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迪涅[1]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绝不触及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但为了全面精确起见，在此地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风闻与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所做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2]那职位，很早，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3]爆发了，事变迭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时便出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因早已害肺病，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一般流亡者可能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大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4]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的意念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那样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当时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加冕[5]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6]，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皇上也恰巧走过。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以后，米里哀先生极其诧异地得到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此外，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述的轶事，哪些是真实的？谁也不知道。很少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人初到一个说话的嘴多而思考的头脑少的小城里总有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所受的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并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也许只是一些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那种强烈的话来说，只是“胡诌”而已。
不管怎样，他住在迪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成为那些小城市和小人们谈话的题材的闲话，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没有谁再敢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女仆，名叫马格洛大娘，现在，她在做了“司铎先生的女仆”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瘦长、面貌清癯、性情温厚的人儿，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身体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时，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见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当之也有逊色。她的身躯，好像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是个矮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的妇人，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所规定的仪节，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而他，在他那一面，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部署既毕，全城静候主教执行任务。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迪涅的主教院是和医院毗连的。
主教院是座广阔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世纪初兴建的。那确是一座华贵的府第。其中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隆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楼下朝花园的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公宴过这些要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点缀着那间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那医院却是一所狭隘低陋的房子，只有一层楼，带个小小花园。
主教到任三天以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恭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只是一些小间，里面的空气很难流通。”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即使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小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今年我们有过伤寒，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个病人，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总得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突然转向院长。
“先生，”他说，“您以为，就拿这个厅来说，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惊惶失措的院长喊了起来。
主教把那间厅周围望了一遍，像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又提高嗓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了错误。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有了错误，我告诉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正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在他搬到医院的房子里去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我们把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抄在下面。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7]
传教会津贴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 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 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 四百利弗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 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一百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 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 六千利弗
本人用费 一千利弗
共计 一万五千利弗
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个分配办法。我们知道，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那种分配是被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的。米里哀先生对那位圣女来说，是她的阿哥，同时也是她的主教，是人世间的朋友和宗教中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敬服他。当他说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噜苏。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老头儿都在那一千五百法郎里过活。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主教先生还有办法招待他们。那是由于马格洛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
一天——到迪涅约三个月时，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了！”
“当然啰！”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对从前的那几位主教，原是照例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洛大娘。”
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了那申请，通过每年给他一笔三千法郎的款子，名义是“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大嚷起来。有一个帝国元老院[8]的元老，他从前当过五百人院[9]的元老，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10]，住在迪涅城附近一座富丽堂皇的元老宅第里，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函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城里，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怎样走邮车？路都没有。只能骑着马走。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所有的神甫全一样，又贪又吝。这一个在到任之初，还像个善良的宗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咳！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如果皇上不替我们肃清这些吃教的坏蛋，一切事都好不了。打倒教皇！（当时正和罗马发生摩擦。[11]）至于我，我只拥护恺撒……”
在另一方面，这件事却使马格洛大娘大为高兴。
“好了！”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主教在开始时只顾别人，但结果也非顾自己不可了。他已把他的慈善捐分配停当，这三千法郎总算是我们的了。”
当天晚上，主教写了这样一张单子交给他的妹子。
车马费及巡视津贴
供给住院病人肉汤的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艾克斯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德拉吉尼昂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救济被遗弃的孩子 五百利弗
救济孤儿 五百利弗
共计 三千利弗
以上就是米里哀先生的预算表。
至于主教的额外开支，以及请求提早婚礼费、特许开斋费、婴孩死前洗礼费、宣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堂祝圣费、行结婚典礼费等等，这位主教都到有钱人身上去取来给穷人；取得紧也给得急。
没有多久，各方捐赠的钱财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乏的人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门，后者来请求前者所留下的捐赠。不到一年工夫，主教便成了一切慈善捐的保管人和苦难的援助者。大笔大笔的款项都经过他的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稍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使他在他所必需的用品以外增添一点多余的东西。
不但如此，由于社会上层的博爱总敌不过下层的穷苦，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钱都早已在收入以前付出了，正好像旱地上的水一样；他白白地收进一些钱，却永远没有余款；于是他从自己身上搜刮起来。
主教们照例把自己的教名全部写在他们的布告和公函头上。当地的穷人，由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具有意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12]主教。我们也将随时照样用那名字称呼他。并且这个称呼很中他的意。
“我喜欢这名称，”他说，“卞福汝赛过主教大人。”
我们并不认为在此地所刻画的形象是逼真的，我们只说它近似而已。
三 好主教碰到苦教区
主教先生并不因为他的马车变成了救济款而减少他的巡回视察工作。迪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三十二个司铎区，四十一个监牧区，二百八十五个分区。巡视那一切，确成问题，这位主教先生却能完成任务。如果是在附近，他就步行；在平原，坐小马车；在山里，就乘骡兜。那两个高年的妇人还陪伴着他。如果路程对她们太辛苦，他便一个人去。
一天，他骑着一头毛驴，走到塞内士，那是座古老的主教城。当时他正囊空如洗，不可能有别种坐骑。地方长官来到主教公馆门口迎接他，瞧见他从驴背上下来，觉得有失体统。另外几个士绅也围着他笑。
“长官先生和各位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什么事使你们感到丢人，你们一定认为一个贫苦的牧师跨着耶稣基督的坐骑未免妄自尊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老实说，并非出自虚荣。”
在巡视工作中，他是谦虚和蔼的，闲谈的时间多，说教的时候少。他素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不向远处去找他的论据和范例。对某一乡的居民，他常叙说邻乡的榜样。在那些对待穷人刻薄的镇上，他说：“你们瞧瞧布里昂松地方的人吧。他们给了穷人、寡妇和孤儿一种特权，使他们可以比旁人早三天割他们草场上的草料。如果他们的房屋要坍了，就会有人替他们重盖，不要工资。这也可算得上是上帝庇佑的地方了。在整整一百年中，从没一个人犯过凶杀案。”
在那些斤斤计较利润和收获物的村子里，他说：“你们瞧瞧昂布伦地方的人吧。万一有个家长在收割时，因儿子都在服兵役，女孩也在城里工作，而自己又害病不能劳动，本堂神甫就把他的情形在宣道时提出来，等到礼拜日，公祷完毕，村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们都到那感到困难的人的田里去替他收割，并且替他把麦秸和麦粒搬进仓去。”对那些因银钱和遗产问题而分裂的家庭，他说：“你们瞧瞧德福宜山区的人吧。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五十年也听不到一次黄莺的歌声。可是，当有一家的父亲死了，他的儿子便各自出外谋生，把家产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找得到丈夫。”在那些争讼成风，农民每因告状而倾家荡产的镇上，他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老乡吧。那里有三千人口。我的上帝！那真像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不知道有审判官，也不知道有执法官。处理一切的是乡长。他分配捐税，凭良心向各人抽捐，义务地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不取酬金，判处案情，不收讼费；大家也都服他，因为他是那些简朴的人中一个正直的人。”在那些没有教师的村子里，他又谈到格拉谷的居民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办？”他说，“一个只有十家到十五家人口的小地方，自然不能经常供养一个乡村教师，于是他们全谷公聘几个教师，在各村巡回教学，在这村停留八天，那村停留十天。那些教师常到市集上去，我常在那些地方遇见他们。我们只须看插在帽带上的鹅毛笔，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些只教人读书的带一管笔，教人读又教人算的带两管，教人读算和拉丁文的带三管。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做一个无知无识的人多么可羞！你们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那样谈着，严肃地，像父兄那样；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言近而意远的话，用简括的词句和丰富的想象，直达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自信，又能服人。
四 言行合一
他的谈话是随和而愉快的。他总要求自己适合那两个伴他过活的老妇人的知识水平。当他笑起来，那确是小学生的笑。
马格洛大娘诚心诚意地称他做“大人”。一天，他从他的围椅里站起来走向书橱，要去取一本书。那本书正在顶上的那一格。主教的身材矮小，达不到。
“马格洛大娘，”他说，“请您搬张椅子给我。本大人还‘大’不到那块木板呢。”
他的一个远亲，德·洛伯爵夫人，一有机会，总爱在他跟前数她三个儿子的所谓“希望”。她有几个年纪很老行将就木的长辈，她那几个孩子自然是他们的继承人了。三个中最年幼的一个将从一个姑祖母那里获得一笔整整十万利弗的年金，第二个承继他叔父的公爵头衔，长子应承袭他祖先的世卿爵位。主教平日常听这位做母亲的那些天真可恕的夸耀，从不开口。但有一次，当德·洛夫人又唠唠叨叨提到所有那些承继和“希望”时，他仿佛显得比平日更出神一些。她不耐烦地改变自己的话题说：“我的上帝，我的表哥！您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主教说，“一句怪话，大概出自圣奥古斯丁：‘把你们的希望寄托在那个无可承继者的身上吧。’”
另一次，他接到本乡一个贵人的讣告，一大张纸上所铺排的，除了亡人的各种荣衔以外，还把他所有一切亲属的各种封建的和贵族的尊称全列了上去。他叫着说：“死人的脊骨多么结实！别人把一副多么显赫的头衔担子叫他轻快地背着！这些人也够聪明了，坟墓也被虚荣心所利用！”
他一有机会，总爱说一些温和的讥诮言词，但几乎每次都含着严正的意义。一次，在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天主堂里讲道。他颇有口才，讲题是“慈善”。他要求富人拯救穷人，以免堕入他尽力形容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地狱，而进入据他所说非常美妙动人的天堂。在当时的听众中，有个叫惹波兰先生的歇了业的商人，这人平时爱放高利贷，在制造大布、哔叽、毛布和高呢帽时赚了五十万。惹波兰先生生平从没有救助过任何穷人。自从那次讲道以后，大家都看见他每逢星期日总拿一个苏[13]给天主堂大门口的那几个乞讨的老婆婆。她们六个人得去分那个苏。一天，主教撞见他在行那件善事，他笑嘻嘻向他的妹子说：“惹波兰先生又在那儿买他那一个苏的天堂了。”
谈到慈善事业时，他即使碰壁也不退缩，并还想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话。一次，他在城里某家客厅里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一个商特西侯爵，年老，有钱，吝啬，他有方法同时做极端保王党和极端伏尔泰[14]派。那样的怪事是有过的。主教走到他跟前，推推他的手臂说：“侯爵先生，您得替我捐几文。”侯爵转过脸去，干脆回答说：“我的主教，我有我自己的穷人呢。”“把他们交给我就是了。”主教说。
一天，在天主堂里，他这样布道：
“我极敬爱的兄弟们，我的好朋友们，在法国的农村中，有一百三十二万所房子都只有三个洞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所有两个洞口，就是门和窗；还有三十四万六千个棚子都只有一个洞口，那就是门。这是因为那种所谓门窗税才搞到如此地步。请你们替我把一些穷人家、老太婆、小孩子塞在那些房子里吧，瞧有多少热症和疾病！咳！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拿空气做买卖。我并不诋毁法律，但是我颂扬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两个阿尔卑斯省，就是上下阿尔卑斯省，那些农民连小车也没有，他们用自己的背去背肥料；他们没有蜡烛，点的是松枝和蘸着松脂的小段绳子。在多菲内省，全部山区也是那样的。他们做一次面包要吃六个月，并且是用干牛粪烘出来的。到了冬天，他们用斧子把那种面包砍开，放在水里浸上二十四个钟头才能吃。我的弟兄们，发发善心吧！看看你们四周的人多么受罪！”
他出生在南部，所以很容易掌握南方的各种方言。他学下朗格多克省的方言：“Eh bé！moussu，sès sagé？”学下阿尔卑斯省的方言：“Onté anaras passa？”学上多菲内省的方言：“Puerte un bouen moutou embe un bouen froumage grase.”这样就博得了群众的欢心，大大帮助了他去接近各种各样的人。他在茅屋里或山中，正像在自己的家里，他知道用最俚俗的方言去说明最伟大的事物。他能说各种语言，也就能和一切心灵打成一片。
并且他对上层的人和人民大众都是一样的。
他在没有充分了解周围环境时从不粗率地判断一件事。他常说：“让我们先研究研究发生这错误的经过吧。”
他原是个回头的浪子，他也常笑嘻嘻地那样形容自己。他丝毫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像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人有肉体，这肉体同时就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并受它的支配。
“人应当监视它，约束它，抑制它，必须是到了最后才服从它。在那样的服从里，也还可以有过失；但那样犯下的过失是可蒙赦宥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自赎。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尽量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的一切都免不了犯错误。错误就像一种地心吸力。”
当他看见大家吵闹并且轻易动怒时，他常笑嘻嘻地说：“看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犯的严重罪行呢。现在只因为假面具被揭穿急于申明和掩饰罢了。”
他对于人类社会所压迫的妇女和穷人总是宽厚的。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的过失。”
他又说：“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的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我们看得出，他有一种奇特和独有的批判事物的态度。我怀疑他是从《福音书》中得到这一切的。
一天，他在一个客厅里听到大家谈一桩正在研究调查、不久就要交付审判的案子。有个穷苦无告的人，为了他对一个女子和所生孩子的爱，在生路断绝时铸了私钱。铸私钱在那个时代是要受极刑的。那女子拿着他所造的第一个私钱去用，被捕了。他们把她抓了起来，但是只有她本人犯罪的证据。只有她一个人能告发她的情人，送他的命。她不肯招供。他们再三追问。她仍坚决不招供。这样，检察长心生一计。他编造她的情人变了心，极巧妙地伪造许多信札的断片，来说服那个苦恼的女人，使她相信她有一个情敌，那男子有负心的行为。在嫉恨悲愤之中，她终于举发她的情人，一切都招供了，一切都证实了。那男子是无法挽救了。不久他就得在艾克斯和他的同谋女犯一同受审。大家谈着那件事，每个人都称赞那官员的才干，说他能利用妒忌之心，因愤怒而真相大白，法律的威力也因报复的心理而得以伸张。主教静悄悄地听着这一切，等到大家说完了，他问道：
“那一对男女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在地方厅。”
他又问：“那么，那位检察长将在什么地方受审呢？”
迪涅发生过一件惨事。有个人因谋害人命而被判处死刑。那个不幸的人并不是什么读书人，但也不是完全无知无识的人，他曾在市集上卖技，也摆过书信摊。城里的人对那案子非常关心。在行刑的前一日，驻狱神甫忽然害了病。必须有个神甫在那受刑的人临终时帮助他。有人去找本堂神甫。他好像有意拒绝，他说：“这不关我事。这种苦差事和那耍把戏的人和我都不相干，我也正害着病，况且那地方不属我的范围。”他这答复传到主教那儿去了。主教说：“本堂神甫说得对。那不属于他的范围，而是属于我的。”
他立刻跑到监狱去，下到那“耍把戏的人”的牢房里，他叫他的名字，搀着他的手，和他谈话。他在他的身旁整整过了一天一夜，饮食睡眠全忘了，他为那囚犯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也祈求那囚犯拯救他自己的灵魂。他和他谈着最善的、亦即最简单的真理。他真像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如果不是在祝福祈祷，他就一点也不像个主教。他在稳定他和安慰他的同时，把一切都教给他了。那个人原是要悲痛绝望而死的。在先，死对他好像是个万丈深渊，他站在那阴惨的边缘上，一面战栗，一面又心胆俱裂地向后退却。他并没有冥顽到对死活也绝不关心的地步。他受到的判决是一种剧烈的震撼，仿佛在他四周的某些地方，把隔在万物的神秘和我们所谓生命中间的那堵墙震倒了。他从那无法补救的缺口不停地望着这世界的外面，而所见的只是一片黑暗。主教却使他见到了一线光明。
第二天，他们来提这不幸的人了，主教仍在他身旁。他跟着他走。他披上紫披肩，颈上悬着主教的十字架，和那被缚在绳索中的临难人并肩站在大众的面前。
他和他一同上囚车，一同上断头台。那个受刑的人，昨天是那样愁惨，那样垂头丧气，现在却舒展兴奋起来了。他觉得他的灵魂得了救，他期待着上帝。主教拥抱了他，当刀子将要落下时，他说：“人所杀的人，上帝使他复活；弟兄们所驱逐的人得重见天父。祈祷，信仰，到生命里去。天父就在前面。”他从断头台上下来时，他的目光里有种东西使众人肃然退立。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样最使人肃然起敬，是他面色的惨白呢，还是他神宇的宁静。在回到他一贯戏称为“他的宫殿”的那所破屋子里时，他对他的妹子说：“我刚刚进行了一场隆重的大典。”
最卓越的东西也常是最难被人了解的东西，因此，城里有许多人在议论主教那一举动，说那是矫揉造作。不过那是上层阶级客厅里的一种说法。对圣事活动不怀恶意的人民却感动了，并且十分钦佩主教。
至于主教，对他来说，看断头台行刑确是一种震动；过了许久，他才镇定下来。
断头台，的确，当它被架起来屹立在那里时，是具有一种使人眩惑的力量的；在我们不曾亲眼见过断头台前，我们对死刑多少还能漠然视之，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置可否；但是，如果我们见到了一座，那种惊骇真是强烈，我们非做出决定，非表示赞同或反对不可。有些人赞叹它，如德·梅斯特尔[15]。有些人痛恨它，如贝卡里亚[16]。断头台是法律的体现，它的别名是“镇压”，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中立。看见它的人都产生最神秘的战栗。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断头台是想象。断头台不是一个架子。断头台不是一种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条、铁器和绳索所构成的无生气的机械。它好像是种生物，具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主动能力。我们可以说那架子能看见，那座机器能听见，那种机械能了解，那些木条铁件和绳索都具有意识。当它的出现把我们的心灵抛入凶恶的梦想时，断头台就显得怪可怕，并和它所作所为的一切都结合在一起了。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东西，在吃肉，在饮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怪物，是一种鬼怪，它以自己所制造的死亡为生命而进行活动。
那次的印象也确是可怕和深刻的，行刑的第二天和许多天以后，主教还表现出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送死时那种强迫的镇静已经消逝了，社会威权下的鬼魂和他纠缠不清，他平时工作回来，素来心安理得，神采奕奕，这时他却老像是在责备自己。有时，他自言自语，吞吞吐吐，低声说着一些凄惨的话。下面是他妹子在一天晚上听了记下来的一段：“我从前还不知道是那么可怕。只专心注意上帝的法则而不关心人的法律，那是错误的。死只属于上帝，人有什么权力过问那件未被认识的事呢？”
那些印象随着时间渐渐减退或竟消失了，但是人们察觉到，从此以后，主教总避免经过那刑场。
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主教叫到病人和临死的人的床边。他深深知道他最大的职责和最大的任务是在那些地方。寡妇和孤女的家，不用请，他自己就会去的。他知道在失去爱妻的男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身旁静静坐上几个钟头。他既懂得闭口的时刻，也就懂得开口的时刻。呵！可敬可佩的安慰人的人！他不以遗忘来消除苦痛，却希望去使苦痛显得伟大和光荣。他说：“要注意您对死者的想法。不要在那溃烂的东西上去想。定神去看，您就会在穹苍的极尽处看到您亲爱的死者的生命之光。”他知道信仰能护人心身。他总设法去慰藉失望的人，使他们能退一步着想，使俯视墓穴的悲痛转为仰望星光的悲痛。
五 卞福汝主教的道袍穿得太久了
米里哀先生的家庭生活，正如他的社会生活那样，是受同样的思想支配的。对那些有机会就近观察的人，迪涅主教所过的那种自甘淡泊的生活，确是严肃而动人。
和所有老年人及大部分思想家一样，他睡得少，但他的短暂的睡眠却是安稳的。早晨，他静修一个钟头，再念他的弥撒经，有时在天主堂里，有时在自己的经堂里。弥撒经念过以后，作为早餐，他吃一块黑麦面包，蘸着自家的牛的乳汁。随后，他开始工作。
主教总是相当忙的，他得每天接见主教区的秘书——通常是一个司祭神甫，并且几乎每天都得接见他的那些助理主教。他有许多会议要主持，整个宗教图书室要检查，还要诵弥撒经、教理问答、日课经等等；还有许多训示要写，许多讲稿要批示，还要和解教士与地方官之间的争执，还要办教务方面的信件、行政方面的信件，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宗教，总有做不完的事。
那些无穷尽的事务和他的日课以及祈祷所余下的时间，他首先用在贫病和痛苦的人身上；在痛苦和贫病的人之后留下的时间，他用在劳动上。他有时在园里铲土，有时阅读和写作。他对那两种工作只有一种叫法，他管这叫“种地”，他说：“精神是一种园地。”
日中，他用午餐。午餐正和他的早餐一样。
将近两点时，如果天气好，他去乡间或城里散步，时常走进那些破烂的人家。人们看见他独自走着，低着眼睛，扶着一根长拐杖，穿着他那件相当温暖的紫棉袍，脚上穿着紫袜和粗笨的鞋子，头上戴着他的平顶帽，三束金流苏从帽顶的三只角里坠下来。
他经过的地方就像过节似的。我们可以说他一路走过，就一路在散布温暖和光明。孩子和老人都为主教而走到大门口来，有如迎接阳光。他祝福大家，大家也为他祝福。人们总把他的住所指给任何有所需求的人们看。
他随处停下来，和小男孩小女孩们谈话，也向着母亲们微笑。他只要有钱，总去找穷人；钱完了，便去找有钱人。
由于他的道袍穿得太久了，却又不愿被别人察觉，因此他进城就不得不套上那件紫棉袍。在夏季，那是会有点使他不好受的。
晚上八点半，他和他的妹子进晚餐，马格洛大娘立在他们的后面照应。再没有比那种晚餐更简单的了。但是如果主教留他的一位神甫晚餐，马格洛大娘就借此机会为主教做些鲜美的湖鱼或名贵的野味。所有的神甫都成了预备盛餐的借口，主教也让人摆布。此外，他日常的伙食总不外水煮蔬菜和素油汤。城里的人都说：“主教不吃神甫菜的时候，就吃苦修会的修士菜。”
晚餐过后，他和巴狄斯丁姑娘与马格洛大娘闲谈半小时，再回到自己的房间从事写作，有时写在单页纸上，有时写在对开本书本的空白边上。他是个文人，知识颇为渊博，他留下了五种或六种相当奇特的手稿，其中一种是关于《创世记》中“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17]那一节的研究。他拿三种经文来作比较：阿拉伯译文作“上帝的风吹着”；弗拉菲于斯·约瑟夫[18]作“上界的风骤临下土”；最后翁格洛斯的迦勒底[19]文的注释性翻译则作“来自上帝的一阵风吹在水面上”。在另外一篇论文里，他研究了雨果关于神学的著作——雨果是普托利迈伊斯的主教，本书作者的叔曾祖；他还证明在前世纪以笔名巴勒古尔发表的各种小册子都应是那位主教的。
有时，他正在阅读，不问在他手里的是什么书，他会忽然堕入深远的思考，想完以后，立即在原书中写上几行。那样的几行字时常是和他手中的书毫无关系的。目下我们有他在一本四开本书的边上所写的注，书名是《贵人日耳曼和克林东、柯恩华立斯两将军以及美洲海域海军上将们的往来信札》，凡尔赛盘索书店及巴黎奥古斯丁河沿毕索书店印行。
注是这样的：
“呵！存在着的你！
“《传道书》称你为全能，马加比人称你为创造主，《以弗所书》称你为自由，巴录称你为广大，《诗篇》称你为智慧与真理，约翰称你为光明，《列王记》称你为天主，《出埃及记》呼汝为主宰，《利未记》呼汝为神圣，以斯拉呼汝为公正，《创世记》称你为上帝，人称你为天父，但是所罗门称你为慈悲，这才是你名称中最美的一个。”
近九点钟时，两位妇女退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让他独自留在楼下，直到天明。
六 他托谁看守他的房子
他住的房子，我们已经说过，是一所只有一层楼的楼房，楼下三间，楼上三间，顶上一间气楼，后面有一个四分之一亩大的园子。两位妇女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临街的第一间是他的餐室，第二间是卧室，第三间是经堂。从经堂出来，必须经过卧室；从卧室出来，又必须经过餐室。经堂底里，有半间小暖房，仅容一张留备客人寄宿的床。主教常把那床让给那些因管辖区的事务或需要来到迪涅的乡村神甫们住宿。
原来医院的药房是间小房子，通正屋，盖在园子里，现在已改为厨房和贮藏食物的地方了。
此外，园里还有一个牲口棚，最初是救济院的厨房，现在主教在那里养着两头母牛。无论那两头牛供给多少奶，他每天早晨总分一半给医院里的病人。“这是我付的什一税。”他说。
他的房间相当大，在恶劣的季节里相当难于保暖。由于木柴在迪涅非常贵，他便设法在牛棚里用板壁隔出了一小间。严寒季节便成了他夜间生活的地方。他叫那做“冬斋”。
在冬斋里，和在餐室里一样，除了一张白木方桌和四张麦秸心椅子外，再也没有旁的家具。餐室里却还陈设着一个涂了淡红胶的旧碗橱。主教还把一张同样的碗橱，适当地罩上白布帷和假花边，作为祭坛，点缀着他的经堂。
迪涅的那些有钱的女忏悔者和虔诚的妇女，多次凑了些钱，要为主教的经堂修一座美观的新祭坛，他每次把钱收下，却都送给了穷人。
“最美丽的祭坛，”他说，“是一个因得到安慰而感谢上帝的受苦人的灵魂。”
他有两张麦秸心的祈祷椅在他的经堂里，卧室里还有一张有扶手的围椅，也是麦秸心的。万一他同时接见七八个人，省长、将军或是驻军的参谋，或是教士培养所的几个学生，他们就得到牛棚里去找冬斋的椅子，经堂里去找祈祷椅，卧室里去找围椅。这样，他们可以收集到十一张待客的坐具。每次有人来访，总得搬空一间屋子。
有时来了十二个人，主教为了遮掩那种窘境，如果是在冬天，他便自己立在壁炉边，如果是在夏天，他就建议到园里去兜个圈子。
在那小暖房里，的确还有一张椅子，但是椅上的麦秸已经脱了一半，并且只有三只脚，只是靠在墙上才能用。巴狄斯丁姑娘也还有一张很大的木靠椅，从前是漆过金的，并有锦缎的椅套，但是那靠椅由于楼梯太窄，已从窗口吊上楼了，因而它不能作为机动的家具。
巴狄斯丁姑娘的奢望是想买一套客厅里用的荷兰黄底团花丝绒的天鹅颈式紫檀座架的家具，再配上长沙发。但是这至少得花五百法郎。她为那样一套东西省吃节用，五年当中，只省下四十二个法郎和十个苏，于是也就不再做此打算。而且谁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去想象一下主教的卧室，再简单也没有了。一扇窗门朝着园子，对面是床——一张医院用的病床，铁的，带着绿哔叽帷子。在床里的阴暗处，帷的后面，还摆着梳妆用具，残留着他旧时在繁华社会中做人的那些漂亮习气；两扇门，一扇靠近壁炉，通经堂，一扇靠近书橱，通餐室；那书橱是一个大玻璃橱，装满了书；壁炉的木框，描上了仿大理石的花纹，炉里通常是没有火的；壁炉里有一对铁炉篦，篦的两端装饰着两个瓶，瓶上绕着花串和槽形直条花纹，并贴过银箔，那是主教等级的一种奢侈品；上面，在通常挂镜子的地方，有一个银色已褪的铜十字架，钉在一块破旧的黑绒上，装在一个金色暗蔽的木框里。窗门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摆了一个墨水瓶，桌上堆着零乱的纸张和大本的书籍。桌子前面，一张麦秸椅。床的前面，一张从经堂里搬来的祈祷椅。椭圆框里的两幅半身油画像挂在他床两旁的墙上。在画幅的素净的背景上有几个小金字写在像的旁边，标明一幅是圣克鲁的主教查里奥教士的像，一幅是夏尔特尔教区西多会大田修院院长阿格德的副主教杜尔多教士的像。主教在继医院病人之后住进那间房时，就已看见有这两幅画像，也就让它挂在原处。他们是神甫，也许是施主，这就是使他尊敬他们的两个理由。他所知道关于那两个人物的，只是他们在同一天，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由王命，一个授以教区，一个授以采地。马格洛大娘曾把那两幅画取下来掸灰尘，主教才在大田修院院长的像的后面，看见在一张用四片胶纸粘着四角、年久发黄的小方纸上，用淡墨汁注出的这两位人物的出身。
窗门上，有一条古老的粗毛呢窗帷，已经破旧不堪，为了节省新买一条的费用，马格洛大娘只得在正中大大地缝补一番，缝补的纹恰成一个十字形。主教常常叫人看。
“这缝得多好！”他说。
那房子里所有的房间，无论楼下楼上，没有一间不是用灰浆刷的，营房和医院照例如此。
但是，后来的几年中，马格洛大娘在巴狄斯丁姑娘房间的裱墙纸下面（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发现了一些壁画。这所房子，在成为医院以前，曾是一些士绅们的聚会场所。所以会有那种装饰。每间屋子的地上都铺了红砖，每星期洗一次，床的前面都铺着麦秸席。总之，这住宅，经那两位妇女的照料，从上到下，都变得异常清洁。那是主教所许可的惟一的奢华。他说：
“这并不损害穷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得说清楚，在他从前有过的东西里，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马格洛大娘每天都喜洋洋地望着那些银器在白粗布台毯上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我们既然要把迪涅的这位主教据实地写出来，就应当提到他曾几次这样说过：“叫我不用银器盛东西吃，我想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那些银器以外，还有两个粗重的银烛台，是从他一个姑祖母的遗产中得来的。那对烛台上插着两支烛，经常陈设在主教的壁炉上。每逢他留客进餐，马格洛大娘总点上那两支烛，连着蜡台放在餐桌上。
在主教的卧室里，床头边，有一张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大娘把那六套银器和大汤勺塞在橱里。橱门上的钥匙是从来不拿走的。
那个园子，在我们说过的那些相当丑陋的建筑物的陪衬下，也显得有些减色。园子里有四条小道，交叉成十字形，交叉处有一个水槽；另一条小道沿着白围墙绕园一周。小道与小道之间，形成四块方地，边沿上种了黄杨。马格洛大娘在三块方地上种着蔬菜，在第四块上，主教种了些花卉。几株果树散布在各处。
一次，马格洛大娘和蔼地打趣他说：“您处处都盘算，这儿却有一块方地没有用上。种上些生菜，不比花好吗？”“马格洛大娘，”主教回答说，“您弄错了。美和适用是一样有用的。”停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也许更有用些。”
那块方地又分作三四畦，主教在那地上所费的劳力和他在书本里所费的劳力是一样的。他乐意在这里花上一两个钟头，修枝，除草，这儿那儿，在土里搠一些窟窿，摆下种子。他并不像园艺工作者那样仇视昆虫。对植物学他没有任何幻想；他不知道分科，也不懂骨肉发病说；他绝不研究在杜纳福尔[20]和自然操作法之间应当有何取舍，既不替胞囊反对子叶，也不替舒习尔[21]反对林内[22]。他不研究植物，而赞赏花卉。他非常敬重科学家，更敬重无知识的人，在双方并重之下，每当夏季黄昏，他总提着一把绿漆白铁喷壶去浇他的花畦。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是锁得上的。餐室的门，我们已经说过，开出去便是天主堂前面的广场，从前是装了锁和铁闩的，正像一扇牢门。主教早已叫人把那些铁件取去了，因而那扇门，无论昼夜，都只用一个活梢扣着。任何过路的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摇开。起初，那两位妇女为了那扇从来不关的门非常发愁，但是迪涅主教对她们说：“假如你们喜欢，不妨在你们的房门上装上铁闩。”到后来，她们看见他既然放心，也就放了心，或者说，至少她们装出放心的样子。马格洛大娘有时仍不免提心吊胆。主教的想法，已经在他在《圣经》边上所写的这三行字里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这里只有最微小的一点区别：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
在一本叫做《医学的哲学》的书上，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们不和他们一样是医生吗？我一样有我的病人。首先我有他们称为病人的病人，其次我还有我称为不幸的人的病人。”
在另一处，他还写道：“对向你求宿的人，不可问名问姓，不便把自己姓名告人的人也往往是最需要找地方住的人。”
有一天，忽然来了个大名鼎鼎的教士，我已经记不清是古娄布鲁教士，还是彭弼力教士，想起要问主教先生（那也许是受了马格洛大娘的指使），让大门日夜开着，人人都可以进来，主教是否十分有把握不至于发生某种意外，是否不怕在那防范如此松懈的家里，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主教严肃而温和地在他肩上点了一下，对他说：“除非上帝要保护这家人，否则看守也徒然。”[23]他接着就谈旁的事。
他常爱说：“教士有教士的勇敢，正如龙骑队长有龙骑队长的勇敢。”不过，他又加上一句：“我们的勇敢应当是宁静的。”
七 克拉华特
此地自然有着一件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因为这件事足以说明迪涅的这位主教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加斯帕尔·白匪帮曾一度横行在阿柳尔峡一带，在被击溃以后，有个叫克拉华特的部将却还躲在山林里。他领着他的徒众，加斯帕尔·白的残部，在尼斯伯爵领地里藏匿了一些时候，继又转到皮埃蒙特区[24]，忽而又在法国境内巴塞隆内特附近出现。最初，有人曾在若齐埃见过他，过后又在翟伊尔见过他。他躲在鹰轭山洞里，从那里出来，经过玉碑和小玉碑峡谷，走向村落和乡镇。他甚至敢于进逼昂布伦，黑夜侵入天主堂，卷走圣衣库中的东西。他的劫掠使那一乡的人惴惴不安。警察追击也无用。他屡次逃脱，有时还公然抵抗。他是个大胆的恶汉。正当人心惶惶时主教来了。他正在那一乡巡视。乡长赶到沙斯特拉来找他，并且劝他转回去。当时克拉华特已占据那座山，直达阿什一带，甚至还更远。即使由卫队护送，也有危险。那不过是把三四个警察白白拿去送死罢了。
“那么，”主教说，“我打算不带卫兵去。”
“您怎么可以那样打算，主教？”那乡长说。
“我就那样打算，我绝对拒绝卫兵，并且一个钟头以内我就要走。”
“走？”
“走。”
“一个人去吗？”
“一个人。”
“主教，您不能那样做。”
“在那儿，”主教又说，“有个穷苦的小村子，才这么一点大，我三年没有见着他们了。那里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些和蔼诚实的牧人。他们牧羊，每三十头母羊里有一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能做各种颜色的羊毛绳，非常好看。他们用六孔小笛吹各种山歌。他们需要有人不时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主教如果也害怕，他们将说什么呢？假使我不到那里去一下，他们将说些什么呢？”
“可是，主教，您对那些强盗怎么办，万一您遇见了强盗！”
“对呀，”主教说，“我想起来了。您说得有理。我可以遇见他们。他们也需要有人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
“主教，那是一伙土匪呀，是一群狼呀！”
“乡长先生，也许耶稣正要我去当那一群狼的牧人呢。谁知道主宰的旨意？”
“主教，他们会把您抢光的。”
“我没有什么可抢的。”
“他们会杀害您的。”
“杀害一个念着消食经过路的老教士？啐！那有什么好处？”
“唉！我的上帝！万一您碰见他们！”
“我就请他们捐几文给我的穷人们。”
“主教，以上天之名，不要到那儿去吧！您冒着生命危险呢。”
“乡长先生，”主教说，“就只是这点小事吗？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来保护世人的心灵的。”
只好让他走。他走了，只有一个自愿当向导的小孩伴着他。他那种蛮劲使那一乡议论纷纷，甚至个个替他捏一把汗。
他不愿带他的妹子，也没有带马格洛大娘。他骑上骡子，穿过山路，一个人也没有碰见，平平安安到了他的“好朋友”——牧人的家里。他在那里住了两星期，传道，行圣礼，教育人，感化人。到了快离开时，他决计用主教的仪式做一场大弥撒。他和本堂神甫商量。但是怎么办呢？没有主教的服饰。他们只能把简陋的乡间圣衣库供他使用，那里只有几件破旧的、装着假金线的锦缎祭服。
“没有关系！”主教说，“神甫先生，我们不妨把要做大弥撒那件事在下次礼拜时，向大众宣告一下，会有办法的。”
在附近的几个天主堂里都寻遍了。那些穷教堂里所有的精华，凑拢来还不能适当装饰一个大天主堂里的唱诗童子。
正在大家为难时，有两个陌生人，骑着马，带了一只大箱子，送来给主教先生，箱子放在本堂神甫家里人立即走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件金线呢披氅，一顶装有金刚钻的主教法冠，一个大主教的十字架，一条华美的法杖，一个月以前，在昂布伦圣母堂的圣衣库里被抢的法衣，全部都在。箱子里有张纸，上面写着：“克拉华特呈奉卞福汝主教。”
“我早说过会有办法的！”主教说，随后他含笑补充一句，“以神甫的白衣自足的人蒙上帝赐来大主教的披氅了。”
“我的主教，”神甫点头含笑低声说，“不是上帝便是魔鬼。”
主教用眼睛盯住神甫，一本正经地说：“是上帝！”
回沙斯特拉时一路上都有人来看他，引为奇谈。他在沙斯特拉的神甫家里，又和巴狄斯丁姑娘和马格洛大娘相见了，她们也正渴望他回来。他对他的妹子说：
“怎样，我的打算没有错吧？我这穷教士，两手空空，跑到山里那些穷百姓家里去过了，现在又满载而归。我当初出发时，只带着一片信仰上帝的诚心，回来时，却把一个天主堂的宝库带回了。”
晚上，他在睡前还说：
“永远不要害怕盗贼和杀人犯。那是身外的危险。我们应当害怕自己。偏见便是盗贼，恶习便是杀人犯。重大的危险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危害我们脑袋和钱袋的人何足介意呢？我们只须想到危害灵魂的东西就得了。”
他又转过去对他妹子说：
“妹妹，教士永远不可提防他的邻人。邻人做的事，总是上帝允许的。我们在危险临头时，只应祷告上帝。祈求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兄弟因我们而犯罪。”
总之，他生平的特殊事故不多。我们就自己所知道的谈谈。不过他在他一生中，总是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他一年的一月，就像他一日的一时。
至于昂布伦天主堂的“财宝”下落如何，我们对这问题，却有些难于回答。那都是些美丽的、令人爱不忍释的、很值得偷去救济穷人的东西。况且那些东西是早已被人偷过了的。那种冒险行为已经完成了一半，余下的工作只须改变偷窃的目的，再向穷人那边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了。关于这问题，我们什么也不肯定。不过，曾经有人在主教的纸堆里发现过一张词意不明的条子，也许正是指那件事的，上面写着：“问题在于明确这东西应当归天主堂还是归医院。”
八 酒后的哲学
我们曾经谈到过一个元老院元老，那是个精明果断的人，一生行事，直截了当，对于人生所能遇到的难题，如良心、信誓、公道、天职之类从不介怀；他一往直前地向着他的目标走去，在他个人发达和利益的道路上，他从不曾动摇过一次。他从前当过检察官，因处境顺利，为人也渐趋温和了，他绝不是个有坏心眼的人。他在生活中审慎地抓住那些好的地方、好的机会和好的财源之后，对儿子、女婿、亲戚甚至朋友，也尽力帮些小忙。其余的事，在他看来，好像全是傻事。他善诙谐，通文墨，因而自以为是伊壁鸠鲁[25]的信徒，实际上也许只是比戈·勒白朗[26]之流亚。对无边的宇宙和永恒的事业以及“主教老头儿的种种无稽之谈”，他常喜欢用解颐的妙语来加以述说。有时，他会带着和蔼的高傲气派当面嘲笑米里哀先生，米里哀先生总由他嘲笑。
不知是在举行什么半官式典礼时，那位伯爵（就是那位元老）和米里哀先生都应在省长公馆里参加宴会。到了用甜品时，这位元老已经略带酒意，不过态度仍旧庄重，他大声说：
“主教先生，我们来扯扯。一个元老和一个主教见了面，就难免要彼此挤眉弄眼。一狼一狈，心照不宣。我要和您谈句知心话。我有我自己一套哲学。”
“您说得对，”主教回答，“人总是睡下来搞他的哲学的，何况您是睡在金屋玉堂中的，元老先生。”
元老兴致勃发，接着说：
“让我们做好孩子。”
“就做顽皮鬼也不打紧。”主教说。
“我告诉您，”元老说，“阿尔让斯侯爵、皮隆、霍布斯、内戎[27]先生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在我的图书室里的这些哲学家的书边上都是烫了金的。”
“和您自己一样，元老先生。”主教抢着说。
元老接着说：
“我恨狄德罗[28]，他是个空想家，大言不惭，还搞革命，实际上却信仰上帝，比伏尔泰更着迷。伏尔泰嘲笑过尼登，他不应当那么做，因为尼登的鳝鱼已经证明上帝的无用了。一匙面糊加一滴酸醋，便可以代替圣灵。假设那一滴再大一点，那一匙也再大一点，便是这世界了。人就是鳝鱼。又何必要永生之父呢？主教先生，关于耶和华的那种假设叫我头痛。它只对那些外弱中干的人有些用处。打倒那个惹人厌烦的万物之主！虚空万岁！虚空才能叫人安心。说句知心话，并且我要说个痛快，好好向我的牧师交代一番，我告诉您，我观点明确。您那位东劝人谦让、西劝人牺牲的耶稣瞒不过我的眼睛。那种说法是吝啬鬼对穷鬼的劝告。谦让！为什么？牺牲！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狼为另一只狼的幸福而牺牲它自己。我们还是游戏人间的好。人为万物之灵。我们应当有高明的哲学。假使目光如鼠，又何必生为万物之灵？让我们嘻嘻哈哈过这一世吧。人生，就是一切。说人在旁的地方，天上、地下，某处，有另外一个来生，我绝不信那些鬼话。哼！有人要我谦让，要我牺牲，那么，一举一动，我都得谨慎小心，我得为善恶、曲直、从违等问题来伤脑筋。为什么？据说对自己的行为我将来得做个交代。什么时候？死后。多么好的梦！在我死了以后，有人捉得住我那才妙呢。您去叫一只鬼手抓把灰给我看看。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是揭过芙蓉仙子的亵衣的人，让我们说老实话吧，这世上只有生物，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我们应当追求实际，一直深入下去，穷其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应当嗅出真理，根究到底，把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样它才会给你一种无上的快乐。那样你才会充满信心，仰天大笑。我一点不含糊，我。主教先生，永生之说只能哄哄小孩。哈！多么中听的诺言！您去信您的吧！骗鬼的空头支票。人是灵魂，人可以成为天使，人可以在肩胛骨上生出一对蓝翅膀。有福气的人可以从这一个星球游到那一个星球，这句话是不是德尔图良[29]说的，请您告诉我。就算是的。我们会变成星际间的蝗虫。还会看见上帝，等等，等等。什么天堂，妄谈而已。上帝是种荒谬透顶的胡说。我当然不会在政府公报里说这种话。朋友之间，却不妨悄悄地谈谈。酒后之言嘛。为了天堂牺牲人世，等于捕雀而捉影。为永生之说所愚弄！还不至于那么蠢。我是一无所有的。我叫做一无所有伯爵，元老院元老。在我生前，有我吗？没有。在我死后，有我吗？没有。我是什么呢？我不过是一粒和有机体组合起来的尘土。在这世界上，我有什么事要做？我可以选择，受苦或享乐。受苦，那会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引到一无所有。而我得受一辈子的苦。享乐又会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呢？也是引到一无所有。而我可以享一辈子的乐。我已经选定了。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好些。那正是我聪明的地方。过后，听其自然，掘坟坑的人会来的，坟坑便是我们这种人的先贤祠，一切都落在那大洞里。完事大吉。一切皆空。全部清算完毕。那正是一切化为乌有的下场。连死的份儿也不会再有了，请相信我。说什么还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去谈话，我想来就要发笑。奶妈的创作。奶妈发明了妖怪来吓唬小孩，也发明了耶和华来吓唬大人。不，我们的明天是一片黑。在坟墓的后面，一无所有，这对任何人来说也都一样。即使你做过萨尔达尼拔[30]，即使你做过味增爵[31]，结果都一样归于乌有。这是真话。因此，享乐高于一切。当你还有你的时候，就应当利用这个你。老实说，我告诉您，主教先生，我有我的一套哲学，也有我的同道。我不让那些无稽之谈牵着我的鼻子走。可是，对于那些下等人，那些赤脚鬼、穷光蛋、无赖汉，却应当有一种东西。我们不妨享以种种传说、幻想、灵魂、永生、天堂、星宿。让他们大嚼特嚼，让他们拿去涂在他们的干面包上。两手空空的人总算也还捧着一位慈悲的上帝。那并不过分。我也一点不反对，但为我自己，我还是要留下我的内戎先生。慈悲的上帝对平民来说，还是必要的。”
主教鼓掌大声说：
“妙论，妙论！这个唯物主义，确是一种至美绝妙的东西。要找也找不到的。哈！一旦掌握了它，谁也就不上当了，谁也就不会再傻头傻脑，像卡托[32]那样任人放逐，像艾蒂安[33]那样任人用石头打死，像贞德[34]那样任人活活烧死了。获得了这种宝贵的唯物主义的人，也就可以有那种觉得自己不用负责的快感，并认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霸占一切，地盘、恩俸、荣誉、正当得来或暧昧得来的权力，可以为金钱背弃信义，为功利出卖朋友，昧尽天良也还可以自鸣得意，等到酒肉消化完了，便往坟墓里一钻了事。那多么舒服。我这些话并不是为您说的，元老先生。可是我不能不庆贺您。你们那些贵人，正如您说的，有一套自己的、为你们自己服务的哲学，一套巧妙、高明、仅仅适用于有钱人、可以调和各种口味、增加人生乐趣、美不胜收的哲学。那种哲学是由特殊钻探家从地下深处发掘得来的。一般平民以信仰上帝作为他们的哲学，正如穷人以栗子烧鹅肉当作蘑菇煨火鸡，而您并不认为那是件坏事，您确是一位忠厚长者。”
九 阿妹谈阿哥
为了说明迪涅主教先生的家庭概况，为了说明那两位圣女怎样用她们的行动、思想、甚至女性的那种易受惊恐的本能去屈从主教的习惯和意愿，使他连开口吩咐的麻烦都没有，我们最好是在此地把巴狄斯丁姑娘写给她幼年时的朋友，波瓦舍佛隆子爵夫人的一封信转录下来。那封信在我们的手里。
我仁慈的夫人，我们没有一天不谈到您。那固然是我们的习惯，也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您没有想到，马格洛大娘居然在洗刷天花板和墙壁时，发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们这两间原来裱着旧纸、刷过灰浆的房间，和您那子爵府第相比，也不至于再有逊色。马格洛大娘撕去了全部的纸。那下面有些东西。我们用来晾衣服、没有家具的那间客厅，有十五尺高，十八尺见方，天花板和梁上都画了仿古金花，正和府上一样。从前当作医院时，它是用块布遮住了的。还有我们祖母时代的板壁。不过应当看看的是我的房间。马格洛大娘在那至少有十层的裱墙纸下发现了一些油画，虽然不好，却还过得去。画的是密涅瓦[35]封忒勒玛科斯[36]为骑士。另一幅园景里也有他。那花园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了。总之是罗马贵妇们在某一夜到过的地方。我还要说什么？那上面有罗马（这儿有个字，字迹不明）男子和妇女以及他们的全部侍从。马格洛大娘把一切都擦拭干净，今年夏天，她还要修整几处小小的破损，全部重行油漆，我的屋子就会变成一间真正的油画陈列馆了。她还在顶楼角落里找出两只古式壁几。可是重上一次金漆就得花去两枚值六利弗的银币，还不如留给穷人们使用好些；并且式样也相当丑陋，我觉得如果能有一张紫檀木圆桌，我还更合意些。
我总是过得很快乐。我哥是那么仁厚，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施给穷人和病人。我们手边非常拮据。到了冬天这地方就很苦。帮助穷人总是应当的。我们还算有火有灯。您瞧，这样已经很温暖了。
我哥有他独特的习惯。他在聊天时，老说一个主教应当这样。您想想，我们家里的大门总是不关的。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来，并且开了门就是我哥的屋子。他什么都不怕，连黑夜也不怕。照他说来，那是他特有的果敢。
他不要我替他担忧，也不要马格洛大娘替他担忧。他冒着各种危险，还不许我们有感到危险的神情。我们应当知道怎样去领会他。
他常在下雨时出门，在水里行走，在严冬旅行。他不怕黑夜，不怕可疑的道路和遭遇。
去年，他独自一人走到匪窟里去了。他不肯带我们去。他去了两星期。一直到回来，他什么危险也没碰着。我们以为他死了，而他却健康得很。他还说你们看我被劫了没有。他打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昂布伦天主堂的珍宝，是那些土匪送给他的。
那一次，在他回来时，我和他的几位朋友，到两里路远的地方去迎接他。我实在不得不稍微责备他几句，但是我很小心，只在车轮响时才说话，免得旁人听见。
起初，我常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危险能阻拦他，他真够叫人焦急的了。”到现在，我也习惯了。我常向马格洛大娘使眼色叫她不要惹他。他要冒险，让他去。我引着马格洛大娘回我的房间。我为他祷告。我睡我的觉。我安心，因为我知道，万一他遇到不幸，我也决不再活了。我要随着我的哥兼我的主教一同归天。马格洛大娘对她所谓的“他的粗心大意”却看不惯，但是到现在，习惯已成自然。我们俩一同害怕，一同祈祷，也就一同睡去了。魔鬼可以走进那些可以让它放肆的人家，但在我们家里，有什么可怕的呢？最强的那位时常是和我们同在一道的，魔鬼可以经过此地，但是慈悲的上帝常住在我们家里。
这样我已经满足了。我的哥，现在用不着再吩咐我什么，他不开口，我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我们把自己交给了天主。
这就是我们和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相处之道。
您问我关于傅家的历史，这事我已向我哥问明了。您知道，他知道得多么清楚，记得多么详细呵。因为他始终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保王党。那的确是卡昂税区一家很老的诺曼底世家。五百年来，有一个拉乌尔·德·傅，一个让·德·傅和一个托马·德·傅，都是贵人，其中一个是罗什福尔采地的领主。最末的一个是居伊·艾蒂安·亚历山大，他当过营长，在布列塔尼的轻骑队里也有相当的位置。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了法兰西世卿，法兰西警卫军大佐和陆军中将路易·德·格勒蒙的儿子阿德利安·查理·德·格勒蒙。他们的姓，傅，有三种写法：“Faux”，“Fauq”，“Faoucq”。
仁慈的夫人，请您代求贵戚红衣主教先生为我们祷告。至于您亲爱的西尔华尼，她没有浪费她亲近您的短暂时间来和我写信，那是对的。她既然身体好，也能依照尊意工作，并且仍旧爱我，那已是我所希望的一切了。我从尊处得到她的问候，我感到幸福。我的身体并不太坏，可是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了。再谈，纸已写满了，我只得停笔。一切安好。
巴狄斯丁
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于迪涅。
再者：令嫂仍和她令郎的家眷住在此地。您的侄孙真可爱。您知道，他快五岁了！昨天他看见一匹马走过，腿上裹了护膝，他说：“它膝头上是什么？”那孩子，他是那样惹人爱。他的小兄弟在屋子里拖着一把破扫帚当车子，嘴里还喊着：“走！”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两位妇人知道用女性所特有的那种比男子更了解男子的天才，去曲承主教的生活方式。迪涅那位主教有着那种始终不渝、温和敦厚的神情风度，有时作出一些伟大、果敢、辉煌的行动，仿佛连他自己也不觉得。她们为那些事提心吊胆，但是让他去做。马格洛大娘有时试着在事先劝劝，但从不在事情进行时或事后多话。当行动已经开始，她们就从不阻拦他，连一点颜色也不表露。某些时候，她们只似懂非懂地觉得他是在尽主教的职责；他自己并不说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一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的那种赤子之心是那样淳朴，因此，她们在家里只是两个黑影。她们被动地服侍着他，如果为了服从，应当退避，她们便退避。由于一种可喜的、体贴入微的本能，她们知道，某种关切反而会使他为难。我不说她们能了解他的思想，但是她们了解他的性格，因而即使知道他是在危险中，也只好不过问。她们把他托付给了上帝。
而且巴狄斯丁还常说，正如我们刚才念过的，她哥的不幸也就是她自己的末日。马格洛大娘没有那样说，但是她心里有数。
十 主教走访不为人知的哲人
我们在前面几页提过一封信，在那信上所载日期过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里，他又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在全城的人的心目中，是比上次他在那强人出没的山中旅行，更加来得冒失。
在迪涅附近的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那人曾经当过……让我们立即说出他那不中听的名称：国民公会[37]代表。他姓G。
在迪涅那种小天地里，大家一谈到国民公会的那位G代表，便有谈虎色变之感。一个国民公会代表，那还了得！那种东西是大家在以“你”和“公民”[38]相称的年代里存在过的。那个人就差不多是魔怪。他虽然没有投票判处国王死刑，但是已相去不远。那是个类似弑君的人。他是横暴骇人的。正统的王爷们回国[39]后，怎么会没有人把他告到特别法庭里去呢？不砍掉他的脑袋，也未尝不可，我们应当宽大，对的；但是好好地来他一个终身放逐，总是应当的吧？真是怪事！诸如此类的话。他并且和那些人一样，是个无神论者——这些全是鹅群诋毁雄鹰的妄谈。
G究竟是不是雄鹰呢？如果我们从他那孤独生活中所特有的蛮性上着眼，他确是。由于他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所以屡次的放逐令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也就能留在法国。
他的住处离城有三刻钟的路程，远离一切村落，远离一切道路，不知是在哪个荒山野谷、人迹不到的角落里。据说他在那里有一块地、一个土洞，一个窝巢。没有邻居，甚至没有过路的人。那条通到他那里去的小路，自从他住在那山谷里以后，也就消失在荒草中了。大家提起他那住处，就好像谈到刽子手的家。
可是主教不能忘怀，他不时朝着这位老代表的住处，有一丛树木标志着的山谷，远远望去，他还说：“那儿有个孤独的灵魂。”
在他思想深处，他还要说：“我迟早得去看他一遭。”
但是，老实说，那个念头在起初虽然显得自然，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却又好像觉得它奇怪，觉得这是做不到的，几乎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实际上他也具有一般人的看法，那位国民公会代表使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近似仇恨的恶感，也就是“格格不入”这四个字最能表达的那种恶感。
可是羔羊的癣疥应当使牧人却步吗？不应当。况且那又是怎样的一头羔羊！
那位慈祥的主教为之犹豫不决。有时，他朝那方向走去，随即又转回来。
一天，有个在那窑洞里伺候那位G代表的少年牧人来到城里找医生，说那老贼已经病到垂危，他得了瘫痪症，过不了夜。这话在城里传开了，许多人说：“谢天谢地。”
主教立即拿起他的拐杖，披上他的外衣（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的道袍太旧了，也因为将有晚风），一径走了。
当他走到那无人齿及的地方，太阳正往西沉，几乎到了地平线。他的心怦怦跳动，他知道距那兽穴已经不远。他跨过一条沟，越过一道篱，打开栅门，走进一个荒芜的菜圃，相当大胆地赶上几步，到了那荒地的尽头，一大丛荆棘的后面，他发现了那窝巢。
那是一所极其低陋狭窄而整洁的木屋，前面墙上钉着一列葡萄架。
门前，一个白发老人坐在一张有小轮子的旧椅子（农民的围椅）里，对着太阳微笑。
在那坐着的老人身旁，立着个少年，就是那牧童。他正递一罐牛奶给那老人。
主教正张望，那老人提高嗓子说：
“谢谢，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同时，他把笑脸从太阳移向那孩子。
主教往前走。那坐着的老人，听见他的脚步声转过头来，如闻空谷足音，脸上露出极端惊讶的颜色。
“自从我住到这里以来，”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上我的门。先生，您是谁？”
主教回答：
“我叫卞福汝·米里哀。”
“卞福汝·米里哀！我听人说过这名字。老乡们称为卞福汝主教的，难道就是您吗？”
“就是我。”
那老人面露微笑，接着说：
“那么，您是我的主教了？”
“有点儿像。”
“请进，先生。”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把手伸给主教，但是主教没有和他握手，只说道：
“我很高兴上了人家的当。看您的样子，您一点也没有病。”
“先生，”那老人回答，“我会好的。”
他停了一会，又说：
“我过不了三个钟头，就要死了。”
随后他又说：
“我稍稍懂一点医道，我知道临终的情形是怎样的。昨天我还只是脚冷；今天，冷到膝头了；现在我觉得冷齐了腰，等到冷到心头，我就停摆了。夕阳无限好，不是吗？我叫人把我推到外面来，为的是要对这一切景物，做最后一次展望。您可以和我谈话，一点也不会累我的。您赶来看一个快死的人，这是好的。这种时刻，能有一两个人在场，确是难得。妄想人人都有，我希望能拖到黎明。但是我知道，我只有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了。到那时，天已经黑了。其实，有什么关系！死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一定要在早晨。就这样吧。我将披星戴月而去。”
老人转向那牧童说：
“你，你去睡吧。你昨晚已经守了一夜。你累了。”
那孩子回到木屋里去了。
老人用眼睛送着他，仿佛对自己说：
“他入睡，我长眠。同是梦中人，正好相依相伴。”
主教似乎会受到感动，其实不然。他不认为这样死去的人可以悟到上帝。让我们彻底谈清楚，因为宽大的胸怀中所含的细微的矛盾也一样是应当指出来的。平时，遇到这种事，如果有人称他为“主教大人”，他认为不值一笑，可是现在没有人称他为“我的主教”，却又觉得有些唐突，并且几乎想反过来称这位老人为“公民”了。他在反感中突然起了一种想对人亲切的心情，那种心情在医生和神甫中是常见的，在他说来却是绝无仅有的。无论如何，这个人，这个国民公会代表，这位人民喉舌，总当过一时的人中怪杰，主教觉得自己的心情忽然严峻起来，这在他一生中也许还是第一次。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却用一种谦虚诚挚的态度觑着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含有那种行将物化的人的卑怯神情。
在主教方面，他平素虽然约束自己，不起窥测旁人隐情的心思，因为在他看来，蓄意窥测旁人隐情，即类似对人存心侵犯，可是对这位国民公会代表，却不能不细心研究；这种不是由同情心出发的动机，如果去对待另一个人，他也许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但是一个国民公会代表，在他的思想上多少有些法外人的意味，甚至连慈悲的法律也是不予保护的。
G，这位八十岁的魁梧老叟，态度镇定，躯干几乎挺直，声音洪亮，足以使生理学家惊叹折服。革命时期有过许多那样的人，都和那时代相称。从这个老人身上，我们可以想见那种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人。离死已经那样近了，他还完全保有健康的状态。他那明炯的目光、坚定的语气、两肩强健的动作，都足以使死神望而生畏。伊斯兰教中的接引天使阿兹拉伊尔[40]也会望而却步，以为走错了门呢。G的样子好像即将死去，那只是因为他自己愿意那样的缘故罢了。他在临终时却仍能自主，只是两条腿僵了，他只是在那一部分被幽魂扼制住了。两只脚死了，也冷了，头脑却还活着，还保持着生命的全部活力，并且似乎还处在精神焕发的时期。G在这一严重的时刻，正和东方神话中的那个国王相似，上半是肉身，下半是石体。
他旁边有块石头。主教便在那上面坐下。他们突然开始对话。
“我祝贺您，”他用谴责的语气说，“您总算没有投票赞成判处国王死刑。”
国民公会代表好像没有注意到“总算”那两个字所含的尖刻意味。他开始回答，脸上的笑容全消灭了：
“不要祝贺得太甚了，先生。我曾投票表决过暴君的末日。”
那种刚强的语气是针对着严肃的口吻而发的。
“您这话怎讲？”
“我的意思是说，人类有一个暴君，那就是蒙昧。我表决了这个暴君的末日。王权就是从那暴君产生的，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力，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人类只应受知识的统治。”
“那么，良心呢？”主教接着说。
“那是同一回事。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与生俱有的那么一点知识。”
那种论调对卞福汝主教是非常新奇的，他听了，不免有些诧异。
国民公会代表继续说：
“关于路易十六的事，我没有赞同。我不认为我有处死一个人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有消灭那种恶势力的义务。我表决了那暴君的末日，这就是说，替妇女消除了卖身制度，替男子消除了奴役制度，替幼童消除了不幸生活。我在投票赞成共和制度时也就赞助了那一切。我赞助了博爱、协和、曙光！我出力打破了邪说和谬见。邪说和谬见的崩溃造成了光明。我们这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就好像一个苦难的瓶，一旦翻倒在人类的头上，就成了一把欢乐的壶。”
“光怪陆离的欢乐。”主教说。
“您不妨说多灾多难的欢乐，如今，自从那次倒霉的所谓一八一四年的倒退以后，也就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欢乐了。可惜！那次的事业是不全面的，我承认；我们在实际事物中摧毁了旧的制度，在思想领域中却没能把它完全铲除掉。消灭恶习是不够的，还必须转移风气。风车已经不存在了，风却还存在。”
“您做了摧毁工作。摧毁可能是有好处的。可是对夹有怒气的摧毁行为，我就不敢恭维。”
“正义是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说，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当然是的，但是多么卓绝。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幕。它涤荡了人们的习气，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曾使文化的洪流广被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人类无上的光荣。”
主教不禁嗫嚅：
“是吗？九三[41]！”
国民公会代表直从他的椅子上竖立起来，容貌严峻，几乎是悲壮的，尽他瞑目以前的周身气力，大声喊着说：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那位主教，嘴里虽未必肯承认，却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他击中了。不过他仍然不动声色。他回答：
“法官说话为法律，神甫说话为慈悲，慈悲也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而已。雷霆的一击总不应搞错目标吧。”
他又聚精会神觑着那国民公会代表，加上一句：
“路易十七[42]呢？”
国民公会代表伸出手来，把住主教的胳膊：
“路易十七！哈。您在替谁流泪？替那无辜的孩子吗？那么，好吧。我愿和您同声一哭。替那年幼的王子吗？我却还得考虑考虑。在我看来，路易十五的孙子[43]是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做了路易十五的孙子，以致殉难于大庙；卡图什[44]的兄弟也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做了卡图什的兄弟，以致被人捆住胸脯，吊在格雷沃广场，直到气绝，那孩子难道就死得不惨？”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把这两个名字联在一起。”
“卡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究竟替这两个中的哪一个叫屈呢？”
一时相对无言。主教几乎后悔多此一行，但是他觉得自己隐隐地、异样地被他动摇了。
国民公会代表又说：
“咳！主教先生，您不爱真理的辛辣味儿。从前基督却不像您这样。他拿条拐杖，清除了圣殿。他那条电光四射的鞭子简直是真理的一个无所顾忌的代言人。当他喊道‘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45]时，他对于那些孩子，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他对巴拉巴[46]的长子和希律[47]的储君能同眼看待而无动于衷。先生，天真本身就是王冕。天真不必有所作为也一样是高尚的。它无论是穿着破衣烂衫或贵为公子王孙，总是同样尊贵的。”
“那是真话。”主教轻轻地说。
“我要坚持下去，”国民公会代表G继续说，“您对我提到过路易十七。让我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是不是为一切在上层和在下层的无辜受害者、殉难者、孩子们同声一哭呢？我会和您一道哭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必须追溯到九三年以前。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九三年以前流起。我一定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如果您也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
“我为他们全体哭。”主教说。
“同等分量吗？”G大声说，“这天平如果倾斜，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较长些。”
又是一阵沉寂。突破沉寂的仍是那国民公会代表。他抬起身子，倚在一只肘上，用他的拇指和曲着的食指捏着一点腮，正如我们在盘问和审讯时无意中作出的那种样子，他向主教提出质问，目光中充满了临终时的全部气力。那几乎是一阵爆炸。
“是呀，先生，平民受苦的日子够长了。不但如此，您走来找我，问这问那，和我谈到路易十七，目的何在？我并不认识您呀。自从我住在这地方，孤零零的我在这围墙里过活，两只脚从不出门，除了那个帮我的小厮以外谁也不见面。的确，我的耳朵也偶尔刮到过您的名字，我还应当说，您的名气并不太坏，但是那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聪明人自有层出不穷的办法来欺哄一个忠厚老实的平民。说也奇怪，我刚才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音，也许您把它留在岔路口那面的树丛后面了吧。我并不认识您，您听见了吧。您刚才说您是主教，但是这话一点也不能对我说明您的人格究竟怎样。我只得重复我的问题。您是谁？您是一个主教，那就是说一个教门里的王爷，那些装了金，穿着铠甲，吃利息，坐享大宗教款的人中的一个——迪涅的主教，一万五千法郎的正式年俸，一万法郎的特别费，合计二万五千法郎——，有厨子，有随从，有佳肴美酒，星期五吃火鸡，仆役在前，仆役在后，高视阔步，坐华贵的轿式马车，住的是高楼大厦，捧着跣足徒步的耶稣基督做幌子，高车驷马，招摇过市，主教便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您是一位高级教主，年俸、宫室、骏马、侍从、筵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和那些人一样，也有这些东西，您也和他们一样，享乐受用，很好，不过事情已够明显了，但也可能还不够明显；您来到此地，也许发了宏愿，想用圣教来开导我，但是您并没有教我认清您自身的真正品质。我究竟是在和什么人谈话？您是谁？”
主教低下头，回答：“我是一条蛆。”[48]
“好一条坐轿车的蛆！”国民公会代表咬着牙说。
这一下，轮到国民公会代表逞强，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和颜悦色，接着说：
“先生，就算是吧。但是请您替我解释解释：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不远的轿车，我的筵席和我在星期五吃的火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的年俸，我的宫室和我的侍从，那些东西究竟怎样才能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厚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九三年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把一只手举上额头，好像要拨开一阵云雾。
“在回答您的话以前，”他说，“我要请您原谅。我刚才失礼了，先生。您是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讨论到我的思想，我只应当批判您的论点就可以了。您的富贵和您的享乐，在辩论当中，我固然可以用来作为反击您的利器，但究竟有伤忠厚，不如不用。我一定不再提那些事了。”
“我对您很感谢。”主教说。
G接着说：
“让我们回到您刚才向我要求解释的方面去吧。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您刚才说的是……您说九三年伤天害理吗？”
“伤天害理，是的，”主教说，“您对马拉[49]朝着断头台鼓掌有怎样一种看法？”
“您对博须埃[50]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又是怎样想的呢？”
那种回答是坚劲的，直指目标，锐如利剑。主教为之一惊，他绝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但是那样提到博须埃，使他感到大不痛快。极高明的人也有他们的偶像，有时还会由于别人不尊重逻辑而隐痛在心。
国民公会代表开始喘气了，他本来已经气力不济，加以临终时呼吸阻塞，说话的声音便成了若断若续的了，可是他的眼睛表现出他的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
他继续说：
“让我们再胡乱谈几句，我很乐意。那次的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只可惜九三年成了一种口实。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的一年，但就整个专制政体来说呢，先生？卡里埃[51]是个匪徒；但是您又怎样称呼蒙特维尔[52]呢？富基埃-泰维尔[53]是个无赖；但是您对拉莫瓦尼翁-巴维尔[54]有什么见解呢？马亚尔[55]罪大恶极，但请问索尔-达瓦纳[56]呢，杜善伯伯[57]横蛮凶狠，但对勒泰利埃神甫[58]，您又加上怎样的评语呢？茹尔丹屠夫[59]是个魔怪，但是还比不上卢夫瓦[60]侯爷。先生呀，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叫屈，但是我也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叫屈，那穷妇人在一六八五年大路易当国的时候，先生呀，正在给她孩子喂奶，却被人家捆在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放在一旁；她乳中充满乳汁，心中充满怆痛；那孩子，饥饿不堪，脸色惨白，瞧着母亲的乳，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对那做母亲和乳娘的妇人说：‘改邪归正！’要她在她孩子的死亡和她信心的死亡中任择一种。教一个做母亲的人受那种眼睁睁的生离死别的苦痛，您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吗？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得少说话，我不再开口了，我的理由太充足。况且我快断气了。”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可是还留下一处，那一处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
“无极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如果无极之中没有我，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不成其为无极了；换句话说，它就是不存在的了。因此它必然有一个我。无极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说了最后几句话，声音爽朗，还带着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至乐的颤动，好像他望见了一个什么人似的。语声歇了过后，他的眼睛也合上了。一时的兴奋已使他精力涸竭。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耗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已使他接近了那位生死的主宰。最紧要的时刻到了。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进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只这样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张开眼睛。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很慢，那不单是由于气力不济，还多半由于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岁的时候祖国号召我去管理国家事务。我服从了。当时有许多积弊，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有人权和法则，我都公布了，也进行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保卫了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阔气，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可以坍塌，以致非用支柱撑住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的，不过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地方，正在墨洛温王朝[61]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就是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过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过我所能行的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讥诮，侮辱，诅咒，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觉得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森严，气绝了。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G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任何言词，只要影射到“G老贼”，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中。谁也不能说，那样一颗心在他自己的心前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的意识上所起的反应，对他日趋完善的精神会毫无影响。
那次的“乡村访问”当然要替本地的那些小集团提供饶舌的机会：
“那种死人的病榻前也能成为主教涉足的地方吗？明明没有什么感化可以指望。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屡背圣教的。那，又何必到那里去呢？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真是好奇，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看看。”
一天，有个阔寡妇，也就是那些自作聪明的冒失鬼中的一个，问了他这样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顶红帽子[62]。”
“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
十一 心中的委屈
如果我们就凭以上所述作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是个“爱国的神甫”，我们就很可能发生错误。他和那国民公会G代表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结合，只不过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惊叹的回忆。如是而已。
卞福汝主教虽然是个政治中人，我们或许也还应当在这里极简略地谈谈他对当代的国家大事所抱的态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过要采取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把几年前的一些事回顾一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为帝国的男爵，同时也封了好几个旁的主教。我们知道，教皇是在一八〇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为了这件事，米里哀先生被拿破仑召到巴黎去参加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主教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举行的，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替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匆促，他回答：
“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钻到他们那里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外一次，他还说：
“有什么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确是惹人嫌，不时作怪。有一晚，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
“这许多漂亮的挂钟！这许多漂亮的地毯！这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东西好不麻烦！我真不愿意听这些累赘的东西时常在我的耳边喊‘许多人在挨饿呢！许多人在挨冻呢！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
我们顺便谈谈，对华贵物品的仇恨也许是不聪明的，因为这种仇恨隐藏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就教会中人来说，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而外，使用华贵物品是错误的。那些东西仿佛可以揭露那种并非真心真意解囊济困的作风。教士养尊处优，就是离经叛道。教士应当接近穷人。一个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灾难、苦痛、贫困相接触，难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不像在劳动中沾上一些尘土那样，一点也不带那种圣洁的清寒味吗？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热吗？我们能想象一个工人经常在熔炉旁工作，而能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没有一个手指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珠，也没有一点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的最起码的保证，便是清苦。
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见解了。
我们还不应当认为他在某些棘手问题上肯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很少参加当时的神学争辩，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他也不表示意见；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紧紧追问，他就仿佛是偏向罗马派方面而并不属于法国派[63]。我们既然是在描写一个人，并且不愿有所隐讳，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明他对那位气焰渐衰的拿破仑，可以说是冷若冰霜的。一八一三年[64]以后，他曾经参与，或鼓掌赞同过各种反抗活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65]回来时，他拒绝到路旁去欢迎他，在“百日帝政”[66]期间，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
除了他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和他们通信，相当频繁。有个时期，他对第一个兄弟颇为冷淡，因为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67]。戛纳登陆时那位将军统率一千二百人去截击皇上，却又有意放他走过。另外那个兄弟，当过省长，为人忠厚自持，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给这个兄弟的信就比较富于手足之情。
足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的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像他那样的人最好是没有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不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彼此不可相混。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党，假使他的目光从来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那种宁静的景仰，并且能超然于人世的风云变幻之外，能在景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纯洁光辉的放射，那就更美满了。
我们尽管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可以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也就是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但是藐视一个失势的人究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足快人意。我们只爱具有危险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歼灭敌人的权利。谁没有在全盛时期提出过顽强的抗议，等到垮台时，谁就不该有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祸时，我们只能听其自然。一八一二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默不作声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时居然勇气百倍，大放厥词，这样只能令人齿冷，何足鼓掌称快？一八一四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污池进入另一污池，始则尊为神人，继乃横加侮渎，从来崇拜偶像，忽又中途变节，反唾其面，这些事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后的灾难步步进逼了，法兰西因大祸临头而危险了，滑铁卢好像也展开在拿破仑跟前隐约可辨了；那时，军士和人民对那个祚运已尽的人的壮烈欢呼绝没有什么令人发叹的，并且，先不论那个专制魔王是个怎样的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这伟大的民族和这伟大的人杰间的紧密团结总是庄严动人的，像迪涅主教那样一个人的心，似乎不应当熟视无睹。
除此以外，无论对什么事，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这也是一种品德。他是一个神甫，一个贤达之士，也是一个大丈夫。他的政治见解，我们刚才已经批评过了，我们也几乎还可以严厉地指责他，可是应当指出，他尽管抱有那种见解，和我们这些现在在此地谈话的人比较起来，也许还更加厚道，更加平易近人一些。市政府的那个门房，当初是皇上安插在那里的。他原是旧羽林军里的一名下级军官，奥斯特里茨[68]战役勋章的获得者，一个像鹰那样精悍的拿破仑信徒。那个倒霉鬼会时常于无意中吐出一些牢骚话，那是被当时法律认为“叛逆言论”的。自从勋章上的皇帝侧面像被取消以后，为了避免佩带他那十字勋章，他的衣着就从来不再“遵照规定”（照他的说法）。他亲自把皇上的御影从拿破仑给他的那个十字勋章上虔诚地摘下来，那样就留下了一个窟窿，他却绝不愿代以其他的饰物。他常说：“我宁死也不愿在我的胸前挂上三个癞蛤蟆！”他故意大声挖苦路易十八[69]。他又常说：“扎英国绑腿的烂脚鬼！快带着他的辫子到普鲁士去吧！”他以能那样把他最恨的两件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连缀在一句骂人的话里而感到得意。他骂得太起劲了，以致丢了差事。他带着妻子儿女，无衣无食，流浪街头。主教却把他招来，轻轻责备了几句，派他去充当天主堂里的持戟士。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甫，是大众的朋友。
九年以来，由于他行为圣洁，作风和蔼，卞福汝主教使迪涅城里充满一种柔顺的推崇。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被人民接受，默宥了，人民原是一群善良柔弱的牛羊，他们崇拜他们的皇上，也爱戴他们的主教。
十二 卞福汝主教门庭冷落
在将军的周围，常有成群的青年军官，在主教的周围，几乎也常有成批的小教士。这种人正是可爱的圣方济各·撒肋[70]在某处所说的那些“白口教士”。任何事业都有追求的人，追随着此中的成功者。世间没有一种无喽罗的势力，也没有一种无臣仆的尊荣。指望前程远大的人都围绕着目前的显贵奔走钻营。每个主教衙门都有它的幕僚。每个稍有势力的主教都有他那群天使般的小修士在主教院里巡逻，照顾，守卫，以图博取主教大人的欢心。获得主教的赏识，也就等于福星高照，有充当五品修上的希望了。求上进是人情之常，上帝的宗徒是不会亏待他的下属的。
在别处有高大的帽子，教堂里也同样有嵬峨的法冠。这种人也就是那些主教，他们有势，有钱，坐收年息，手腕灵活，受到上层社会宠信，善于求人，当然也善于使人，他们指使整个主教区的教民亲自登门拜谒，他们充当教会与外交界之间的桥梁，他们足为教士而不足为神甫，足为教廷执事而不足为主教。接近他们的人都皆大欢喜！那些地位优越的人，他们把肥的教区、在家修行人的赡养费、教区督察官职位、随军教士职位、天主堂里的差事，雨一般的撒在他们周围的那些殷勤献媚，博得他们欢心，长于讨好他们的青年们的头上，以待将来再加上主教的尊贵。他们自己高升，同时也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他们的光辉把追随着他们的人都照得发紫。他们一人得志，众人都荫余福高升。老板的教区越广，宠幸的地盘也越大，并且还有罗马在。由主教而总主教而红衣主教的人可以提拔你为红衣主教的随员，你进入宗教裁判所，你会得到绣黑十字的白呢飘带，你就做起陪审官来了，再进而为内廷机要秘书，再进而为主教，并且只须再走一步就由主教升为红衣主教了，红衣主教与教皇之间也不过只有一番选举的虚文。凡是头戴教士小帽的人都可以梦想教皇的三重冕。神甫是今天惟一能按部就班升上王位的人，并且那是何等的王位！至高无上的王位。同时，教士培养所又是怎样一种培植野心的温床！多少腼腆的唱诗童子，多少年轻的教士都顶上了贝莱特[71]的奶罐！包藏野心的人自吹能虔诚奉教，自以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也许他确有那样一片诚心，谁知道？沉迷久了，自己也就有些莫名其妙。
卞福汝主教谦卑、清寒、淡泊，没有被人列入那些高贵的主教里面。那可以从在他左右完全没有青年教士这一点上看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巴黎“毫无成就”。没有一个后生愿把自己的前程托付给那样一个孤独老人。没有一株有野心的嫩苗起过想在他的庇荫下发绿的傻念头。他的那些教士和助理主教全是一些安分守己的老头儿，和他一样的一些老百姓，和他一同株守在那个没有福气产生红衣主教的教区里，他们就像他们的那位主教，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是完了事的，而他是成了事的。大家都觉得在卞福汝主教跟前没有发迹的可能，以致那些刚从教士培养所里出来的青年人，经他任为神甫以后，便都转向艾克斯总主教或欧什总主教那里去活动，赶忙离开了他。因为，我们再说一次，凡人都愿意有人提拔。一个过于克己的圣人便是一个可以误事的伙伴，他可以连累你陷入一条无可救药的绝路，害你关节僵硬，行动不得，总之，他会要你躬行实践你不愿接受的那种谦让之道。因此大家都逃避那种癞疥似的德行。这也就是卞福汝主教门庭冷落的原因。我们生活在阴暗的社会里，向上爬，正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慢性腐蚀教育。
顺便谈一句，成功是一件相当丑恶的事。它貌似真才实学，而实际是以伪乱真。一般人常以为成功和优越性几乎是同一回事。成功是才能的假相，受它愚弄的是历史。只有尤维纳利斯[72]和塔西佗[73]在这方面表示过愤慨。在我们这时代有种几乎被人公认为哲学正宗的理论，它成了成功的仆从，它标榜成功，并不惜为成功操贱役。你设法成功吧，这就是原理。富贵就等于才能。中得头彩，你便是一个出色的人才。谁得势，谁就受人尊崇。只要你的八字好，一切都大有可为。只要你有好运气，其余的东西也就全在你的掌握中了。只要你能事事如意，大家便认为你伟大。除了五六个震动整个世纪的突出的例外以外，我们这时代的推崇全是近视的。金漆就是真金。阿猫阿狗，全无关系，关键只在成功。世间俗物，就像那顾影自怜的老水仙[74]一样，很能赞赏俗物。任何人在任何方面，只要达到目的，众人便齐声喝彩，夸为奇才异能，说他比得上摩西、埃斯库罗斯[75]、但丁、米开朗琪罗或拿破仑。无论是一个书吏当了议员，一个假高乃依[76]写了一本《第利达特[77]》，一个太监乱了宫闱，一个披着军服的纸老虎侥幸地打了一次划时代的胜仗，一个药剂师发明了纸鞋底冒充皮革，供给桑布尔和默兹军区而获得四十万利弗的年息，一个百货贩子盘剥厚利，攒聚了七八百万不义之财，一个宣道士因说话带浓重鼻音而当上了主教，一个望族的管家在告退时成了巨富，因而被擢用为财政大臣，凡此种种，人们都称为天才，正如他们以穆司克东[78]的嘴脸为美，以克劳狄乌斯[79]的派头为仪表一样。他们把穹苍中的星光和鸭掌在烂泥里踏出的迹印混为一谈。
十三 他所信的
在宗教的真谛问题上，我们对迪涅的主教先生不能作任何窥测。面对着像他那样一颗心，我们只能有敬佩的心情。我们应当完全信服一个心地正直的人。并且，我们认为，在具备了某些品质的情况下，人的品德的各种美都是可以在和我们不同的信仰中得到发展的。
他对这样一种教义或那样一种神秘究竟作何理解呢？那些隐在心灵深处的秘密，只有那迎接赤裸裸的灵魂的坟墓才能知道。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解决信仰方面的困难问题时，他从来不采取口是心非的虚伪态度。金刚石是决不至于腐烂的。他尽他力所能及，竭诚信仰。“信天父。”[80]他常说。此外，他还在行善中希求一定程度的、无愧于良心也无愧于上帝的满足。
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主教在他的信心之外（不妨这样说）和这信心之上，还存在着一种过分的仁爱。正是在那上面，“由于多爱”[81]，他才被那些“端庄”、“严肃”和“通达”的人认为是有缺点的；“端庄”、“严肃”、“通达”这些字眼也正是我们这个凄惨世界里那些全凭贬抑别人来夸耀自己的人所喜闻乐见的。他那种过分的仁爱是什么？是一种冷静的对人关切的心，他关心众人，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已经无微不至，有时还关心到其他的生物。他一生不曾有过奚落人的心。他对上帝的创造从不苛求。任何人，即使是最善良的人，对待动物，无意中总还保留一种暴戾之气。许多神甫都具有这种暴戾之气，而迪涅的这位主教却一点也没有。他虽然还没有达到婆罗门教的境界，但对圣书中“谁知道动物的灵魂归宿何处？”这一句话，似乎作过深长的思索。外形的丑陋和本性的怪异都不能惊动他，触犯他。他却反而会受到感动，几乎起爱怜的心。他聚精会神，仿佛要在生命的表象之外追究出其所以然的根源、理由或苦衷。有时他好像还恳求上帝加以改造。他用语言学家考证古人遗墨的眼光，平心静气地观察自然界中迄今还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混乱现象。那种遐想有时会使他说出一些怪话。一天早晨，他正在园里，他以为身边没有人，其实他的妹子在他后面跟着走，他没有瞧见，忽然，他停下来，望着地上的一件东西，一只黑色、毛茸茸、怪可怕的大蜘蛛。他妹子听见他说：
“可怜虫！这不是它的过错。”
那种出自菩萨心肠的孩儿话，为什么不可以说呢？当然那是一种稚气，但是这种绝妙的稚气也正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82]和马可·奥里略[83]有过的。一天，他为了不肯踏死一只蚂蚁，竟扭伤了筋骨。
这个正直的人便是这样过活的。有时他睡在自己的园里，那真是一种最能令人向往的事。
据传说，卞福汝主教从前在青年时期，甚至在壮年时期，都曾是一个热情的人，也许还是一个粗暴的人。他后来的那种溥及一切的仁慈，与其说是天赋的本性，不如说是他在生活过程中一步步逐渐达到大彻大悟的结果，因为，人心和岩石一样，也可以有被水滴穿的孔。那些空隙是不会消失的，那些成绩是毁灭不了的。
在一八一五年，我们好像已经说过，他已到了七十五岁，但是看去好像还没有过六十。他的身材是矮矮胖胖的，为了避免肥满，他常喜欢作长距离的步行；他腿力仍健，背稍微伛一点，这些全是不重要的事，我们不打算在这上面作什么结论。格列高利十六[84]到了八十岁还是身躯挺直、笑容满面的，但他仍是一个坏主教。卞福汝主教的相貌正像老乡们所说的那种“美男子”，但他的和蔼性格已使人忘了他面貌的美。
他在谈话中不时嬉笑，有些孩子气，那也是他的风采之一。这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和他接近就会感到身心怡畅，好像他的谈笑会带来满座春风。他的肤色红润，他保全了一嘴洁白的牙齿，笑时露出来，给他添上一种坦率和平易近人的神气，那种神气可以使一个壮年人被人称为“好孩子”，也可以使一个老年人被人称为“好汉子”。我们记得，他当年给拿破仑的印象正是这样的。乍一看来，他在初次和他见面的人的心目中，确也只不过是一个好汉子。但是如果我们和他接触了几小时，只须稍稍望见他运用心思，那个好汉子便慢慢变了样，会令人莫名其妙地肃然生畏；他那广而庄重、原就在白发下显得尊严的前额，也因潜心思考而倍加尊严了；威神出自慈祥，而慈祥之气仍不停散布；我们受到的感动，正如看见一个笑容可掬的天使在缓缓展开他的翅膀，一面仍不停地露着笑容。一种敬意，一种无可言喻的敬意会油然而生，直入你的胸臆，于是我们感到在我们面前的确是一位坚定、饱经世故的仁厚长者，他的胸襟既那么开朗，那他的思想也就必然温柔敦厚的了。
我们已经见过，他一生中每一天的时刻都是被祈祷、上祭、布施、安慰伤心人、种一小块园地、实行仁爱、节食、招待过路客人、克己、信人、学习、劳动这些事充满了的。“充满”这两个字是恰当的，并且主教过的这种日子又一定洋溢着善良的思想、善良的言语和善良的行为，直到完善的境界。但是，到了晚上，当那两个妇女已经退去休息时，如果天冷，或是下雨，使他不能到园里去待上一两个钟点再去就寝的话，他那一天也还是过得不满足的。面对着太虚中寥廓的夜景，缪然默念，以待瞌睡，在他，这好像已是一种仪轨了。有时，夜深人静以后，那两个老妇人如果还没有睡着，她们常听见他在那几条小道上缓步徘徊。他在那里，独自一人，虔诚，恬静，爱慕一切，拿自己心中的谧静去比拟太空的谧静，从黑暗中去感受星斗的有形的美和上帝的无形的美。那时，夜花正献出它们的香气，他也献出了他的心，他的心正像一盏明灯，点在繁星闪闪的中央，景仰赞叹，飘游在造物的无边无际的光辉里。他自己也许说不出萦绕在他心中的究竟是什么，他只感到有东西从他体中飞散出去，也有东西降落回来。心灵的幽奥和宇宙的幽奥的神秘的交往！
他想到上帝的伟大，也想到上帝和他同在；想到绵绵无尽的将来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无可穷竟的往古，更是神秘渺茫；想到宇宙在他的眼底朝着各个方面无止境地扩展延伸；他不强求了解这种无法了解的现象，但是他凝神注视着一切。他不研究上帝，他为之心旷神怡。他涉想到原子的奇妙结合能使物质具有形象，能在组合时发生力量，在整体中创造出个体，在空间创造出广度和长度，在无极中创造出无量数，并能通过光线显示美。那样的结合，生生灭灭，了无尽期，因而有生死。
他坐在一条木凳上，靠着一个朽了的葡萄架，穿过那些果树的瘦弱蜷曲的暗影，仰望群星。在那四分之一亩的地方，树木既种得那样少，残棚破屋又那么挤，但是他留恋它，心里也知足。
这个老人一生的空闲时间既那么少，那一点空闲时间在白天又已被园艺占去，在晚上也已用在沉思冥想，他还有什么希求呢？那一小块园地，上有天空，不是已足供他用来反复景仰上帝的最美妙的工作和最卓绝的工作吗？的确，难道那样不已经十全十美，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一院小小的园地供他盘桓，一片浩阔的天空供他神游。脚下有东西供他培植收获，头上有东西供他探讨思索，地下的是几朵花，天上的是万点星。
十四 他所想的
最后几句话。
由于这种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在我们这时代，很可能赋予迪涅的这位主教一副泛神论者（暂用一个目下正流行的名词）的面貌，加以我们这世纪中的哲学流派多，那些纷纭的思想有时会在生活孤寂的人的精神上发芽成长，扩大影响，直到取宗教思想的地位而代之，我们的叙述，又还可以使人认为他也有他一套独特的人生观，无论这对他是指责还是赞扬，我们都应当着重指出，凡是认识卞福汝主教的人，没有一个敢有那样的想法。他之所以光明磊落，是由于他的心，他的智慧正是由那里发出的光构成的。
他不守成规，又勇于任事。探赜索隐，每每使他神志昏瞀；他是否窥探过玄学，毫无迹象可寻。使徒行事，可以大刀阔斧，主教却应当谨小慎微。他也许认为某些问题是应当留待大智大慧的人去探讨的，他自己如果推究太深，于心反而不安。玄学的门，神圣骇人，那些幽暗的洞口，一一向人大开，但是有一种声音向你这生命中的过客说“进去不得”。进去的人都将不幸！而那些天才，置身于教律之上（不妨这样说），从抽象观念和唯理学说的无尽深渊中，向上帝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祷告发出了大胆的争论。他们的颂赞带着疑难。这是一种想直接证悟的宗教，妄图攀援绝壁的人必将烦恼重重，自食其果。
人类的遐想是没有止境的。人常在遐想中不避艰险，分析研究并深入追求他自己所赞叹的妙境。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由于一种奇妙的反应作用，人类的遐想可以使宇宙惊奇，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神秘世界能吐其所纳，瞻望的人们也就很有被瞻望的可能。无论怎样，这世上确有一些人（如果他们仅仅是人），能在梦想的视野深处清清楚楚地望见绝对真理的高度和无极山峰的惊心触目的景象。卞福汝主教完全不是这种人，卞福汝主教不是天才。他也许害怕那种绝顶的聪明，有几个人，并且是才气磅礴的人，例如斯维登堡[85]和帕斯卡尔[86]，就是因为聪明绝顶而堕入精神失常的状态的。固然，那种强烈的梦想，对人的身心自有它的用处，并且通过那条险阻的道路，我们可以达到理想中的至善境界。可是他，他采择了一条捷径——《福音书》。
他绝不想使他的祭服具有以利亚[87]的法衣的皱褶，他对这黑暗世界中人事的兴衰起伏，不怀任何希冀；他不希望能使一事一物的微光集成烈火，他丝毫没有那些先知和方士们的臭味。他那颗质朴的心只知道爱，如是而已。
他的祈祷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憧憬，那是极可能的，但是必须先有极其殷切的爱，才能作出极其殷切的祈祷，如果祈祷的内容越出了经文的规范，便被认为异端，那么，圣泰莉莎和圣热罗姆岂不都成了异端了？
他常照顾那些呻吟床褥和奄奄垂毙的人。这世界在他看来好像是一种漫无边际的病苦，他觉得遍地都是寒热，他四处诊察疾苦，他不想猜破谜底，只试图包扎创伤。人间事物的惨状使他具有悲天悯人的心，他一心一意想找出可以安慰人心和解除痛苦的最妥善的办法，那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影响旁人。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对这位不可多得的慈悲神甫，都是引起恻隐之心和济世宏愿的永恒的动力。
多少人在努力发掘黄金，他却只努力发掘慈悲心肠。普天下的愁苦便是他的矿。遍地的苦痛随时为他提供行善的机会。“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说如果能这样，便一切具足了，不必再求其他，这便是他的全部教义。一天，那个自命为“哲学家”的元老院元老（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对他说：“您瞧瞧这世上的情形吧，人自为战，谁胜利，谁就有理。您的‘互爱’简直是胡说。”卞福汝主教并不和他争论，只回答：“好吧，即使是胡说，人的心总还应当隐藏在那里，如同珍珠隐在蚌壳里一样。”他自己便隐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绝对心满意足，不理睬那些诱人而又骇人的重大问题，如抽象理论的无可揣摩的远景以及形而上学的深渊，所有那些针对同一问题的玄妙理论他都抛在一边，留给上帝的信徒和否定上帝的虚无论者去处理，这些玄论有命运、善恶、生物和生物间的斗争、动物的半睡眠半思想状态、死后的转化、坟墓中的生命总结、宿世的恩情对今生的“我”的那种不可理解的纠缠、元精、实质、色空、灵魂、本性、自由、必然，还有代表人类智慧的巨神们所探索的那些穷高极深的问题，还有卢克莱修[88]、摩奴[89]、圣保罗和但丁曾以炬火似的目光，凝神仰望那仿佛能使群星跃出的浩阔天空。
卞福汝主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只从表面涉猎那些幽渺的问题，他不深究，也不推波助澜，免得自己的精神受到骚扰，但是在他的心灵中，对于幽冥，却怀着一种深厚的敬畏。
[1] 迪涅（Digne），在法国南部，是下阿尔卑斯省的省会。
[2] 当时法院的官职是可以买的，并可传给儿孙。
[3] 革命，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4] 一七九三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
[5] 加冕，拿破仑于一八〇四年三月十八日称帝，十二月二日加冕。
[6] 指费什。
[7] 利弗（livre），当时的一种币制，等于一法郎。
[8] 元老院，指拿破仑帝国的元老院，由二十四人组成，任期是终身的。
[9] 五百人院，一七九五年十月，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热月党，根据自己制定的新宪法，由有产者投票选举，成立了元老院（上院）和五百人院（下院）。
[10] 雾月十八日政变，法兰西共和国八年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发动政变，开始了独裁统治。
[11] 教皇庇护七世于一八〇四年到巴黎为拿破仑加冕，后被拘禁在法国，直到拿破仑失败。
[12] “卞福汝”（Bienvenu），“欢迎”的意思。
[13] 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
[14]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一生强烈反对封建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统治权。
[15] 德·梅斯特尔（de Maistre，1753—1821），法国神学家。
[16] 贝卡里亚（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法学家，主张宽刑。
[17] 这一句话原文见《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
[18] 弗拉菲于斯·约瑟夫（Flavius Josephe），一世纪末的犹太历史家。
[19] 迦勒底（Chaldée），巴比伦一带地方的古称。
[20] 杜纳福尔（Tournefort），法国十世纪的植物学家。
[21] 舒习尔（Jussieu），法国十八世纪植物学家。
[22] 林内（Linné），瑞典十八世纪生物学家，是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鼻祖。
[23] 这两句话原文为拉丁文，即“Nisi Dominus custodierit domum，in vanum vigilant qui custodiunt eam.”
[24] 皮埃蒙特区（Piémont），在意大利北部。
[25] 伊壁鸠鲁（Epicure，前341—前270），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主张享乐，他的所谓享乐是精神恬静愉快，不动心。
[26] 比戈·勒白朗（Pigault Lebrun），十八世纪法国色情小说家。
[27] 皮隆（Pyrrhon，前365—前275），希腊怀疑派哲学家。霍布斯（Hobbes，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内戎（Naigeon，1738—1810），法国文人，唯物主义者。
[28] 狄德罗（Diderot，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领袖，一七四九年因自己的著作而被监禁。
[29] 德尔图良（Tertullien，约150—222），基督教反动神学家。
[30] 萨尔达尼拔（Sardanapale），又译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前668—约前626），亚述国王。
[31] 味增爵（Vincent de Paul，1581—1660），法国天主教遣使会和仁爱会的创始人。
[32] 卡托（Caton，前234—前149），罗马政治家和作家，贵族特权的拥护者，为监察官时极为严格。
[33] 艾蒂安（Etienne），基督教的一个殉教者，死在耶路撒冷。
[34] 贞德（Jeanne d’Arc），百年战争期间法国的民族女英雄，一四三一年被俘，焚死。
[35] 密涅瓦（Minerva），艺术和智慧之神。
[36] 忒勒玛科斯（Télémaque），智勇之神。
[37] 国民公会，成立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是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的。会议宣布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判处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死刑。
[38] 革命期间，人民语言中称“你”不称“您”，称“某某公民”而不称“某某先生”。
[39]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国被颠覆，王室复辟，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回国称王。
[40] 阿兹拉伊尔（Azraël），伊斯兰教四大天使之一，专司死亡事宜，人死时由其取命。
[41] 一七九三年的简称。
[42] 路易十七，路易十六的儿子，十岁上（1795）死在狱中。
[43] 指路易十七。
[44] 卡图什（Cartouche，1693—1721），人民武装起义领袖，一七二一年被捕，被处死刑。
[45]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对那些不许孩子听道的门徒说的话。原文是拉丁文“Sinite parvulos.”（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46] 巴拉巴（Barabbas），和耶稣同时判罪的罪犯。
[47] 希律（Hérode），公元前犹太国王。
[48] 这一句原文为拉丁文“Vermis sum.”
[49] 马拉（Marat，1743—1793），法国政论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罗伯斯庇尔的忠实战友，群众称他为“人民之友”。
[50] 博须埃（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的护卫者，是最有声望的主教之一。
[51] 卡里埃（Carrier，1756—1794），国民公会代表，一七九四年上断头台。
[52] 蒙特维尔（Montrevel），十七世纪末法国朗格多克地区新教徒的迫害者。
[53] 富基埃-泰维尔（Fouguier-Tinville），法国十八世纪末革命法庭的起诉人，恐怖时期尤为有名，后被处死。
[54] 拉莫瓦尼翁-巴维尔（Lamoignon-Baville，1648—1724），法国朗格多克地区总督，一六八五年无情镇压新教徒。
[55] 马亚尔（Stanislas Maillard），以执行一七九二年九月的大屠杀而闻名于世。
[56] 索尔-达瓦纳（Saulx-Tavannes），达瓦纳的贵族，一五七二年巴托罗缪屠杀案的唆使者之一。
[57] 杜善伯伯（le père Duchêne），原是笑剧中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后来成了平民的通称。
[58] 勒泰利埃神甫（le père Letellier，1643—1719），耶稣会教士，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甫，曾使路易十四毁坏王家港。
[59] 马蒂厄·儒弗（Mathieu Jouve，1749—1794），一七九一年法国阿维尼翁大屠杀的组织者，后获得屠夫茹尔丹的称号。
[60] 卢夫瓦（Louvois，1641—1691），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曾劫掠巴拉丁那（今德国法尔茨）。
[61] 墨洛温（Mérovée），法国第一个王朝，从五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
[62] 戴红帽子，即参加革命的意思。
[63] 法国派（gallican）和罗马派（ultramontain），从一六八二年起，法国天主教以国内教士代表会议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完全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是为法国派，主张完全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派。直到一八七〇年，法国天主教始完全依附于罗马教皇。
[64] 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政权已濒于危殆，英、俄等七国联军节节进逼，国内工商业发生危机，由于缺乏劳动力，又因增加税收，大量征兵，资产阶级开始离贰，人民纷纷逃避兵役，老贵族也乘机阴谋恢复旧王朝。
[65] 拿破仑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被迫逊位后，即被送往厄尔巴岛。王朝复辟，执行反动政策，人民普遍不满。拿破仑乘机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在南方港口茹安（在戛纳附近）登陆，重返巴黎。
[66] “百日帝政”，拿破仑三月一日在茹安登陆，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逊位，那一时期叫“百日帝政”。
[67] 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南部一省。
[68] 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在捷克境内，一八〇五年，拿破仑在此战胜奥俄联军。
[69] 路易十八，路易十六的兄弟，拿破仑失败后，他在英普联军护送下回到巴黎，恢复了波旁王室的统治。
[70] 方济各·撒肋（François de Sales，1567—1622），日内瓦主教，能文，重振天主教势力。
[71] 贝莱特，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谈到一个送奶的姑娘，叫贝莱特，她头上顶一罐奶进城，一路梦想把奶卖了，可以买一百个鸡蛋，孵出小鸡养大，卖了买猪，猪卖了又买牛，牛生了小牛，她看见小牛在草地上跳，乐到自己也跳起来，把奶罐翻在地上，结果是一场空。
[72] 尤维纳利斯（Juvénal），一世纪罗马诗人。
[73] 塔西佗（Tacite），一世纪罗马历史学家。
[74] 据神话，水仙在水边望见自己的影子，一往情深，投入水中，化为水仙花。
[75] 埃斯库罗斯（Eschyle），古希腊悲剧家。
[76] 高乃依（Corneille），法国十七世纪古典悲剧作家。
[77] 第利达特（Tiridate），一世纪亚美尼亚国王。
[78] 穆司克东（Mousqueton），大仲马小说《二十年后》中人物，是个贪吃懒动，红光满面的仆人。
[79] 克劳狄乌斯（Claude），罗马政治活动家，恺撒的拥护者，前五八年为人民护民官。
[80] “信天父”，原文为拉丁文“Credo in Patrem.”
[81] “由于多爱”，原文为拉丁文“quia multum amavit.”
[82] 圣方济各（François d’Assise，1181—1226），一译“法兰西斯”，方济各会创始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一二〇九年成立“方济各托钵修会”，修士自称“小兄弟”，故又名“小兄弟会”。
[83] 马可·奥里略（Marc Aurèle，121—180），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
[84] 格列高利十六（Grégoire XVI，1765—1846），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为罗马教皇。
[85] 斯维登堡（Swedenborg，1688—1772），瑞典通灵论者。
[86] 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87] 以利亚（Elie），犹太先知。（《圣经·列王记》）
[88] 卢克莱修（Lucrèce，前98—前55），罗马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
[89] 摩奴（Manou），印度神话中之人类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