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栖古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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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两岸人家依绿波,中间一道是官河。

月明桥外吴歌起,欸乃声中客梦多。

这是古人吟咏塘栖的诗句,它形象地道出了塘栖江南水镇的风貌。

塘栖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杭州城东北,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南部,北与湖州市德清县接壤,东南距余杭区府驻地临平15千米,南距杭州市区20千米,水路四通八达,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是杭、嘉、湖、苏、沪航运要津,是古代从中原进出杭州城最重要的水上门户。

塘栖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史载:北宋时塘栖已有村落市集,称为下塘,官府设有下塘寨、下塘巡检所等机构。

但元代以前,位于杭州城东北面的塘栖一带僻处下塘腹里,境域内河网密布,陆路通行道路曲折,而水路又因河道宽窄不等,每遇枯水季节,常会局部淤积断流,一时间难以行舟。所以,在所见历代学人考证文章中,都认为南宋以前往来杭州的商旅、官舫均不走塘栖下塘水道,而宁愿劳工费力,拔船越坝走上塘运河。究其原因,主要是古代塘栖所处的杭嘉湖地区是天目万山之水下泄肆流以及江潮海水推挤形成的冲积平原,地势低洼。今天那些纵横交错的河网水道,溪河处处、湖漾星罗的水乡湿地,正是大自然的神工杰作,是自古形成的天然地貌。那些地势低洼的原生态河港,河床宽窄不等,蜿蜒流淌的河道两岸没有堤塘遮护。河湖荡漾,野水肆流。岁月悠悠,天荒地老。

其实,杭嘉湖平原是中国古代的商品粮基地。从六朝开始便是历代皇家和军队用粮的主要来源地,统治者都要依靠运河漕运运送钱粮财赋,所以开发很早。史载:春秋战国时(公元前3世纪),因长江—钱塘江之间地势低平,河湖密集,已经出现沟通江湖的运河。后经历代开凿、疏浚,形成了江南运河的雏形。江南运河(一称江南河、浙西运河)是后世京杭大运河的南段。该河北起江苏镇江,绕太湖东岸至江苏苏州,又往西南至浙江杭州。江南运河还要归功于隋炀帝,他于隋大业六年(610)下旨重新疏凿和拓宽长江以南运河古道,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江南运河。江南运河的疏浚,是典型的人和自然的结合,是人类智慧创造的结晶。古人充分利用天然形成的自然水系,在一些节点上,在关键位置上,挖凿疏通河道,让一段段、一片片自然形成、互不沟通的河湖荡漾贯通一气,从而形成一张水道大网,成为了可供航运的运河水系。这也正是江南运河独一无二之处,它和北方完全由人工在平原上开凿的运河不一样,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道河网形成了江南独有的自然风貌和文化景观。

杭州城东面的上塘河,又名上塘运河,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最早由秦始皇开凿,称作陵水道,俗称秦河。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南巡会稽,自丹阳经临平到钱塘,走的就是这条水路。隋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又对它进行了拓宽和疏浚。初为江南运河南端,经柳浦通浙江。(按:柳浦在今杭州市凤凰山下,钱塘江滨,古为浙江南北交通要津。)到了唐代上塘河又称为夹塘河,由于与下塘运河水位落差有二米多,为解决上塘运河与下塘运河之间河水落差的问题,唐贞观五年(631),在海宁州长安市修筑长安坝。开始时是以人力拉动船只翻坝,名曰“盘船”,后来又以畜力(牛)替代人力。把船只徐徐牵引上下,移入上塘河或送入下塘河,从此以后,南北往来的行旅商贾、官舫航船大都经由上塘运河往来杭州。到了宋代此河又改称浙西运河,从杭州往东北走上塘,经临平,到长安,越坝入至崇德的运河。根据以上史籍记载,在张士诚疏浚新运河塘栖镇西伍林港至江涨桥段以前,上塘河一直是大运河进入杭州城的主要通道。

江南运河从苏南进入浙江,分成东、中、西三线。东线是古运河线,从江苏平望经嘉兴、石门、崇福、塘栖、伍林头到杭州,其中崇福、塘栖至杭州这一段因地势低洼,史称“下塘河”。东线运河还有一条支线,从崇福分流经长安、许村、临平、半山,至杭城艮山门汇入运河。因此河位于下塘河的东南方,流域又地势较高,史称“上塘河”。运河中线是从平望,经浙江南浔、乌镇、练市、新市、塘栖、伍林头至杭州;西线则从江苏震泽入浙,途经南浔、东迁、湖州、菱湖、德清、伍林头至杭州。这三条运河东中二线均道经塘栖镇中,而西线经过的伍林头距离塘栖也不足3千米,故这三条河与塘栖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下塘运河古已有之,今天塘栖区域内,以京杭大运河为干流的多条运河是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溪河基础上,经过历代人民艰苦疏浚整治而形成的运河故道。多部古籍志书中的记载,证明了这条东西向的下塘运河不仅自古存在,而且与上塘河一样历史悠久。

首先,在古人的诗文中就有这段运河的记录。南宋诗僧释永颐《云泉诗集》有“唐栖寺前”诗:“塘栖寺前溪水流,客帆往来旧杭州。津亭树老无人见,得见几回僧白头。”这首诗可证明塘栖这条东西向的运河水道,在南宋以前即已是客人商旅往来杭州的重要水上通道。

其次,是在历代方志中有“下塘河”的确切记录。

北宋《历代名臣奏议》·水利·载有,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阁上言曰:“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溢之后,潮汛往来,率无宁岁……”。“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之。”“政和”是北宋徽宗的年号(1111—1117)。文中“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一句,说明了宋代以前,当时的上塘河、下塘河都是漕运的重要通道。文中二处提及“下塘、下塘田庐”。可知,对应于从皋亭坝,经由临平至长安坝的上塘运河,此条古运河就是从杭州北新关经塘栖至大麻、崇德的下塘运河。

南宋《淳祐临安志》卷十中更有下塘河的确切记载,此文将流经上塘的那条水路称作“大运河、运河”,对过北新桥入安吉州(湖州古称)的那条水路则指明为“下塘河”。同是南宋的《咸淳临安志》卷之三十五有:“新开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润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行都”的记载。文中将下塘河、城外运河称为“新开运河”。

以上是南宋年间两部志书上关于“下塘水道”的记录。据此,可以证实早在元末张士诚开掘疏浚北新桥至伍林头这段下塘运河干流前一百多年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新开运河的提法。

明万历间嘉兴人岳元声的《图书编》有: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落巨区(太湖);一由余杭而入于栖溪(塘栖),至镇复而为两,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至嘉兴而东入于海。

还有明万历间陈善《水利志》:仁和之水,其河渠之大者有三,曰“上塘”,曰“下塘”,曰“宦塘”。上塘自艮山门迄长安坝,下塘自北关迄大麻村,宦塘自高桥迄奉口,洪流巨浸,分为支河无算。

清光绪王同《唐栖志》卷二还有一篇《唐栖漕运河考》,又有《附下塘考》中都有对下塘运河的详细描述。“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狭甚,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巨河。”据此可确知,元代张士诚开浚的运河就是塘栖镇西伍林港,即今天的伍林头至杭州北新桥河段,并未涉及伍林港至塘栖镇上的河道。故从伍林港东西向流经塘栖镇至麻溪(大麻)、语溪(崇福)的运河乃是“旧河”,并非张士诚所开掘的新河。从“旧河”一词中也反映出了下塘河塘栖至桐乡段古已存在的历史信息。

众多的史料证明了塘栖这条东西向河道自古即已存在及下塘运河历史的悠久。据此我们可确认,最晚在北宋一朝,塘栖往东经五杭、博陆、大麻至崇德的下塘运河;以及往新市、练市、东迁、南浔的运河已经存在。而且是湖州东南治域,及苏南地区水路前往杭州的重要通道。

下塘运河南宋淳祐年间因大旱曾经治理过,到了至正十九年(1359),据有浙西的张士诚,为运送军粮财赋,当时尚称诚王、后来改称吴王的张士诚役使20万军民,历时九年,疏浚了杭州北新桥至伍林港口三十余里的运河航道,将原来阔窄不等的河流,统一开掘成了阔达二十余丈的大河,亦称新开运河。此项工程彻底解决了下塘运河在枯水季节会有航道断流的情况,从此以后,塘栖水脉贯通,南北往来之舟船行旅,官舫漕船舍弃上塘河,取道更加便捷的塘栖下塘水道往来苏杭间。也自此时开始,上塘河完成了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主航道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京杭大运河的支流。而塘栖则居民聚集、商业繁盛,人家沿塘而栖。光绪《唐栖志》记载:“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唐栖官道所由,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水陆辐辏,商家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塘栖一时间成为生意兴隆、名流荟萃、高贤栖托之地。可谓名噪一时,在众多同为“小桥流水、人家枕河”的水乡市镇中胜出。

而塘栖地名之起源,在南宋谈钥的《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寺院·德清县条下载有:“大善寺在县南二十七里唐栖村,梁大同二年(536)水部员外郎沈著舍宅为寺,号永明,唐贞观(627—649)中改为大明寺,本朝治平二年改赐今额。”嘉泰是南宋第四位皇帝宁宗赵扩(1194—1224)的第二个年号,共计4年。嘉泰元年是公元1201年。以上《吴兴志》所载文字的重要性在于,它告诉今天的我们,远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塘栖即已有先人栖居,水部员外郎沈著笃信佛教,竟将自家住宅奉献给寺院,成为后世栖水名刹大善寺。但当时塘栖的建制规模仅为隶属于湖州府德清县的一个行政村。

到了北宋年间,官府在塘栖设有“下塘”治安管理机构。苏东坡杭州被召还,曾写有《木兰花令·次马中玉韵》:“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亦可为证。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淳安何熹之的《福臻吉祥禅院记》一文则有“超山之阴,栖水之阳,盖福臻寺,为今之吉祥院,在青林村”的记述。这是至今所见与塘栖有关的史籍中,最早称塘栖为“栖水”的记载。

南宋有云泉上人的唐栖寺,更有福王赵与芮在塘栖建造庄园离宫。德祐二年(1276),爱国诗人,民族英雄,一代忠臣文天祥与众官相会于唐栖,登舟赴北与元人谈判。不久后,元军攻至临安,福王与六岁恭帝被俘北迁,芮妃及诸多宫嫔殉难于唐栖离宫。福王庄和洗马池荒草萋萋,而王妃坟、娘娘庙、红粉沟、美人埭之名难于抹去,仍隐存于塘栖人心中。古老的栖水、下塘河已经默默流淌了无数个年头,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何时被人唤作塘栖了。

而前贤文章中似也对塘栖地名多有疑惑,它是出于《德清县志》:“有唐人栖止于此”的记载中?是出于苏东坡“明朝归路下塘西”诗中?是出于霜天下南宋塘栖古寺的梵呗声中?是因宋末吟咏“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的词人、义士唐珏避难栖居于此?还是因为元初居民缘塘而栖?

时间年轮飞转,岁月的脚步匆匆,多少年以后,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的塘栖,终因下塘运河的水脉贯通,舟行之利,成为了风帆梭织,舟车相继,人烟聚集,商业繁盛,名族聚居的富饶之地。

尤其是那条穿越镇中、浩浩荡荡、开放大气、宽达百米以上的京杭大运河,极大地提升了其在江南漕运史上的独特地位,从而有了帝皇的多次巡幸,有了乾隆行宫和御碑,有了“水上官道”的金名片,塘栖终以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水乡格局而蜚声大江南北。

据明代乡贤胡敬元《栖溪风土志》记载:塘栖“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囤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财富之地,即上官亦以名镇目之。闹市所在,店铺林立,百货充盈;就地商市,以枇杷、甘蔗、荸荠、鲜鱼为大宗。”

隆庆年间,徽杭商贾纷纷来此,开典囤米、贸丝开车。富户聚居、众贤毕至。沿河商肆、深院人家、比比墩阜、非桥莫通。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原有的自然经济土崩瓦解,促使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清代至民国,镇内集市贸易尤为兴旺,甬杭绍商、安徽朝奉集聚趋利,朝市、晚市、香市、庙会支撑起镇上商贸,囤米、贸丝,塘栖成为杭州最大的米市、粮仓、商业重镇。其影响远及三吴两浙,甚至安徽、江西、福建,成为江南著名的水路码头。可谓名噪一时,从而名列“江南十大名镇”之首。

明清两朝塘栖隶属仁和县,民国改元隶杭县。1950年后隶属杭县。1958年杭县撤销,转隶于杭州市郊区,称塘栖人民公社塘栖管理区。1959年改隶半山联社,次年又改隶钱塘联社。1961年后先后改余杭县、余杭市、余杭区至今。

塘栖乡野有天目山余脉超山、龟山、马鞍山、独山、獐山、洛山等山川耸峙。有多条河流与平原交织,溪流湖荡星罗密布,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山明水秀的塘栖,名胜古迹众多。旧时曾有栖溪十六景之说,分别为:芳杜菱歌、厂阴渔火、长桥月色、溪口风帆、永明晚钟、清流高阁、塔址芙蓉、北塘夜市、南山翠微、柳堂春晓、超巅远眺、溪河夜泊、翠河秋色、超峰雪霁、西浦斜阳、横潭渔火。明人王百谷在《客越志》中如是记载:“过塘栖,水益阔,桑益多,鱼亦益贱。青田白鹭,小船如瓜,叶叶烟波中……”正是一幅江南鱼米之乡的画图。

当年的塘栖,商贾云集,百货杂陈;小桥流水,伽蓝处处;别墅园亭,文士如鲫;曲巷深宅,高贤栖托。塘栖代有藏书之风,藏书大家辈出。明有吕氏“樾馆”及卓氏“水一方”三世藏书,清有卓天寅“传经堂”、劳格“丹铅精舍”、朱学勤“结一庐”等藏书楼。镇上人文荟萃,文风之盛,名闻三吴两浙,被人誉称为“别墅园亭甲于两邑,文章科第炳耀一方”。后世更有“江南佳丽地”之称谓。

塘栖人历来崇学,早在明万历年间即有先贤在镇上开馆讲学。光绪九年,塘栖开设义塾,俗称蒙童馆,至光绪十六年,又设栖溪讲舍,仁和县令高积勋捐资以助,并立“栖溪讲舍碑”纪念,此碑至今尚存。光绪三十二年,栖溪讲舍改办成栖溪两等小学堂。民国年间,公立私立小学相继创办,小学与私塾并存,由于学子们小学毕业后要继续深造者多需转至杭城,故抗战期间,还曾办过私立行健中学,但时间不长便告停办。1956年,塘栖建成了当时杭县境内唯一的一座完全中学——杭县中学。

据清光绪《唐栖志》选举表记载:明代塘栖共有进士16人、举人41人、五贡14人。清代更有进士23人、举人64人、五贡43人。迟至今日,从塘栖走出去的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高级知识分子已达数百人。不但贯通了塘栖历史文化的脉络,而且续写了物化的塘栖历史文化篇章,给塘栖这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镇注足了灵气,彰显了厚重的文化气场,并成就了水乡名镇之荣耀。

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古镇上多条河道被填,多座古桥被拆,可谓美人迟暮,英雄末路;但古镇的框架依然存在。只是到了上世纪末,挖掘机、推土机终于推倒了虽已颓败衰老,但仍存于世间的数十万方古建筑。古镇数百年繁华积聚的物质财富,镇上的那些古桥,甚至青砖石板,都被拆走、被贱卖,流落异乡,成为他人招徕游客的道具。拆迁之痛,成为里人梦魇。曾经繁盛的塘栖古镇,终成明日黄花,梦中烟云。

历经了千折万磨,被摧残成千疮百孔,但塘栖的根和魂仍在。延至今日,古镇上尚有存世六百岁的“碧天广济长桥”;有表彰浙江先民诚信纳税的“乾隆御碑”;有“郭璞古井”;有“栖溪讲舍碑记”;还有水北明清古街和零散分布于镇区的深弄旧宅。

当年,文徵明、祝枝山等文人联袂走过碧天长桥,水北“吕园”中留下他们的琴声和书迹。

抗倭统帅胡宗宪率南堂戚将军、草堂刘将军经过广济桥,在水北“樾馆”之中留下了“梅林访道”的史迹佳话。

更有康熙、乾隆巡视江南的船队从广济桥下浩荡而过,那甘洌的“郭璞井”水曾让龙颜大悦。年轻的乾隆帝为表彰浙江臣民按时足额缴纳皇粮国税,在塘栖立下御碑,褒扬诚信,彰显后世。

明末清初,又有多少江南士子勾留塘栖。那是“传经堂”的书香让他们忘返留连,是“大空楼”上演的《月亭》《焚香》故事让他们明辨是非善恶,珍惜人间爱情。

在这一系列自然人文的光环下面,塘栖的古桥文化也是举足轻重的一环。在塘栖秀丽的河山之间,古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古桥的水乡塘栖,犹如没有钻石的皇冠;缺失古桥文化的塘栖,更如尚未点睛的腾龙画作。塘栖的这些古桥,不仅蕴含着先贤舍得奉献的精神,更承继着独特的江南地域文化,展现着绚丽的艺术风华,和天地河山组合成了秀美的自然景观。

塘栖是因水而兴的市镇,境内河湖港汊,星罗交织。多水必然多桥,塘栖的先人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古石桥,其中仅镇区范围内就有30多座。这些古桥中最著名的即是如今有幸存世的,建造于明代弘治二年的广济长桥。广济桥造型秀丽,势如长虹,随着大运河流水逝去的岁月,至今仍雄踞于京杭大运河干流之上,成为古镇历史沧桑的真实见证,连同曾经的富庶、繁盛;和着帆声桨声、船夫纤夫的号子声、两岸人家那嘈杂的市廛声;融入了京杭大运河500年的漕运史中。

除了广济桥,塘栖四乡更珍珠般洒落着数十座古石桥,塘南泉漳尚有建于南宋绍熙年间的洪家桥存于世间,这是目前在塘栖周边发现的唯一宋代古桥,已历820余年风雨沧桑。这一座座历经百年、数百年以上岁月轮回的老桥,真实记录着运河水乡塘栖的故人、故园和故事。虽然随着时光流逝,它们已日渐老去,弓腰折背刻满岁月风尘,却依然屹立不倒,似仍在默默诉说着昨日的繁华和逝去的青春。

而当年为建桥修桥历尽艰辛,四方奔走募化的佛徒弟子;那些慷慨解囊,出资建津梁的先贤善信,他们给塘栖留下的无私大爱,和那舍得奉献的人文精神,那些已经遥远的故事,则需要今天的我们给予彰显和传承。

我的少年时光就在塘栖运河边度过,是夜航船的笛声伴着我入眠,是运河之水和这些古桥陪伴着我成长、带给我欢乐。所以,对我来说这些古桥都是故园的珍宝。桥上桥下更有看不完的景致,亲近这些古桥会让我无比的欢乐和喜悦。尤其是在拍摄古桥时,每每看到那桥孔里的风景,常会让人涌起浓浓的乡情和童年的记忆,真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我想每一个曾经在古桥边生活过的游子,都会念念不忘他的梦里水乡和梦中的古桥。

桥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许多古桥之上镌刻有内容丰富,字体优美的桥联。桥面、桥身上那精美的石雕和各式各样的龙门石,更向人们展示着古人充满智慧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造型艺术。这些矗立在故乡一道道风景里的古桥,数十年,甚或数百年,如丰碑,像卷册,始终影响和滋养着当地的人们。

身处不同风景里的这些老桥,虽造型、体量、雕饰会各不相同,许多桥朴实无华,一眼看上去很简陋、很渺小,但它们却维系着一方水土,坚守着建造者赋予它们的使命。而我拍摄、记录、考证这些古桥,道理也很简单,只不过想让它在岁月风霜的洗礼下,在经意与不经意的人为作用下,期望这些至今存于世间的老桥能继续留存下去。也想让那些曾经存世过的桥梁,在许多年以后人们还能找到一个出处,寻到一个地方,后来之人能以怀旧的心境,可以追忆那些逝去的老桥影像。

从前年初秋至今年夏秋,我以光绪《唐栖志》记载为依据,东至博陆、五杭;南至皋亭、黄鹤;西至云会、獐山;北至雷甸、塘北。跑遍了原塘栖地区9个乡镇,以及临平五杭、博陆的河渚乡野,柳汀水岸,寻访遗落在塘栖四乡那些古桥的前世今生。

在拍桥的过程中,面对大量荒圮的老桥,深感有必要用笔把每座古桥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状,以及我的拍摄经历和点滴感悟记录下来。

寻访中发现,如今许多古桥保存状况堪忧,随着城乡日渐推进的开发建设,塘栖的多座古桥已被拆除,甚至被卖掉。如丁山河的两座观音桥、孤林村南墙门的坝子桥、店前埭的众乐桥、朱家角的永庆桥、泉漳街的西塘桥、沾桥北马村的北马桥等。据说这些古桥均是列入市、区文保范围的文物点,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可实践中既无文物标识,也无人过问,任由开发商与工程队拆掉毁掉。

通过一年多时间寻访和实地拍摄,并经近一年时间的查阅资料,整理文稿,记录下了原塘栖范围内如今尚存于世间的古石桥70余座,码成了有关桥的文章70余篇。今将其结集,一是把至今塘栖尚存的这些古桥和古桥文化介绍给朋友们;二是希冀这些粗浅的文字和这些古桥照片,能推动人们自觉地关注这些老桥,并保护这些先人留下的古迹遗存。

谨将此文奉献给那些帮助过我,关心支持我拍摄古桥的父老乡亲,并请热爱家乡的朋友,爱好古迹的同好欣赏。

2012年秋仲记于丘山下长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