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和措施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最早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按照《意见》要求,文化部组织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评审工作。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其中传统美术51项,传统技艺89项。随后,国务院分别于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第二批(510项,其中传统美术45项,传统技艺97项)、第三批(191项,其中传统美术13项,传统技艺26项)、第四批(153项,其中传统美术13项,传统技艺2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了国家级非遗名录,还陆续建立了省级、市级、县级名录。与四级非遗名录相匹配的,是四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传习补助制度、非遗普查制度以及针对濒危项目开展的抢救性记录工程。截至2018年,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5550项省区市级代表性项目,超过五分之一为传统工艺类项目。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了5批共3068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认定了14928名省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9]。四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使得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还步入了法制轨道,自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6个地区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使非遗保护成为一种制度化、常态化,保护工作形成有法可依、依法保护的态势”;中央财政年均投入近10亿元用于非遗保护,各省市也有数量不等的财政投入,并且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10]。
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重要经验,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11]。201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精神,文化部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经过专家初评、逐项实地考察、评审委员会审议、公示等程序,文化部于2011年10月31日命名公布了包括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河村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土家族织锦技艺)、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呀啰耶侗锦织艺发展有限公司(侗锦织造技艺)、青海省黄南州热贡画院(热贡艺术)、青海省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土族盘绣)、青海省海湖藏毯有限公司(加牙藏族织毯技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内的41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2]。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体现了整体性保护理念,在国际非遗保护领域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意义。“自2007年起,在非遗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设立了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布17个省区市,其中11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对非遗及其孕育发展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促进区域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自2008年设立以来,经过近10年的努力建设,热贡地区的文化生态得到了明显修复,生态区内呈现了良好文化氛围”[13]。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了非遗存续的环境和氛围,最大限度地使非遗地域化、生活化,融入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民众创造的文化由民众自己分享。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来看,区域性的非遗保护有助于激活和整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形成全域旅游的条件和氛围。
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人和社会实践。因此,除了保护遗存、保护环境,还需要保护实践,扩大传承人群,提升传承人群的传承水平和文化创造力。2015年以来,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教育部发起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简称研培计划),发动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在内的80余所高校的力量,截至2018年4月,累计培训传统工艺类非遗传承人群近1.8万人次,加上各省市开展的本地区研培,全国参与人数达到5.6万人次。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参与研培计划,研培院校增至100所[14]。与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不同,研培计划将受惠人群扩展到范围更广的传承人群(不限于四级代表性传承人,也包括普通的从业者),特别是针对年轻一代传承人展开培训。目前公布的五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寥寥无几。而在参与研培计划的传承人中,“70后”“80后”“90后”群体(“新生代传承人”)占了绝大部分。此外,与代表性传承人获得传习补助资金不同,参与研培计划的学员获得的是学习、提升、推广与合作的机会。
研培计划将能力建设放在首位,结合不同高校的专业特色,针对不同的传统工艺项目、不同发展阶段的传承人群展开有针对性的帮扶,包括高级研修和普及培训两个层次。此外还设置了一系列研习课题,委托高校或企业联合传统工艺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或针对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展科研攻关。20世纪50年代,在恢复发展传统手工业的过程中最值得推崇的经验,是设立专门的学校为工艺美术行业培养人才、为产区提供设计和研发服务;在各地、各产区设立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基础的材料、工艺、图案,研发新技术、新产品。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艺美术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解体,工艺美术院校的合并、撤销,传统工艺行业与教学科研机构之间形成的历史联系有削弱的趋势。就此而言,研培计划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形势下,重新建立起教学科研机构与传统工艺行业的关联。这种联系的形成,不仅有助于扩大传承人群、提升传承水平、振兴传统工艺,而且也有助于高校将传统文化、传统工艺引入或重新引入专业教学,承担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研修班、培训班集中学习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学员们回家制作作品,然后再返校参加结业展览。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工艺门类的学员相互交流行业经验,同时也与院校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事实上,参与研培计划的高校,多数并不局限于培训,而是通过培训与非遗传承人群和传统工艺产区建立起长期的联系,甚至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文化和旅游部提供了一部分回访经费,供高校师生到非遗项目所在地回访学员,考察调研,深入交流。不少研培高校通过各种方式自主募集项目资金或赞助,用于和非遗社区互动,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
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公布后,文化和旅游部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和企业到传统工艺产区设立工作站。传统工艺工作站发挥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年的工艺美术研究所,但具有更为灵活的形式,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事实上,参与研培计划的100余所高校,都为加强传承人群的能力建设、振兴传统工艺贡献了最优质的教育和科研资源。例如,在文化和旅游部支持下,清华大学获批成立了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并成为哈密和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的驻站单位,由此更为密切地参与到“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之中。
经过三年多的摸索,研培计划的成效已初步显现。在成都国际非遗节、济南非遗博览会、北京国际设计周、上海手造博览会等展会上,研培院校和传统工艺工作站成为策展主体,以新生代传承人为主的研培学员成为参展主体。研培计划注重启发学员深挖传统工艺的历史文化内涵,深研材料、工艺和地域特色,“用”字引领,提倡传统工艺回归日常生活,孵化出一大批优秀的结业作品。
这些作品克服了之前的美术化和脱离生活的倾向,将传统工艺引向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符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新时代非遗保护理念[15]。不少年轻学员进步很快,培训结束不到一年就评上了代表性传承人,作品被博物馆收藏,在专业展览、技能竞赛中获奖,还有的年轻学员被评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参政议政,为传统工艺行业发声。
众多研培院校,针对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进行整建制培训,一个班培养20多名青年骨干,这些年轻人视野开阔、勤奋努力,很快就成为行业、地区的带头人。还有的院校,如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将代表性传承人聘为教师,将职业技术培训与非遗传承结合到一起,并在苏州镇湖、光福及贵州黔东南地区深入开展田野教学工作,将学院发展与行业发展、地区发展以及扶贫攻坚工作紧密联系到一起,形成了值得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研培计划除了将高校与非遗社区联系到一起,而且建立起高校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和非遗保护机构的联系。在研培计划实施前,纳入文化部体系、具有非遗保护单位性质的教学科研单位,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主,也包括个别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非遗研究所的高校。实施研培计划后,百余所高校不同程度地承担起非遗保护的功能。高校除了有校内资源,还能联络有志于保护非遗的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这些社会资源通过高校进入研培计划,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得以参与到中国的非遗保护事业中来。
此外,振兴中国传统工艺,需要将传统工艺企业、作坊,与建筑、家居、服装、旅游、青少年教育等大的产业对接,这时候就需要出现专业化的中介,例如,懂传统工艺的策展人、评论家、经纪人、设计师等。这些专业化的人才,恰好是高校可以培养的。事实上,已经有不少高校在培训传承人的同时,开始鼓励自己的学生进入非遗保护、传统工艺研究、策展和经营领域。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与苏州工艺美院手工艺术学院联合策划,于2016年发起创办了年度性的传统工艺青年论坛,迄今已举办三届,旨在通过平台搭建、学术交流,培养振兴传统工艺的三类人才:优秀的新生代非遗传承人;懂传统工艺的青年设计师;传统工艺的青年策划、批评和经营人才。
研培计划看似只是简单的成人培训,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助于振兴传统工艺的连锁反应。从宏观的历史来看,从20世纪50到80年代(除了“文革”时期),艺术、设计院校一直与传统工艺行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客观上为行业发展所需要。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这种联系一度削弱和中断,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浪潮中,研培计划为重新建立这种联系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站在十八大以来的国家文化战略高度上审视这一问题,会发现高校原本就承担着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这正是各大高校积极参与研培计划的内在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