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黄河文化的空间划分

文化区指有相似或相同文化特性的地理区域，也是学术界所说的文化地理区。在同一个文化区中，其居民的言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艺术形式、道德观念以及性格、心理、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有着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文化区与行政区在文化特质的区域分类上不属于同一概念。行政区作为行政管理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则为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行政区是人为划分的，而文化区则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区划的概念来替代文化区划，否则是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当然，因为有些行政区划是按照一定的地理环境划分的，再加上历朝行政区划的延续性，久而久之便具有了文化区的性质，例如山东省齐鲁文化区就是典型的代表。同时，文化区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

一、黄河流域的空间划分

（一）黄河的形成与河道变迁

1.黄河的形成

黄河形成时代的相关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依据各自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黄河形成于更新世（距今约240万至1万年）以前；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黄河在早更新世（距今约240万至73万年）就形成了；第三种观点认为黄河于晚更新世（距今10万至1万年）形成。晚更新世是黄河形成的重要阶段，第三种观点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黄河的形成与演化是一个繁复的地质过程，它是由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气候变化和水文等多种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与青藏高原的隆升、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演变皆有密切的联系，它反映出东亚构造地貌和自然环境变迁的重大地质事件。

早在第四纪（距今258万年），黄河干流尚未形成，黄河流域分布着一些独立的湖泊，并且互不相通。新生代以来，由于印度洋板块和亚欧大陆板块碰撞，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于亚欧大陆板块之下，形成了差异性的升降运动。差异运动的强度为自东向西由弱变强，从而导致我国的地势从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演变。自新生代以来，印度板块持续向欧亚板块挤压和碰撞，导致青藏高原的隆升。青藏高原的隆升，带来了明显的环境效应，改变了大气环流的运动模式，阻挡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向亚洲内陆输送，使亚洲内陆沙漠和干旱化以及风尘堆积的出现。中更新世（距今100万至10万年）以来，地壳运动使青藏高原大幅度隆升，这不仅使高原环境骤变，也使青藏高原出现大范围冰川。季节性的冰川融化加大河川径流，因而为黄河的贯通奠定了水动力基础。距今约60万年，黄河切穿李家峡，黄河上游发展到李家峡以上地区。距今约15万年前，黄河从龙羊峡切穿进入共和盆地。末次间冰期气候变暖，使冰川融化加剧，黄河上、中游从各自独立的内流水系逐步相互连通，因而干流水量增加，这些巨大的水量汇集于古三门湖，使得古湖水位升高。至晚更新世，湖水便开始由东部三门峡地垒山地低缓的分水垭口逐渐向东溢流，且不断下切，最终切穿三门峡。黄河干流进入黄淮海平原，最终形成东流入海的黄河水系。

2.黄河河道的变迁

由于黄河流经过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泥沙到达下游，大量泥沙淤积，使河床抬高，容易造成泛滥。再加上人类不合理的开发，造成森林、草原和沟洫系统的破坏，导致黄河决溢改道。黄河决溢的范围北部到海河，南部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千米，大的改道达6次。依据河道的主要流向，黄河下游的河道历史变迁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

从春秋战国至北宋时期。在这一时期黄河以北流为主，流经到河北平原中部再由渤海湾入海。春秋中叶（公元前602年），河道从河南浚县南开始改道向东，又流经山东西北部，入河北境后，沿着今卫河的河道，从北汇合由故道入海。王莽始建新朝三年（公元11年），黄河东决，从今天的山东入海，分支溢流到今鲁西豫东一带，后经过王景治河修筑了由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利津一带）的千里黄河大堤，使黄河和汴河分流，各行河道，此后黄河出现了800年的安澜局面。北宋时期黄河下游河道虽有多次变化，但直到北宋末年黄河仍然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的河线上。

从金元至明嘉靖后期。南宋的建炎二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宋朝的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天河南的滑县西南沙集镇约1.5千米）以西扒开了河堤，使黄河向东流，在今天山东的巨野、嘉祥一带，汇入泗水，夺淮入海。这一次人为的决河致使黄河不再进入河北的平原，这是黄河的第三次重大改道。从这一年到明嘉靖后期长达400年的时间，黄河下游便分成数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到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干流流势逐渐向南摆。元代之后，黄河下游被分成数股在今天黄河以南、贾鲁河颍河以东、大运河以西、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不断地泛滥、决口和改道。为了保护祖陵和漕运的畅通，明朝政府尽可能地将黄河的干流保持在开封、徐州一线上。

从明嘉靖后期开始到清咸丰四年（1854年）。这300年间里，“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黄河由此逐渐演变为单股而后汇淮入海。黄河河道由于长期的固定，导致大量泥沙堆积，因此明代后期黄河下游大部分的河段成为“悬河”。这个时期，河南境内的河道曾出现过一段相对安流的时期，而在山东、苏北境内河段决口次数相对增多。万历年间经潘季驯的治理，徐州以上才最后固定为今日废黄河。嘉庆以后，政治动荡，河政废弛，堤防残破，新的改道灾难的发生已不可避免。

清咸丰五年（1855年）以后河道由山东的利津入海。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的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刚开始的时候分成三股洪水，都由山东寿张县的张秋镇穿运河，汇入到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于是在黄河的下游结束了700多年来夺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了由渤海湾入海的局面。在此后的20年间，洪水开始在山东的西南地区到处漫流，直到1876年将全线河堤完成，黄河下游河道趋于稳定。

（二）黄河上中下游的划分

黄河，蜿蜒九曲，浩荡东流，从而体现了其所经西高东低的地形大势和山脉高原盆地丘陵错落其间的变换。显然，黄河流域的地形地貌，正蕴含在黄河东流去这一亘古的事实之中。

1.黄河上游

黄河上游，首先在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与阿尼玛卿山（积石山）之间直下东南，至若尔盖附近，为岷山西麓所阻而折返西北，绕西倾山拐了一个半径100余千米的大弧后，东下黄土高原西南的兰州一带。这整个地区大部分属青藏高原，地貌以高山峡谷、冰川冻土为主。其边缘与黄土高原交接之处，地层皱褶，山体错综，壑岭如织，唯黄河及其支流洮河、湟水等谷地稍稍平缓开阔。这里西有祁连东脉，南有昆仑与秦岭余脉汇聚处的一系列山地，东北为相对低矮的黄土高原。自西南至东北，平均海拔从大致4000余米逐渐降至1000余米。黄河因此而向东北继续流去。

2.黄河中游

自兰州起，黄河在祁连余脉与六盘山之间向东北迂回至青铜峡后，又在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间蜿蜒北上，抵阴山南麓折而向东，直至晋冀山地受阻，又沿吕梁山西麓逶迤南下，到风陵渡一带，受秦岭北坡的拦截再转向东方，流经秦岭北麓与太行南部中条山之间的山地，进入平均海拔不到200米的华北大平原。这样，黄河上中游的形象在地图上便呈现为一个巨大的“几”字。该地区兼跨我国第二台阶上的阿拉善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和山西高原。地势大致由西向东倾斜，在太行东麓跌至我国的第三台阶。地貌则以长时期演变而成的连绵荒漠、浑厚的黄土堆积和雄伟的山地为主，尤其以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堆积起来的黄土地为显著的特征。除西北一隅和海拔1000～2000米的石质峰脊，这里真可以说是黄土的世界。总面积约为30万平方千米，黄土的平均厚度30～60米，最厚处可达200米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黄土区。由于黄土本身易受雨水冲刷、河流切割的性状，不仅决定了黄河中游大部分地区沟深崖陡，塬、梁、峁错杂变换的独特地貌，赋予了黄河及众多支流浑黄多沙的特殊性格，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黄河下游的自然状貌。

此外，在黄河中游的一系列高原与山地间，新生代的地层断陷又导致了不少较宽的条状谷地。其中黄河流经的银川地堑和河套一带的黄河地堑，渭河流经的渭河地堑和汾河流经的晋中断陷盆地等，都在流水与黄土的复杂作用下，形成了小型的冲积平原和明显的阶地。

从豫西山地流出孟津后，黄河随华北平原轻微起伏的地势缓缓向东，至武陟一带遂朝东北方向绕过连绵的山东丘陵，流入了渤海，历史上黄河也曾向东南绕过山东丘陵，夺淮而流入黄海。因此，黄河下游的地形地貌，大体由西而东，从平原过渡为丘陵再没入大海。华北平原从渺远的古生代开始由海变陆，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和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以来，这里在大幅度凹陷沉降的同时，积累了厚数百至数千米的河湖沉积，其间夹以薄层的沉积物。而其坦荡的地表，则与黄、淮、海河所搬运冲积的大量泥沙密切相关。特别是黄河，从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整个黄河冲积扇，西以孟津附近的宁嘴峡口为顶部，向东延伸至鲁西山前洼地，其南北两翼却在海河和淮河间伸缩不定，从而轮番改造了这里的原有水系和地貌。

山东丘陵包括了鲁中南和胶东丘陵两大部分。除去泰山等少量海拔在1000余米左右的高峰外，其余大多都在300～600米以下。偏西的鲁中南丘陵，因为有许多暴流性辐射状河流的切割而显得支离破碎。淮河、沭河以东为山东半岛，其东端的胶东丘陵多为矮山，经长期风化剥蚀而成连绵的波状；在鲁中南丘陵和胶东丘陵之间的胶莱平原，便成为一个剥蚀冲积而成的小型平原。

3.黄河下游

黄河下游面朝渤海和黄海，是条漫长的海岸，有着广阔的海域。经过悠久的自然变迁，山东半岛海岸线曲折，三面临海，港湾众多。有峻峭的花岗岩海蚀的岬角，也拥有较大的沙嘴、沙坝和典型的陆连岛。山东半岛以南以北，皆为平原海岸，海陆间皆为泥沙，几无坡度，海岸线极不稳定，有宽几千米至十几千米不等的潮间带浅滩。在它的南苏北一带沿海，属于粉沙淤泥质平原海岸。在北黄河入渤海的地方，是三角洲平原海岸。现代黄河年均挟带的10多亿吨泥沙中，除4亿～5亿吨留在华北平原外，大多被挟而入海，其余造陆。故自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在渤海湾西部入海以来，历时虽不到140年，其三角洲的面积却已达5000多平方千米，每年以2～3千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由上可见，黄河所经地区的地形地貌，总的表现为由西向东，巨大高原和广袤平原、雄伟山脉与低矮丘陵的强烈对比。而这种状态对各气候要素的影响，反过来又导致了这里从冰川冻土、荒漠戈壁过渡为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和坦坦荡荡的冲积平原，间之以风雨蚀积下的山地丘陵、河谷盆地的地表形态。显然，对整个黄河所经地区的地貌来说，地壳运动决定了其大轮廓。而此种大轮廓影响到气候状况，再作用于地表物质，则又决定着具体的面貌，构成了这里自然区域划分的重要依据；使大河上下在复杂的地质构造，地形与气候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丰富的金属矿藏、煤、石油、天然气层带以及地热、水力、风、光能、潮汐等多种多样的资源。而作为最显著的特征，黄河上中游积累的深厚黄土和不断被流水运送到下游的广泛次生黄土，更为黄河人长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黄河文化区的空间划分

随着黄河文化逐渐地发展、扩散并融合，一些古老的区域文化慢慢衰落或消失了，然而一些新的文化区却这样出现了。例如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上中下游分别有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这三个文化区；到了秦汉时期，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关东文化区和关中文化区，其中关东文化区又可以细分为三晋文化区和齐鲁文化区；明清时期，当秦文化等处于急剧衰落的时候，天津文化却迅速发展起来了。此外，文化区的文化特质也存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地淘汰旧的因素，进行更新改造，自我组织，自我完善，形成和造就与传统文化区域性质和面貌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区的分类和特征的时候，既要考虑传统的文化区域特征，也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新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变化。

基于上述认识，在黄河文化这个大整体中，可以根据流域内局部的和地区的多样性，将其划分为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三个核文化区和巴蜀文化、三晋文化、河湟文化三个亚文化区（或称作次文化区）。

（一）三秦文化区

三秦文化区又称为秦陇文化区、关中文化区，简称为秦文化区，地处渭河流域和黄土高原，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历史也极为悠久。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人”头盖骨化石，距今已有六十五万至八十万年的历史。至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生活于这里的半坡先民已经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文化。传说中的黄帝族则发祥于陕北，与黄帝族共同构成华夏族主干的炎帝族也曾长期活动在陕西关中西部，这些都表明三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着不解之缘。虞夏之际，周族开始在今天的陕、甘泾渭流域开始活动；后来的古公亶父在周原又开始创建西周文明。自西周起，这里先后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特别是西安更是获得了“千年古都”的美称。

该地区文化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西周时这里就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周室东迁后，其文化重心的地位也随之东移，且由于长期与戎狄杂居，故这一时期不仅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而且缺乏自己的文化思想传统，为文化落伍之邦；直至战国秦孝公时，中原华夏诸国仍以“夷狄遇之”；秦孝公以后的秦国，主要受到了三晋文化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法家思想，成为孝公至秦始皇时代秦国得以迅速发达兴旺以至于富强无比的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吕氏春秋》一书在秦国的问世，不仅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成为战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总结。由于此时的秦文化与三晋文化相同，故有学者在划分这一时期的文化区时，将其合称为秦晋文化。秦代是秦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林剑鸣先生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一文中认为，秦文化“外倾”的特点较为明显，如秦国经济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以及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宗法观念淡薄等，皆与其“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有关。追求“多”和“大”成为秦国人的时尚和审美的重要标准，也成为秦文化的重要特征。

汉唐时期，以长安文化为主体的三秦文化达到了鼎盛，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三秦文化在安史之乱以后急剧衰退。唐都长安城从昔日的宏伟壮丽、繁花似锦变得“日渐衰耗”。至南宋以后，三秦文化更是一落千丈，几无人才可言，其登科进士在南宋一朝竟至空白，元代也仅14人，只及浙江的五分之一；明清时仍然如此，有名者屈指可数。鉴于此，明代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在其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中深有感叹地说道：“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

（二）中州文化区

中州文化就是狭义上的中原文化，其地域范围大抵为今天的河南省。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州文化具有悠久和丰富多彩的特点。

1.远古时代

早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左右，“南召人”就生活在这里。到了新石器时代，这里逐渐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发展系列。裴李岗文化距今约有8000多年的历史，其时已经进入耕作农业阶段；而到了龙山文化阶段，开始出现了文字、城堡和青铜器，这就标志文明时代到来了。

2.夏商周时期

在奴隶制社会，夏部落在今天的豫西河洛地区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夏王朝。传说中的夏禹就是在这里诞生。此后的商族又崛起于今日的商丘，商建立后虽然多次迁都，但基本上都是今日的河南省境内，如亳都（今河南偃师）、敖都（今河南郑州）、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周的统治者虽然定都镐京，但洛阳是作为陪都的。东周迁都到洛邑，这里便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3.秦和西汉时期

这里的文化，东不及齐鲁，西不及关中。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东汉时期洛阳地区的文化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州文化的发展虽然比较缓慢，但在当时仍是黄河流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如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因此南人陈庆之在出使北魏回来后对人说：“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4.隋唐五代时期

中州文化的地位仅次于关中，其时这里人才辈出，哲学家有姚崇、刘禹锡；著名的诗人有杜审言、上官仪、宋之问、沈佺期、岑参、崔颢、元稹、元结、杜甫、李贺、李商隐等；散文有韩愈；史学家有吴竞、李延寿、司马贞；书画家有被后人誉为“画圣”的吴道子以及孙过庭、褚遂良、郑虔等；佛教有玄奘、高僧智、神秀；道教学者有司马承祯、成玄英；科学家有一行和尚、刘佑、尚献甫、甄立言、甄权、李虔纵、张文仲、孟诜等人。此外，唐代龙门石窟及这里的印刷、陶瓷等也都称雄于海内。至五代时，中州文化的发展虽然因军阀长期混战等原因的影响而呈现出停滞和下降的趋势，但其成就和地位在黄河文化中无疑位置第一，再次超过了三秦文化。

5.北宋时期

中州文化不仅领先了三秦文化和齐鲁文化，而且在全国也成为首屈一指。作为首都的开封是全国文化中心，是百嘉所毓、人文精华荟萃的地方，无论是文化活动、文化设施，还是文化素质、文化品位，都是一流的，都代表着宋代文化发展的繁荣和高度。另外，该地洛阳、许州（今河南洛阳）、郑州等地也都是文化发达之地。但中州文化随之也由于靖康之难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6.元代以后

其文化不仅远远落后于长江文化中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而且其在黄河文化中的首要地位也由齐鲁文化取而代之。

（三）齐鲁文化区

齐鲁文化区大致包括今日的山东省。

1.远古时期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这个文化区的文化发轫较早，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成为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夷族生活于这一地区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这一地区发源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也曾经一度处于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其中，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艺术和大汶口的陶器符号，对夏、商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东夷文化已发展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从神话传说来看，最早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太昊氏、少昊氏、蚩尤和炎黄族共同创造了最早的黄河文明。此外，如“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作井”“蚩尤作兵”“皋陶作刑”等，都反映了东夷族对中华文化和黄河文化发展的贡献。

2.夏商周时期

进入奴隶社会后，东夷文化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夏、商、周文化，两者的渐次融合最后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西周初年齐、鲁两国的建立，使东夷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迅速结合起来，并在东夷奴隶制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齐鲁文化。但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并未完全统一，它可分为齐文化和鲁文化两部分。

3.春秋战国时期

齐文化和鲁文化出现了一体化的端倪，由其构成的齐鲁文化圈，成为东周时期七大文化圈之一，并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孔子、孟子、荀子、管仲、晏婴、孙武、孙膑等，儒学及以《孙子兵法》等为代表的兵学便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4.秦汉至宋朝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齐鲁文化在全国继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无论是文化发展水平，还是文化影响力，齐鲁地区都堪称是秦王朝的文化重心区。进入西汉时期，齐鲁地区仍旧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据统计，西汉五经博士、私家教授、列传士人的籍贯分布与各地区所出书籍，以东方的豫、兖、青、徐四州比重最大，而其中又以齐鲁一带出人、出书为最盛。当时的齐鲁地区，不仅文化昌盛，人才众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其影响力也是十分深远，经久不衰。这里除在早期盛行黄老之学外，儒学更是从这里传至全国各地，成为封建文化的主体。雅乐也是以鲁地为其发源地。其时的齐鲁文化已与汉文化彻底统一，影响与传播在当时最为广泛。汉武帝在“齐学家”董仲舒的建议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东汉，齐鲁地区的文化地位便开始下降，已经落后于中州文化。这种情况至宋代犹然。刘敞说：“齐鲁虽皆称贵文学、尚礼义之国”，然自“五代之乱，儒术废绝。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养老长幼，亡兵革之忧，庶且富矣。然未有能兴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齐、鲁之间，弦诵阙然，况其外乎？”。再之后，齐鲁文化的地位更加一落千丈，不再有往时的盛气。明人章潢有言道：“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不过让山东人略微欣慰的是，这个时期的齐鲁文化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还是最高的。

（四）巴蜀文化区

巴蜀文化区在四川省、重庆市境内。

1.远古时期至秦朝

从文化源头上讲，巴文化和蜀文化分野显著，《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在犀牛西”，巴人的图腾是蛇。因地处楚地西侧，巴人受楚国影响巨大，巫鬼文化极为盛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人，“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华阳国志》说巴人“俗好鬼巫”。这些信鬼求巫的习俗就成为创立道教的肥沃土壤。后来，与巫鬼文化有着莫大关系的中国道教从蜀地的青城山诞生，成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巴人民风彪悍，战斗勇敢，闻名中原，让人闻之胆寒。古蜀人的先祖为蜀山氏，最初活动在川西岷山一带，三皇五帝之一，蜀人大禹，就诞生、成长在位于岷山山腰的北川地区。以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蜀文化，更进一步地解密了蜀文化的历史脉络，以实物确证了史书中历经五代“蜀王”的古蜀国的存在，展现了古蜀文化的灿烂辉煌。秦在统一中国之前，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便已有往来。

2.秦统一之后

秦统一中国之后，巴蜀之地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潮，巴蜀地区的汉民族得以形成。而除了汉民族之外，盆地四周的高山、高原地区还有许多个少数民族，包括盆地西侧蜀地的藏族、羌族、彝族，盆地东侧巴地的土家族、苗族、布依族等。例如，闻名中外的僰人，就是苗族的一支，僰人悬棺，是原属于巴国的琪县、兴文的丧葬方式。

秦在统一中国之后，蜀地便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粮食的主要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而四川盆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形，更是使天府之国这个大仓库里储备的不仅仅是可见的物质，还包括政权的迂守转圜和各类人才的蓄势待发。

无论是汉中王刘邦，还是汉室宗亲刘备，都曾把经营四川作为创业立国的根基。天府之国，虽从来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却是中国政治舞台的发动机。与之相应的还有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和晚期“黄巢起义”，唐玄宗和唐信宗都把四川成都选列为避乱之地，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南一隅成为抗战大后方，为对日作战输送了350万兵源，占到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更在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上缴稻谷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川这个抗战大后方的支援，抗战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概而言之，巴蜀文化是兼容了移民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在四川盆地内生长，为盆地内外的文化所滋养的独特地域文化。

（五）三晋文化区

三晋文化简称为晋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山西省，东以太行为屏，西以大河为襟，南障群峦，北蔽大漠。因此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出了独特的三晋文化。

1.远古时期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三晋文化萌芽于旧石器时代，著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万年的历史。西周初年，唐叔虞在此地受封，成为晋国的始祖。

2.春秋战国时期

晋、韩、赵、魏诸国先后以此为根据地，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区性文化。李元庆、高银秀在《先秦三晋文化思想探析》一文中认为，三晋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风貌的文化形态。三晋文化思想的主体是法家思想，同时这里也是名家和纵横家的发源地及活动中心。在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形态的问题上，三晋文化表现了新兴封建势力的朝气蓬勃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三晋文化的主流。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成为黄河文化与北方文化相联系的重要纽带。如在史前时期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的三次大冲撞中，它都起了纽带作用，使两大区系的史前文化不断扩散、融合。

3.汉唐时期

这里的文化比较发达，科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很繁荣，涌现出大批人才，其中仅文人就达470人。故《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注有“河东特多儒者”的记载。《通鉴》卷一百七十九也载：“河东晋魏以降，文学盛兴。”例如身为太原人的白居易、王维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宗教特别是佛教在山西也十分盛行，在姜亮夫先生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一书中，载有高僧593人，其中籍贯山西的就有42人，除去籍贯不明的63人外，山西人即占全部的近十分之一。

4.宋元清时期

在当时的黄河文化中三晋文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代名家有晋州平阳人孙复、解州夏县人司马光、汾州介休人文彦博；金元时，平阳不仅堪称元杂剧的摇篮，而且其杂剧作家人数之多也在全国名列前列；平阳（今临汾市）、平水（今新绛县）的出版业更是盛极一时山西商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愈加紧密，进而发展成为当时与新安商人（也称徽州商人）齐名的两大商人集团，雄踞海内。正如当时的学者谢肇淛所言：“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至清代，更是形成了天下“商贤皆出山右人”的局面。

（六）河湟文化区

河湟文化区包括黄河上游九曲之地和青海境内湟水谷地、甘青交界地区、河西走廊及宁夏部分的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了河湟文化以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形态长期并存的特征。两种文化在经过同其他民族的四次文化汇合后，实现了河湟区域文化的总体整合，体现出多元汇聚的历史机缘。

1.远古时期

从考古资料来看，这里的文化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河湟史前文化的发端。它们均以农业为主要的经济形式，种植粟类作物，具有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精彩绝伦的彩陶制作，更使其成为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名的黄河流域史前时期三大彩陶中心之一。

2.春秋战国时期

羌族是河湟地区最早出现的土著居民。他们原本过着以畜牧为主、以穹庐为居的游牧生活。大约到战国时期，羌人无弋爰剑从秦人那里学到了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将其带回到了河湟地区，从此河湟地区的农耕文化再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3.汉代及以后

西汉时，汉人随着军事力量的发展，大量移居河湟地区，并在这里屯田，从而使河湟地区的农耕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脱颖而出。此后，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元代三个时期，河湟地区的土著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又进行了三次大的交汇，从而实现了总体整合与多元汇聚的发展趋向。

三、黄河文化区的文化特色

（一）从黄河中上游的陕西、山西到中下游地区的河南、山东

黄河文化区能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集结，与此同时，也在深深影响并融入进民间文化之中。在这里，有着历史人物的传说，同样也有着民间信仰的接受与再创造。例如，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在陕西韩城市的芝川乡为其建了神庙，传说农历二月初八是司马迁的生日，民间的百姓为为了纪念他举行庙会祭祀。还有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在河南孟州市建有韩愈祠，当地百姓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日都会举行庙会。其中最富有特色的祭祀仪式是夜幕降临之时，在韩愈祠和韩愈墓园的挂红灯，成千上万的灯笼聚集一起以表达虔诚的敬意。这种情景在许多庙会被称之为“暖会”，有崇拜遗存的意义，在这里已然明确体现出韩愈是民间敬祀的神灵。更不用提老子和孔子了，这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在民间信仰中早已被奉祀为庇佑人间的大神。老子家乡在河南鹿邑，当地建有老君台和太清宫，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日在这里举行庙会；老子庙遍布中原。或许是作为道教神，又或者作为祖师爷，享用香火奉祀。

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就建有庞大的孔庙建筑群来与官祭相呼应，民间百姓会在此处举行庙会。在山东邹县孟子的家乡，所建的孟庙被称为亚圣庙，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有庙会。在全国各地都有对一些杰出人物的庙祀，这里不乏会有一些文人学士。这些都是人文传统与民间信仰之间有机融合的表明。当然这些民间文化形态的类型都是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我国农耕文明的一部分，同样也是黄河文明的一种重要类型。

（二）黄河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山东沿海

黄河下游地区是海洋文化的典型。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历史地理的概念，它还是有不确定性的。因为在中国治水史、救荒史上有一个尤为突出的现象就是黄河改道。也是因为改道，黄河入海口便这样成为我们理解其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点。并且应该强调的是无论黄河从哪里入海它都对海洋文化赋予了新的内容，从而才形成与珠江、长江等大河三角洲呈现明显不同的历史和时代的文化成分，与此同时，也与中游地区的农耕文明历史所存在的背景形成了特殊联系形式。作为海洋文化的类型，它需要面对大海，而它依靠的则是以土地耕种作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农耕文明。在这一点上，我国三大流域应该是一样的。

当然黄河流域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而它的海洋文化也随之表现出来相应的特殊性内容。但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尽相同的就是，黄河新旧入海口对龙王的崇拜要远远超过对妈祖的崇拜。济南以下，济阳、历城、滨州、齐东、利津包括整个莱州湾的黄河都冲积扇平原，道教文化是具有绝对优势的，泰山为神崇拜，尤其是碧霞元君的民间信仰，成为黄河下游地区的民俗生活中极为突出的一个亮点。再就是八仙、玉皇和龙王等神系弥漫进入民间文化的生活。同时还要指出的是，黄河水流作为组成黄河流域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民俗生活的具体影响在这一地区早已失去了绝对的决定性意义。换句话说，黄河流域的最危险地段是从陕西壶口到山东东明的这一带。这其中，从壶口到河南孟州这一段只是地质上的典型；而从孟州的黄河北岸堤坝西端起点一直到兰考东坝头这之间的黄河水是最为凶险的，例如“铜头铁尾豆腐腰”的开封、再或者是造成千万人流离失所的郑州花园口等，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域安危所在的焦点、极点。因此民间文化也为之发生了变化。

相较之下，山东半岛更多是受到了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土壤和水文的性质是与中游、上游有着明显不同的，当然人文也随之有相当大的区别。而这种状况，又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一种新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