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的国际传播梦
我与国际传播的缘分或许可以从2006年说起。
2006年4月9日，澳门国际会展中心，“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总决赛候场室。屋里的空气好像已经凝固，其他选手要么来回踱步，要么口中念念有词。我低头坐在角落，手中的演讲词已经背了不下百遍，心里依然觉得没底。
“加油”，另一个声音在给自己鼓劲。想起无数盘听烂的英语磁带，想起无数个在黑虎泉“英语角”度过的上午，想起画烂的三本语法书，想起过去几个月吴老师对我的“魔鬼训练”，心里又有了些底气。
“接下来，我们有请9号选手！”伴随着主持人刘欣姐充满磁性的声音和台下的掌声，我抢了半拍，走上台去。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到了舞台的中央，此后无数次看到演播室的灯光亮起又熄灭，无数次在快节奏的前线报道中找到镜头上方那盏小红灯，都不曾再有过第一次走上“21世纪杯”舞台的心潮澎湃。
那场比赛的即兴演讲中，我抽到了这样一个题目：如何定义成功？如果你将来成功了会做什么？对着全场观众，我终于把藏在心中已久的梦想大声说了出来。
“在我看来，成功是机会‘遇到’了有准备的人……对我而言，成功就是成为一名了不起的沟通者（a great communicator）。我现在是国际新闻专业的一名大学生，我想在未来成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纽带，把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方式讲述给他们。这是我眼中的成功。这也是我的梦想。”
最终，在那届同时有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选手参加的全国总决赛中，我以第4名的成绩获得了一等奖，创下了当时中国传媒大学在此项比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感谢这场比赛带给我的鼓励，让我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了下去。
10年之后的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结果揭晓。国际舆论风起云涌，西方媒体颠倒黑白，一边倒地指责中国“不守国际法”“在南海搞军事扩张”，中国国家形象经受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扭曲。在这期间，我与西方的专家、学者进行过几轮电视辩论，用国际法和国际史实揭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这几段视频点击量数亿次，上了热搜，也转遍了朋友圈，引发海内外热议。大部分看过视频的人，包括一些西方外交官和主流媒体记者，都认为我们赢得了辩论。一时间，自己竟成了一名“网红”，颇感意外。作为一个80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觉得自己说出了一些西方人长期不愿意去思考和直面的观点，尽了本分而已。父老乡亲们突然而至的支持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
从“21世纪杯”到南海辩论，从演讲台上那个信誓旦旦要“用西方人能听懂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懵懂青年到国际新闻一线的驻美首席记者兼英文主播，我在这条道路上奋力前行了13年，却依然感到前路漫漫。在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中，道路阻且长，还有太多的责任，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担起。
当然，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以及几场电视辩论，迎来的也不只是赞誉，也有质疑甚至批评。面对质疑和批评，我一直沉默。因为我明白这几段“网红”视频背后的人生起伏、艰苦付出和不曾改变的执着信念，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若想沽名钓誉，这实在不是一条捷径。我由衷感念应接不暇的赞誉、鼓励、鞭策和质疑，它们会转化为我职业生涯不竭的动力、强大依托和责任。
很庆幸，如今终于有机会在这里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让大家在聚光灯外，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我。
1997年我上初一。当时的济南，没什么英语培训班，没有新东方，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智能手机和学习软件。爸爸听说在黑虎泉有一个免费的“英语角”，每个星期天早上，爱好英语的人们三三两两聚在这里，互相帮助，提高英语口语。也经常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的外教和留学生参加。于是每个周日，爸妈便轮流骑自行车陪我来到这里。几年如一日，刮风下雨，从未间断。那时生活在济南的老外很少见，每当他们出现在“英语角”，立刻就会像明星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当时，能和老外练几句口语算得上是一种福气。当年13岁的我，有时挤不到核心的位置，只能站在外围，探着脖子，踮起脚尖，使劲听着老外和身旁哥哥姐姐们的对话。能用英文同老外交流的基本都是大学生和已经工作的人，我虽然年纪小，却不甘示弱地见缝插针，把课上刚学到的单词和句式用出去。老外的回答我只能听懂一点点，无法真正接话，只能当对方回答完后，我再问一个有时候八竿子打不着的新问题。旁边的哥哥姐姐听得哭笑不得，但也都十分担待我这个初生牛犊。泉水叮咚，杨柳拂岸，跟一帮哥哥姐姐一起学习、对话、提高，那些日子成了我对家乡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离开“英语角”，一般正午已过、落日尚早，通常我会骑车去不远处的泉城路新华书店。一进门径直走向二楼英文专柜区，习惯性地在英文原声带专区搜索，看看还有哪些我尚未拥有的“漏网之鱼”。那些年，济南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英语原声磁带基本都被我如获至宝地捧回了家。对英语学习的痴迷贯穿了我的少年时代，房间里到处是英语学习资料，每个夜里都是伴着磁带中的声音入睡，墙角的磁带最后摞得比我的身高还高。对我来说，学习英语不仅是打磨一项技能，而是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世界的辽阔和人生的无限可能。
2001年高一暑假，我参加了山东省教委组织的为期两周的暑假澳大利亚游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走出国门去英语语言国家体验他们的生活，也第一次交到了外国小伙伴。在昆士兰州布里斯班的阳光海岸，我和寄宿家庭的哥伦比亚裔小伙伴乔治（Jorge）每天上午一起去学校学习，下午一起在海滩踢球，晚上彻夜长谈，结下了今生不解的情谊。乔治身上热情、奔放和重情重义的拉丁性格让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消失于无形，甚至让我觉得与自己家乡的文化息息相通。我还结交了一群来自英国、阿根廷、比利时、尼加拉瓜的小伙伴。青葱少年们纯真烂漫，朝气蓬勃，真实袒露地交往，有不同无芥蒂。那是一段我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蜜月”，那时的我曾经认真地以为外面的世界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布里斯班海岸：虽有种族、肤色和语言的不同，但凭借着热情和真诚，就可以换来真心的朋友。
回到山东后，与全世界小伙伴交流的快乐激励我更加不知疲倦地学习，期许着未来更广阔的天地。然而，高考的现实是残酷的。在山东这样一个高考大省的省重点学校，课业压力沉重，早7点到晚10点，周而复始。高三班主任张守忠老师治学严谨，对我们进行了军队般的“铁腕”管理。感谢那段没有色彩的日子，磨炼了我更坚强的意志，也让我后来的人生能变得色彩斑斓。2003年6月，“非典”肆虐，我和全国千万考生一起，戴着口罩步入了考场。后来，我被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于2004年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新闻专业录取。
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新闻专业由众多学界著名教授压阵，学风开放又严谨，是学校的王牌专业。专业为业界培养了众多风云人物，不仅有陈鲁豫、陈晓楠、段暄等知名主持人，还有央视北美分台总监麻静，中国国际电视台总监刘聪，国际台英语中心副主任李培春、关娟娟等如今国际传播一线的中流砥柱。“国新”4年，为我的英语听说读写和国际新闻理论素养夯实了基础。回首大学4年，自己取得的些许成绩离不开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尤其要感谢吴敏苏老师的悉心栽培。作为我“21世纪杯”英语演讲比赛的全程辅导老师，吴老师可谓呕心沥血。我是个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的学生，性子急，刚开始演讲的时候语速偏快，发音不够清晰，虽然反应还算敏捷但容易一激动中途卡壳，忙中出错。吴老师在最大限度保护个性、帮我“扬长”的同时，千方百计让我“避短”，动用一切资源和方法反复训练我的发音吐字、讲故事和表达观点的能力。在备战的大半年时间里，吴老师无数次把我叫到家里加练，等我走了她再忙家务活和准备第二天的功课。直至今日，吴老师都会时常关心和指导她曾经的学生。我常能收到吴老师的电话和微信提醒，小到报道中消息源引述的不精准和遣词造句的不准确，大到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一日为师终身为母，不过如此。
离开了学校这座“象牙塔”，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在眼前展开了。从学习基本动作的大学时光到步入“真刀真枪”的国际新闻一线，这个转变来得如此突然，我几乎连适应的时间也没有。2006年秋，我读大四，承蒙吴老师的推荐，我获得了去美联社北京分社电视新闻部面试的机会，被成功录用后，成为一名新闻学徒：为记者查资料、给外采做摄像助理，兼给老板取报纸买咖啡。西方记者扎堆的建国门外外交公寓成了我国际新闻学业的第二所课堂。在那里，我结识了很多西方记者。必须公道地讲，不少西方记者高度的敬业精神、一流的报道手法、出众的调查能力让我永远难忘。他们给予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实习生在新闻专业领域的帮助与鼓励，也让我感怀颇深。
只是工作久了会发现，这些西方记者报道中国其实也是有特定角度的。除了偶尔报道大熊猫的憨态可掬，他们的眼光大多聚焦于中国政治的“负面新闻”、持不同意见者的活动，以及西藏、香港和台湾地区。报道叙述的主线经常是对“异见者”的人性化、故事化的描述，暗线则是来自权威部门的“高压”。看上去通篇不使用带褒贬色彩的形容词，也引述正反双方的表态，但在严实的包裹下，到处可见左右观众认知的措辞。
这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外国人再也不是当年布里斯班海滩上的小伙伴了。在私下互动中，一些记者会透出“人生阅历”与“知识储备”上的居高临下和价值观上的优越感。一些人有渲染力地讲述自己在中国各地采访见闻，很多故事和描述都在影射权威部门的“邪恶和落后”。作为一名尚未走出校园的实习生，我即使满腹疑惑也无从查证，偶尔抓住机会反驳也显得语无伦次，语速稍慢还会被呛得面红耳赤。令我自尊心最受挫的不只是语言，而是整个表达——观点交锋时我发现，自己的脑子里基本都是初高中考试背诵的政治和历史课本里的只言片语，很难瞬时将其无缝切换成英文，更别说去说服和感染对手。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这些驻京西方记者为我讲述中国的故事，除了倾听，我能做的并不多。在佩服他们专业能力出众的同时，不解、困惑甚至不服也在一天天酝酿：每当中国出了事情，为什么总是他们在定义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报道的“新闻事实”可以影响世界上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认知？我们自己人去哪里了？我想起了甘地的那句话：欲变世界，先变其身（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可跟在这些一流西方记者身后如何改变自己和世界呢？也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报考了中央电视台。
在美联社近一年的实习结束了。我这个被外国同事评价为“总是准备过于充分、随时蓄势待发（always too ready）”的年轻实习生也获得了老板的认可，破例从总部为我争取来签约合同，竭力劝说我留下。而几个星期之后，我也接到了央视人事部门的通知：通过多轮笔试和面试，我被央视录取。2007年夏天，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摆在了面前：央视还是美联社？一个是扛鼎国家表达责任的电视平台，一个是世界第一大通讯社。最终，我选择了央视，并被分到了英语频道。
初到央视，工资并不算多，但不知为什么，心里倒也觉得踏实。当时自以为顶着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和美联社实习的光环，可以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可是，职场的大课堂给我实实在在地上了一课。在一个数万人的庞大机构里，新人总要从最基层做起，从编辑、写稿开始，到后来值大夜班，一做就是3年。值大夜班做后期写稿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的生活都是从夜里11点开始，在军事博物馆地铁站旁边的永和大王吃份“早餐”，再走进空荡荡的办公楼。工作以编译通讯社或外电的国际新闻为主。除了文字编译写作，还要找画面，用老式对编机做画面剪辑。每天清早8点下班，走出办公室，迎着刺眼的朝阳，逆着早高峰的人流回家，有时觉得我的人生也仿佛走上了一条逆行之路。
2008年奥运会把北京推到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看着满街的志愿者和外国来客，我常常体会到一种生活在“大时代”的热血沸腾，而转眼又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懊恼。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在凌晨时分，坐在偌大的写稿间里，编译子夜新闻。日复一日的夜班，竟然连精力状态也似乎不如以往。离开美联社时的雄心壮志是否依然还在？“向西方讲述中国”的学生时代的梦想只是太过幼稚？这些都已经成为我内心深处不敢触碰的问题。
好在，我没有在最无望的时候选择离开；好在，逆境的锤炼最终都成了前进的动力。
2010年4月，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而当时，青海玉树突发7.1级地震，英语频道采访组的多名记者被紧急派往地震灾区。采访组人手紧缺，我告诉自己如果此时再不抓住机会，恐怕就要永远与理想失之交臂。短信删删减减，终于鼓起勇气发给了时任英语频道主任麻静，请她给我一个做记者的机会。还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不让领导失望！愿望没有落空，领导回复：同意。而我没想到的是，之前几年的努力、挣扎与焦虑领导早已看在眼里。麻静主任告诉我，后期的新闻基本功锤炼和英语写作训练不可或缺，拥有在基层岗位和不同部门工作的经历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全面、更成熟，唯有每一步走得扎扎实实，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幕后的锻炼是领导的用心良苦和高瞻远瞩。事实证明，长期在后期工作练就的图像剪辑、英文写作和跨工种合作能力令我受益匪浅。后来职场上的每一次突破，其实都离不开麻静主任的用心栽培。
2010年4月20日，我终于当上了外采记者。兴奋非常，分外珍惜。我发回的第一组新闻作品《上海世博会系列报道》让我获得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先进个人”称号，还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表彰。我的记者生涯也从此开始。前期工作让我不知疲倦、动力满格。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甘肃舟曲泥石流现场，采访了劫后余生的景象；也去到湖南农村，探访了当地干旱和水灾的情况；我随中国海军舰艇跨越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访问了太平洋岛国；也深赴可可西里，在极端环境中亲历了藏羚羊的迁徙；更曾经深入巴基斯坦前线报道反恐的情况。2011年7月，在新闻中心的评定中，我十分荣幸地获得了首席出镜记者的称号，也成了英语频道最年轻的首席记者。2011年12月，感谢领导的器重，也感谢生活的眷顾，我通过选拔被派往华盛顿成为驻外记者。
成为驻外记者，终于有机会奔跑在国际新闻一线，抢热点、提质疑，也有了一场场跟西方各界精英的对话、访谈、提问，还偶尔受邀同西方专家辩观点、争高下，离当初的梦想也更近了一步。
在做好所有本职工作之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研习了国际关系理论。在自己充满热情的领域里孜孜以求地学习，本来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却没想到正是这段经历给了我在美国期间最灰暗的记忆。
在课上的我，经常成为被孤立的一个。有大概1/4的同学视我为空气，甚至吝惜在擦肩而过时打个招呼。自己一段悉心准备、慷慨激昂的发言过后，讲台下常常只有一片沉默，不知哪个角落里还会传来微弱的嘘声。三十几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亚裔。后来，我才知道美国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在白宫、五角大楼和安全界。很快，我进一步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从课上互动到课外活动，那1/4的同学几乎避免和我有任何接触。天生性格外向、热情的我，总主动承担起一个集体里活跃气氛的责任。但任我如何主动，他们也是爱搭不理。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一开班美国军方就给大家群发了邮件，对我做出了子虚乌有的诬陷，警告我的同学说中国官媒记者都可能是中国政府派来的间谍，应避免同我接触。有一次小组作业我实在“没人要”，被分到一名军方同学所在的小组，没想到这还惊动了五角大楼，给学校打来电话“状告”教学助理。在一次社交场合，我同班上一位在白宫工作的美国女生寒暄：“听说你也在白宫工作，我也常跑白宫发布会。”她突然惊恐万状地说了句“我不想谈这些”，然后转身就走。之后两年，我们几乎再没有过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虽然是同班学员，那些来自美国军方和安全界的同学大都和我形同陌路，而对待班上来自加拿大、英国、希腊、巴西的同学，无论何种职业身份，她们都能相谈甚欢。
一些政府背景的美国同学（毫无偏见地说，大多是白人同学）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敌意和提防，比我当年在外媒实习的个别西方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国际法研究课上，平时不跟我讲话的美国军方背景的同学，站出来嘲讽中国在“属于国际公海的南海无中生有地堆沙子造岛，践踏国际法治”。在一次讨论中国周边形势的课上，还是那名同学，细数了美国B-52轰炸机、航母战队群、核武器储备等武力威慑，然后傲慢地说：“如果有些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继续压迫小国，后果会很严重。（Things will get very ugly.）”还有一次，一名美国老师这样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中国威胁了台湾，而后者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这样的时刻，通常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转移到我身上，等待我对这些傲慢且错误表述的回应。我每次都竭尽全力，但听众偏见深重，而我势单力薄，经常面临被群起攻之的局面。
但，这是一场我们永远不会认输的战斗！
美国军方和安全界基层雇员，尤其是白人同学私下展现出来的傲慢和敌意，给我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世界的融合是人类的美好愿景，但回顾历史，融合是相对的，竞争是永恒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竞争的方式和内容有所不同。我16岁时在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幻想的那个有不同、无芥蒂的“小联合国”，或许只能永存于年少的美好回忆里。
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经历塑造。正是这些或好或坏的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也启发和激励我写成了这本书。希望它能够帮大家看清当今国际传播中的一些现实，更希望它能唤起更多同胞的梦想，为中华民族的国际话语表达添砖加瓦。
同时想对有志从事国际传播事业的年轻人说：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因为梦想终将会实现（because dreams do come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