记》卷十九“神仙十九”引《神仙感遇传》记载:传说郭子仪在回银州的途中,七夕夜,忽见一片红光,一辆华丽的车子从空中缓缓降落,车中锦绣帷帐中一名美丽女子向下俯瞰。郭子仪猜想是天上织女下凡,立即拜祝祈福。织女见郭子仪有求,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说罢缓缓升空远去。由此“富贵寿考”便成为一种吉祥祝福在民间流传开来,七夕夜洒扫庭院、供设酒果,祭拜织女,可以乞福乞寿、乞子乞巧的说法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间风俗。不少画家都有以此为题材的画作(图2-8),杨柳青在民间也有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图2-9)。在民间,还用其他素材表现这一题材,如用牡丹表示富贵,寿石、松树、桃花等表示长寿,福寿齐全(图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