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道路的由来
第三章 中国道路的由来：历史的结论和人民的选择
本章内容提要
奇迹迭现的中国道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出现的？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时期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根据历史的结论作出的选择。自从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了救亡图存的顽强斗争，农民阶级、官僚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然而都失败了。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我国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才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胜利，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20年“黄金发展时期”的发展速度急剧崛起的人间奇迹，引起了国际舆论越来越密集的关注。他们提出了破解中国之谜的无数答案，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中国道路来之不易，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得来的：这条道路不仅是我国人民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也是在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又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大国，而且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时，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16世纪到19世纪初，在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际，西方产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与此相伴随的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接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相继参与了对中国残暴的民族压迫。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结合，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逐步沦为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凸显。为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就必须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经济技术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为了解决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入侵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在无产阶级之前，中国的农民阶级、官僚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过探索，先后提出和实践了各自的主张和方案。
一、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群众斗争的起落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从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所取得的特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肆侵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清政府横征暴敛，增加赋税1～3倍以上；地主阶级加重压榨，兼并土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农民群众在饥寒交迫中纷纷揭竿起义，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继1841—1850年间出现的百余次反清起义之后，1851年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2万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历时14年，起义军纵横18个省，并在1853年占领南京后，正式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清王朝相对峙。随后在派兵北伐、西征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太平天国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确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制定“凡田分九等”“分田照人口”“好丑各一半”的分田办法，规定凡16岁以上男女，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这一土地纲领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这一土地纲领虽未实施，但太平天国对农民夺回土地、不交或少交地租的行动加以保护；在有些地区发“田凭”确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有些地区勒令地主富农多交赋税，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然而，《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向往的仍然是一种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绝对平均社会，因而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
太平天国对外坚持独立自主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
太平天国在后期的社会发展方案，是1839年从香港到来的洪仁玕提出的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在政治方面，它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它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还提倡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输入。《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较为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如在南方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在北方有捻军及其他农民起义，在西南有川、滇农民起义和回民、苗民、彝民起义，在西北有回民起义等。
它们汇成全国反抗斗争的高潮。
但太平天国在取得攻城略地重大胜利的过程中，其领导集团思想蜕变，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终于在1856年9月发生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的“天京事变”，直到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在中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它所揭示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则反映了农民阶级无法克服小生产者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也无法制止、克服其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它也证明在资本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的情况下，农民革命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二、封建统治阶级洋务运动的兴衰
19世纪60—9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些成员如恭亲王奕，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为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此，他们以“自强”为标榜进行“练兵制器”活动，以“求富”为标榜进行经济活动，被人们称作“洋务运动”。用冯桂芬[1]的话来说，这些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
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他们要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而以西方的工业和技术来辅助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
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的领导下，在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大臣”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清政府逐步展开了一场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洋务运动。1861年，清政府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综理洋务，随后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上海、天津成为南、北方举办洋务的重要基地。1862年后，在北京、广州设立同文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培养翻译。洋务派优先考虑的是“强兵”，为此他们聘用了外国军官，购买枪炮，训练洋枪队，随后又购买船舰，创办军事工业，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19世纪70—80年代，他们又兴办了一批民用的工矿业和运输业……顿时间，所谓“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洋务运动这种“中体西用”，其结果实际上只是留下了一系列的半吊子工程：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却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几乎全是“红顶商人”，由一批旧式衙门在管理着装备上颇为现代化的企业。中日甲午战争一仗，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它虽然吸取了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但却不是以此去改变，而是去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同时，洋务运动对资本主义列强具有依赖性，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另外，洋务运动把封建衙门式的腐朽管理凌驾于它创办的新式资本主义企业之上，经营不讲效益，产品质量低劣，企业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因而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在甲午战争惨败以后激发的民族觉醒中，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站在了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前列。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了新的高度，要求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到北京参加会试之时，正值由于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悲愤的群众中掀起反对割地求和的浪潮之际，于是，康有为趁势联合全国18省进京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联合上书请愿，并于5月2日到都察院呈递，被称为“公车上书”[2]。其中提出了解决当前国是的四项办法：光绪帝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长安“定天下之本”；选将、练兵、购械，与日本决战，“练兵强天下之势”；通过允许私人办工业等“富国之法”，实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农业科学等“养民之法”，讲求西学、改革科举、创立报馆等“教民之法”，“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个“公车上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进行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
以后，以康有为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帝党”相结合，打着变法图强的旗帜，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还著书立说，办学会、办报纸，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著作。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派的活动引起了封建守旧派、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人们的强烈反对。
于是，他们之间就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例如，针对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口号，维新派驳斥说体、用是不可分的，“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这场论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它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视野，解放了人们长期受束缚的思想，使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维新运动的兴起，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注意。当时，正值以沙俄为首的俄、德、法集团，同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集团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之际。在慈禧的后党同光绪的帝党的斗争中，沙俄支持后党，通过它来控制清政府；而英、美、日集团则倾向于支持当时还不甚当权但正争取当权的帝党，拉拢已与帝党结合的改良运动，阴谋操纵维新运动，改变其性质，并将其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上来。如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英传教士李提摩太、美传教士李佳白都公开加入康有为在上海成立的“强学会”，企图把它培植成自己侵略中国、夺取特权的工具。维新派也对伪装支持维新运动的帝国主义分子缺乏认识，幻想得到英、美、日的帮助以对抗沙俄支持的后党。甲午战争罪犯伊藤博文就曾亲赴北京，鼓吹“共筹东亚安全之策”，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图强，共同抵抗沙俄在东方的扩展，他得到了光绪帝的召见和改良派的信任。
受维新派影响的光绪帝，也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去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为此，在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并在以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被称为“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这些变法维新举措在经济方面，如设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商务总局；提倡开办实业；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地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在政治方面，如改革行政机构，撤销鄂、广、云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等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其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在军事方面，如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重练海陆军。在文教方面，如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并令省地县地方机构将现有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翻译外国新书；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游历。归结起来，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在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中，又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说明他推行的还只是一些十分温和而不彻底的改革方案，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
但即使是这样极不彻底的改革，也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抵制，大都未能付诸实施。他们在1898年9月21日发动了政变，慈禧以“训政”名义，宣布重新“垂帘听政”。她把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而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6人则在9月28日遭到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这样，维新派的“百日维新”只经历了103天就宣告夭折。
戊戌维新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它是一场企图改革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又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维新派却既无严密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发动群众，而只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因而在面对以慈禧为首的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时，其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去救亡图存，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四、插曲：晚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宪新政”
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戊戌维新之后，面对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力图以实行“新政”“预备立宪”为对策。于是，1901年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等5人出洋考察新政，载泽在回国后给慈禧上的密折中说：“欲防革命之危机，舍立宪无他道。”次年，慈禧在7次召见出洋大臣，并经御前会议反复策划后，在9月1日发出了“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鉴于目前还不具备条件，需在若干年后“查看情形”，再“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对于清政府的这种“预备仿行宪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袁世凯、张之洞以及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谭延闿等立宪分子表示热烈拥护。康有为说，他向来不忧外国之吞并，而深惧革命之内乱。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那里，“预备仿行宪政”
则遭到抵制和批判。如革命党人吴樾就曾怀揣炸弹进入北京火车站去和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拼命，结果因人群拥挤，炸弹爆炸，炸伤二大臣，吴樾自己也当场牺牲。
1907年秋，清政府宣布要在中央开始筹设资政院，并令各地筹办谘议局，梁启超的政闻社在《为国会期限致宪政馆电》中，要求在3年内召开国会，并联络近4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上报。清政府说政闻社“良莠不齐”，“纠结党类”，“阴谋煽惑、扰乱治安”，下令严拿康梁党徒，并将政闻社社员陈景仁革职拿问。随后，在1908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9年后召开国会推行宪政。同时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23条。在慈禧、光绪于11月去世后，宣统继位，其父载沣任摄政王，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决心，命令各省务必在1909年成立谘议局。1910年1月，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请愿加快立宪步伐。遭拒以后，又根据张謇提出的“一次请愿不行，就第二次再请愿，二次不行，再来三次，三次不行，至于无穷”的精神，筹备第二次请愿，并在北京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三次请愿不准后，各省谘议局开会时又向资政院提出《请开国会案》，资政院通过《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使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期，将9年改为5年，决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在1911年载沣成立的新内阁中，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总共13人的内阁中，满人占了8名，其中皇族又占5名，被称为“皇族内阁”。在立宪分子以“不合君主立宪条例”为由，要求改组时，清政府称“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并把请愿代表驱逐出京。
晚清政府搞的“立宪新政”，是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中的一个插曲，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反动，它的失败清楚地告诉人们：要改变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现在只剩下武装反清一条路了。
五、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在清末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过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并开始发动反清武装斗争；1895年在策划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1904年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将兴中会与其他几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将其概括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于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在以后的两年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之间，围绕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要不要推翻帝制而实行共和，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进行的实际革命活动，虽然经历了多次失败，但他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如在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留下72位烈士的遗骸不久，同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又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当夜占领武昌，三天之内光复武汉三镇，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覆灭。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后，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由各省代表选出的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君主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推翻了作为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它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并打开了思想进步的大门，也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诸多新的积极变化。
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旧官僚、立宪派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以迫清帝退位为条件，让孙中山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南京临时政府存在了3个月便夭折了。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后，就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辛亥革命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在政治方面，他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权，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袁世凯先是在1913年指使刺客暗杀了在同盟会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当时国民党在国会获得多数席位，宋教仁正在组织责任内阁），又以武力镇压南方7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随后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公然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实行独裁专制；1915年时，为让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袁世凯竟接受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21条”要求，并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皇帝位。由于这种复辟帝制的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并于1916年6月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经济方面，北洋军阀政权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农村以各种手段大肆兼并土地，在城市组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操纵、垄断财政金融和工业运输业。在文化思想方面，北洋军阀政权大搞尊孔复古，使中国重新落入黑暗的深渊。辛亥革命在赶跑了一个皇帝以后，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随之宣告终结。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角度来总结，首先要归因于它不仅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甚至还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孙中山曾总结教训说：“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的根源”。而在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又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同时，辛亥革命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革命力量的核心。孙中山说过，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和实践的救亡图存方案并没有能够救中国，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对于从鸦片战争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相继破灭的这段历史，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作过精辟的总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3]为什么都失败了？原来是国际国内的条件都不允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正在这个时候，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和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也使原来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六、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期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国在1919年5月爆发了“五四运动”，在1921年7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展开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展现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中国旧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先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
十月革命启示中国人在学西方的迷梦破产之后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结论是“走俄国人的路”。我们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28年，取得了基本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它标志着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寻找民族解放的救亡图存的艰辛斗争，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宣告结束。在中国，资本主义等种种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一百多年来历史的结论和人民的选择。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这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应该指向哪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革命工作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在中国，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到来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在总结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出来的新道路。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战略同俄国革命的战略区分了开来。他说，在包括俄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所以，在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不是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和做法，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结合自己的条件去走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邓小平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曾经把中国从十月革命的启示中得出“走俄国人的路”
的结论，极其精辟地概括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他说，在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个长时期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由于充分尊重中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5]。
七、在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我国既有良好的开局，又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在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以后，又展开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新局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我国在经济建设上采取照搬苏联的做法。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不久就发现了问题。因此，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范围内提出过“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的问题。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通过听取人大、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和国务院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从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开始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更促使我国决心独立自主，开动脑筋，努力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正确的具体道路。
在1956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从苏共20大事件中要吸取的“最重要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情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订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了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以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6]。
毛泽东通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苏联进行比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起来”寻找中国道路的成果，突出地表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根据他所作调查研究，于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报告。
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其中又以前五个关系为主要。对于这个报告，毛泽东认为，“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们“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
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个报告随即成为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和纲领。党的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样，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聚焦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上。
在1957年1月27日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展开了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他特别强调，“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
但为什么毛泽东的这种探索没有达到目标，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呢？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在国内外种种矛盾的干扰和影响下，特别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在毛泽东的思想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出了一个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
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时，曾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再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去观察和处理事情，既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有悖于具体客观实际，而且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在1956年9月22日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关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根源”。[7]
在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以后，毛泽东又曾在多种场合、多次讲话中进一步阐释过，例如，1957
年3月18日，他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8]是什么因素促使毛泽东又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是他对形势所作过分严重的估计。
例如，在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曾认为，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下暴露出来了，这下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从苏共20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进行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9]毛泽东正是据此而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让工作报告确认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变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而在1962年党内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发生的分歧，又使毛泽东认为有一些领导人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于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绝对化和扩大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随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到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改变了毛泽东探索的大方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大方向，使之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变为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毫无疑问，在党的领导下，由于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接着又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就唤起了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豪迈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30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基本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我们“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又不能忽视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害、带来的挫折。
只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之后，我国才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充满希望和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正是在这个新的历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30多年来我国各条战线上奇迹迭现的历史清楚地论证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党的十八大强调：“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不是单纯选择得来的，而是在选择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构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