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黄河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黄河文化的定义与内涵
一、黄河文化的定义
黄河文化，或为“黄土文化”，主要是指产生并发展于黄河流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
从广义上来说，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以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形成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黄河流域文化特征和文化集结的总汇集。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一定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以及由此而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而狭义上的黄河文化，则为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
徐吉军认为黄河文化从地域范围来看，同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黄河文化在空间上只包括黄河的干流区，就是传统上所指的青海、宁夏、甘肃、四川、陕西、内蒙古、河南、山西、山东数省区。广义上的黄河文化，除了干流流经区外，还包括了支流流经区，支流流经区的范围要大得多，包括北京和天津两市及河北、江苏、安徽等省份的一些地区。因此，广义上的黄河文化是一个以上游的三秦文化、中游的中州文化、下游的齐鲁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如三晋文化、巴蜀等亚文化层次构成了庞大文化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黄河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地区，都应该纳入黄河文化的体系。这是因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地方共同体群中发现的文化规则的聚合。因此，在选择和确定黄河文化的生存空间时，不能单纯地按照地理概念来界定黄河文化区，而应该取决于它们所共享的、并不为相邻共同体所拥有的文化性质。例如，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除少数地区为农业文化区外，基本上为游牧文化区，因此在论述时应加以注意。
从黄河文化最为稳定的或者最为核心的方面去考察，黄河文化是属于一种小生产和封建宗法制的农业文化，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组成形态的自然经济型文化，一种借助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来确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和“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文化。
黄河文化是一个由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黄河文化”“黄河文明”就是生活居住在黄河两岸、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人创造出的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黄河文化时间空间的跨度很大，内容非常丰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以在这一流域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黄河文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下的文化，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又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存在民族性，以及文化发展所具有的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征。当代社会在用“文化”这一概念时一般会有以下三个主要特性：历史性、群体性和影响性，如华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吴文化等。黄河文化也是如此，是中华民族及其流域的广大劳动人民在黄河水事及其相关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黄河流域及沿黄河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内形成了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为强大的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后来，黄帝在部落战争中战得盟主地位，并融合了其他部族，形成了华夏族（也就是汉民族的前身），黄帝也因此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文字刻画符号和铜器。到了商代，开始出现甲骨文，青铜冶炼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开始出现铁器冶制，这标志着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夏朝到北宋，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时间延绵3000余年，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均名列中国“七大古都”，著名的诸侯国都星罗棋布。诸子百家、四大发明、唐诗宋词、中医中药……林林总总的文化科技成果，大都产生于或发展成熟于黄河流域。北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整个沿黄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
黄河流域悠久的文化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名胜古迹，以及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支撑了中华文化的主体与脉络。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及黄河精神内涵的表述应该体现国家意志、全民共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好妄下定论。这一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学人对黄河文化的尊重及对相关研究的慎重。
学者薄文军曾经对黄河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深层次思索和挖掘，他认为黄河文化也即黄河文明、黄河精神，具有披荆斩棘、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延展性，兼收并蓄、汇纳百川的包容性，生生不息、凤凰涅槃的生命力，也是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更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源泉。同时，黄河入海这一创新性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一个完整过程的结束。这其实只是一条大河、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在辽阔世界大格局中的一个新起点。黄河入海不是一种归宿，不是一种终结，而是再一次的庄严誓师，再一次的隆重起航。奔流入海的黄河依旧是海洋当中最稳健、最青春、最活跃的力量。她正以最执着、最诚挚、最温馨的情怀，化作一股暖流，化作千顷波涛，化作万里春风，继续伴随中华文明的大船扬帆寰宇，走向世界。薄文军还指出人们不应过分纠缠于文化、文明、精神这些概念之间的所谓“区别”，而人为地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三个词语的概念指向是相同的，并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考虑，认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物质层面的奉献、精神方面的支撑。而就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先辈们其实已经做出过经典归纳。《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精神”，厚德载物就是“奉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最有概括力和承载力的黄河文化、黄河文明、黄河精神的核心内涵。
黄河精神是黄河文化的结晶，有学者（温婧）高度凝练了治黄过程中的黄河精神内涵，认为黄河精神是一种抗争精神、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和宽容精神。黄河精神体现了抗争精神，黄河造就了华夏文明，但频繁的泛滥迁徙，给沿黄居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前仆后继地同洪水的抗争，锤炼出具有抗争精神的黄河流域人民。黄河精神体现出了奉献精神，而黄河水浇灌着中原大地，哺育着炎黄子孙，在历史文明的发展长河中，黄河流域一直作为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舞台，先人们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其中大部分都受到了黄河文化的影响。此外黄河还解决了各大中城市缺水的现状，引黄济津（天津）、引黄济青（青岛）、引黄济烟（烟台）等水利工程，为这些严重缺水的城市送去20多亿立方米的黄河甜水，这就是黄河的奉献精神。黄河精神体现出敬业精神，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华儿女，用其执着又敬业的精神不断激励着中华儿女。黄河精神体现了宽容精神，我们的先祖们由于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或是对黄河流域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取，伐林造田、填海造田，自然环境空前浩劫，稀有动植物一度灭绝，当黄河三角洲列出动植物保护区，人与自然开始和谐共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黄河文化由中华民族创造，内容十分丰富，充分体现了人文与自然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黄河文化以黄河的水事实践活动为载体，是河流给人类的灵感、启示和体验，也是河流价值的实现；黄河文化也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显性与隐性的统一、理念与实践的统一；黄河文化的实质就在于它的气质、精神和价值观，它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的缔造是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和宝贵财富。黄河作为一条自然河流，给予了人们生活体验和生存启迪，随着历史不断的演变，在黄河流域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人的反复体验与启迪过程中，将自然与人文、理念与实践、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相融合，根据黄河的环境条件、物质现象、制度理念，形成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等。例如，我们熟知的“黄河母亲”雕像，作为一尊雕像，它只是物质现象，由于它所传递的信息与黄河文化“母亲河”相融合，它便体现出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念—黄河哺育中华儿女。于是，“黄河母亲”的雕像成为黄河文化组成的要素之一。
三、传统黄河文化的典型特征
（一）土地兼并与重农抑商
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变法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开始，土地兼并就造成人地矛盾并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始终。历代封建王朝的末期无一不存在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十分尖锐的人地矛盾，并最终以农民激烈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过程中，封建王朝手中没有富余土地分给小农，又无力从既得利益获得—土地所有者手中掠夺土地，这就决定了改革的方式无法根本解决社会危机。王朝和农民的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无主荒地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紧张的人地矛盾，并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基础。然而随着社会逐步稳定，新一轮的土地兼并会再度出现，传统的黄河农耕文明就是这样在兼并与战争的周而复始中推进的。
重农抑商是中国的传统黄河文化一个基本经济观念。西周时期便开始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就是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是由政府控制，且必须在官府作坊和指定范围内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正式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从此重农抑商的思想基本被历代统治者继承，成为传统黄河文明的重要经济特征。那么封建王朝为什么要抑制商业发展呢？从本质上讲，商业是一种通过倒买倒卖赚取差价的经济活动，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不会直接创造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人从事的买卖活动实质上就是在与政府争利，理所当然要为封建王朝所难容。而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措施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专营制度。铁、盐、酒等生活必需用品是由政府专卖，禁止商人私营；第二，设置官员调剂物资、平抑物价；第三，对工商业者征税。例如汉武帝时期就实行了算缗告缗制度。
（二）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传统黄河文化的政治形态其最大特征是实施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制与民主是相对的概念，君主专制则指皇帝的个人独裁专断，汇集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制定的决策到军政大权的制定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其重要表现为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中央集权是相对地方分权而言的，中央集权制是指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而且必须严格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命令，即一切受制于中央。一般情况下，加强专制主义皇权时，往往便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的时候，削弱专制主义皇权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的时候。在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与地方之间，中央内部各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皇帝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中央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则表现为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宦官、皇权与外戚的矛盾等。外戚宦官专权实则是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副产物，由于皇帝一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挟天子便获得了令天下诸侯的专断权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两大基本矛盾。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西周开始实行分封制，所封诸侯在王畿之外各建其邦国，并享有政治经济权力，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随着地方诸侯不断增强的实力，王权衰弱、礼崩乐坏，传统的黄河文明步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汉高祖刘邦在汉建立之初，为了巩固其政权在继承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再实行郡国并行制，分封了一批刘氏子弟为王。景帝时期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这一行为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到了唐玄宗时期，在边地设立十个兵镇以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交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节度使集军权、行政、财政大权于一身，通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能与中央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唐朝的安史之乱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再到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拱卫王室前前后后分封二十四子和一从孙为王。在建文帝即位后采取削藩措施，导致燕王朱棣造反，夺了建文帝的帝位，史称靖难之役。以上这四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由此观之，分封制的实施以及地方权力的集中是导致中央无法集权的主要原因。但随着明清两朝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这两大隐患也基本上根除。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汉武帝时期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皇帝的侍从和助手，形成了中朝。中朝成立后变为实际的决策机构，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变为政务执行机关；东汉时期刘秀以设立尚书台作为实际决策机构，丞相改称为司徒，只负责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很多；隋朝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相权被一分为三，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唐朝初期为抑制三省长官的权力，多不常设三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中，而是由三省内品级较低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到了唐玄宗时期又在内廷设立了翰林院，主要为分割中书舍人的草诏权；北宋时期，剥夺了三省长官的宰相头衔，设同中书门的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的为副相，相权被一分为二；明初朱元璋正式废除了丞相制度，开始由文人担任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的形式对奏章提出处理意见，决策权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内阁的设立可以说是君权对相权的巨大胜利；清朝皇权专制得以进一步强化，皇帝可以随意处置军机大臣，军机大臣需要完全听命于皇帝。
（三）儒学与国家政权高度契合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立场、观点各不相同，百家争鸣，但无一不是为了封建政权服务为宗旨，以资政、辅政为目的。当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不支持用政府战争兼并别国，他主张施行仁政，认为民心归附就可以不战而并天下。他的民本思想在后来成为后世统治者“外儒内法”的重要思想依据。也可以说，儒学从诞生之初就具有了高度的政治色彩。到了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思想，进一步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政治改造，使之与高度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相适应。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了五经博士，从此，儒学成为正统的官方哲学。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根据对儒家学说的掌握程度作为选官的依据，中央政府倡导儒学，因此国家官员都以儒家学者为衣食政府，封建帝王成为儒学的最大倡导者。如若将儒学作为宗教来看，某种程度来讲，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实现了高度的“政教合一”。
统观中国传统的黄河文化，经济形态上是重农抑商，政治形态上则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文化形态上又与传统儒学紧密抱合，使传统的黄河文化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内部结构。而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让中国传统社会的内部难以形成像西方社会一样的大商人阶层，也不曾出现以商业城市为主体的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当重农抑商政策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的观念相配合，大商人也以置办田产巩固基业，致使地主阶层与商人阶层的划分逐渐模糊。重农抑商、土地兼并和工商末等观念达成三位一体，牢牢操控了传统的黄河文明内部经济运作。在高度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控制下，无论地方还是中央统治机构内部都无法再生成对现存政权的反抗力量。所以说，儒学与国家政权高度抱合，可以实现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强化控制。
四、黄河文化的起源
（一）黄河文化的起源
从纵向的角度看，黄河文明的演变轨迹是连续的，以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为主要代表。它以豫西、晋南、陕东为中心，以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省为范围。新石器早期该地区有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到了新石器晚期便融合为仰韶文化，再后来又发展成为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仰韶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和历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及其活动的范围基本一致。紧接五帝之后便为夏商周三代的前后连续。而夏商周三族的文化又都源于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包括许多地方类型。“河南西部的一支就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之后发展为早期青铜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夏族的文化。还有学者认为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后岗文化则是商文化的前身。渭河流域的客省庄遗址，虽然与周文化有一段距离，但被认为是周文化的重要源头。”
从历史学角度来看，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由五帝酋邦时代的文明追溯到夏朝第一个文明方国而建立的，和商周文明的繁荣发展，前后紧密相连。从考古学角度看，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三族文化三者存在着前后承继关系。也是因为如此，当我们追溯文明起源时就会发现，从五帝到夏商周，有关城池、青铜器、礼仪中心、文字等文明要素时，都经历着由初始到壮大、由简单到复杂的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在这基础上，才出现了之后的秦汉得以统一帝国，乃至于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是连续发展的，悠悠五千年的奔流不息，不曾间断，是世界古文明所罕见，也是中国古文明的主流。
（二）黄河文化形成的渊源
当黄河在一连串内陆湖盆的基础上刚刚孕育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猿类祖先也才开始告别爬行的生涯，第一次以“直立人”的姿态走上地球这个大舞台。
人类与黄河几乎是同时在更新莅临东方这片古老的黄土地。自此，黄河千年万载且绵延不断地流淌，人类在此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繁衍。河与人，就这样互相追逐依偎，流出了一条万古一系亘古不变的文化巨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黄河流域形成了黄河文化，其中与丰富的水资源、广袤的森林以及大量的黄土资源是分不开的。
1.丰富的水资源
水是地球历史中一种极为特殊的物质。地球表面的7/10被水覆盖。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全部有机体的2/3都是由水组成的。“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圣经记载：太初时，地上皆水，浩渺无边，水面上空虚混沌，暗淡无光，上帝耶和华的“灵”行于水上。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的进化、生活、居住、迁移都和水密不可分。生物学家曾这样描述生命的起源：原始的大雨在古代的地球上曾连续降了几千年，使得地球表面一片汪洋，只有很少的陆地。而这时的海洋就是所谓的“原始汤”。生命源自于水，原始汤则是生命之摇篮。
在我国原始先民的创世神话里，也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了水与人类及万物起源的关系。“大水里有七十七种动物在生长；先祖的诞生也经历了七十七万年。”“先祖的人种就种在大水里，天晴的日子，他们骑着水到处漂荡；先祖的人种发芽在老林里，阴冷的季节，他们歪歪倒倒走在地上。”云南乌蒙山彝文典籍《六祖史诗》中也曾讲到人从水出的故事：“人祖来自水，我祖水中生。”水孕育了人类。地球上几大河流的分布无形中决定了世界文明的布局。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就是因为在这一区域内，很早就密布着异常充足的水资源。
2.充足的树木
300万年前，华北的塔里木古陆块上自西而东散布着许多古湖盆。而恰恰在这个时期，地球气温开始不断下降，森林面积不断向赤道方向退缩，人类的猿类祖先不得不告别森林。告别森林是一个痛苦而又艰难的“蜕变”过程。在完全离开森林之前，必然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若即若离的适应过程。在结束攀缘生活一步步转向地栖的过程当中，他们所选择的最佳栖居地一定是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湖盆周围，不仅因为这里有一定面积的林木，能够满足他们身上残留的“攀缘”的本性，更主要的是这里有充足的水源，可供他们食用。于是，黄河流域最早的人类也便在这里得以生息繁衍。单就黄河的河川径流量来说，与世界上的一些大河如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南美洲的亚马孙河、非洲的尼罗河等相比较，甚至与我国的长江、黑龙江、珠江相比较，它都显得有些贫乏（黄河河川径流量在全国七大江河中仅居第四位）。然而，异常众多的支流汇集于黄河，犹如纵横交织的条条血脉，使这条九曲回肠的黄色巨龙始终涌动着亢奋的生命力。从河源的玛曲曲果到入海口，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千米的支流就多达200条。其中，流域面积过万平方千米的有14条，流域面积的总和几乎占了全河流域面积的50%。
在渭河流域，我们看到了距今约百万年的华夏族的老祖先蓝田人；在汾河之滨，我们看到了距今数十万年的丁村人；在北洛河流域，我们看到了距今约10万年的大荔人；在内蒙古的红柳河边，我们看到了距今数万年的“河套人”。
每一条支流，都是一片生命的绿洲；每一片绿洲，都是人类文化得以滋长的天然温床。条条支流汇成了气势磅礴的大河，绿洲片片连缀成黄河文化的巨大摇篮。
3.大量的黄土资源
在黄河流域7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北起长城，南止秦岭，西自日月山，东抵太行山，黄土覆盖面积达40万平方千米。在世界上是这么大规模的黄土覆盖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这厚重的黄土，从巴颜喀拉山欢腾而下的清澈的“孔雀河”，一下子变得异常凝重和浑厚。从此，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黄河”，伴随她走到地老天荒。
在人类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黄河流域广阔无垠的黄土分布的确极大地影响着黄河文化的发展流程。不论中华文明是“墨溃发散”式的一元发生，或者是“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发生，都是迎接人类诞生的自然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