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司马迁等两汉史家对少数民族史学的构建

两汉时期，除彝族以外，诸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文字[8]，在需要记述时，则借助于汉字。而汉族史家出自个人学术责任和皇朝政治需要，撰写了不少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著述，尤其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正史”，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开创、奠定了中国正史少数民族史学的体例，而且在民族思想、民族史观上对后世历史、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

最早建立少数民族初步历史体系的是西汉武帝时的史家司马迁。司马迁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撰成记载中华民族最初三千年（黄帝—汉武帝）历史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循五体义例，《史记》中将初为汉之蕃臣后设郡县的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汉皇朝的主要敌手匈奴，及抗击匈奴的合作伙伴西域等族的历史列为列传，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列传。按地区系统撰述了各民族历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史书，为研究先秦秦汉民族史的最基本资料。如西南夷历史，先秦典籍虽有所记载， 却大都零星碎散， 不得其详。秦汉大一统后，汉武帝凭借强盛国力， 二次大规模经略开发西南夷地区。司马迁适逢盛世，又奉使西征，实地搜考西南史地，在《史记》中立《西南夷列传》，对西南夷的族源、世系、地理风貌、社会生产、风俗习惯等情况，做比较详细的记载。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述其为周边民族立传的标准是：“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而“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9]。《史记》民族列传的编排方法，大体是以各民族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先后为次序，将民族列传分散于诸列传之间，互为并列关系，打破了《公羊传》解释《春秋》主张“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及董仲舒提倡的“华夷有别”、“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的明伦秩序。

司马迁根据自己长期的考察调查，结合石室金匮之书，将领官员的章奏报告，使节、商人、各族归附者提供的材料，以及随时的问询了解，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各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与汉朝的交往、冲突，构建了当时各主要少数民族（无羌族）史及其与中原交往史的框架（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10]）。对少数民族，司马迁并非一味斥其愚昧落后，而是承认其历史功绩。如《东越列传》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11]这一系列民族专传的撰写，体现了司马迁撰写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自觉意识。

司马迁曾广泛搜集各地和各民族传说和文献，将许多民族说成是黄帝的支裔。《匈奴列传》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东越列传》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朝鲜列传》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西南夷列传》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只有西域诸国，因前史无记载，他只好依据张骞出使报告，如实撰述。

司马迁为汉朝外伐四夷的成就欢欣鼓舞，称“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12]。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强调中华一统，各民族都应该归附汉皇朝，和平往来，就是兄弟，若有离心背汉的思想和行为，则要予以坚决打击。正如《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录引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所言：“……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13]潘光旦先生阐述：“‘意合，胡越为昆弟’大是原则语，以今语言言之，犹曰：政治目的相同，则可为兄弟民族也。”[14]表现了司马迁把周边民族历史看作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思想的至高追求。

《史记》立少数民族列传，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正史多从《史记》立民族列传，即所谓二十四史“四夷传”，形成一部中原眼光的完整的中国民族史。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记载西汉一朝历史的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相比，在体例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依据西汉遗留下来的大量档案、文书和臣僚奏疏等，班固对《史记》诸民族传加以补充，在《汉书》中合并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三大传。三篇民族传的断限，不依西汉一代之始终，而是据各传的实际情况断限各不相同。对强大的匈奴，汉皇朝需要“备其变理”即探讨匈奴的盛衰、中央政权对匈奴的和战的得失，“为世典式”以为后世“鉴戒”，故《匈奴传》因袭《史记》关于其族源、世系的记载，以匈奴与中央政权的交往为主线，追述匈奴及其先民族的历史，其实际就是一部“通古今”的匈奴通史。《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的各族历史均依《史记》同名传，除个别追记的条目外，基本都是西汉一代范围内的历史。《西域传》“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主要记载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后的汉皇朝对（狭义）西域的治理，及广大中亚、西亚、欧洲（即广义西域）各国与汉皇朝的交往的八十余年历史，附记西域“各国”的风土地理，对于西域各族的先代历史几乎没有记载，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均系于本传，在《西域传》中仅提其事，不序内容。

《汉书》尽可能地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新的资料， 大大地扩充了民族史传的内容。《汉书》民族列传对汉武帝之前历史多因袭《史记》，仅作必要的补充，又续写汉武帝后至新莽的历史。《汉书·匈奴传》与《史记》相比， 更加系统地叙述了匈奴族由三代至更始时期的历史，全面地揭示出了匈奴族盛衰的轨迹以及匈奴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新增五分之三左右的篇幅和内容，如增加猃狁与周的战争， 并引用《诗经》加以说明，增录冒顿遗高后书与高后报书。《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有关西南夷的史事大约扩充了一半， 如将昭帝以后西南夷事， 续写至王莽时，另外增补了汉文帝赐赵佗书及增改写了赵佗的答书等珍贵资料。《西域传》叙西域五十三国之情形，大多为《史记》所无，不仅详细记述了西域各民族政治、经济状况及风土人情， 还反映了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当时中亚、西南亚各国历史。《汉书》与《史记》少数民族列传记载风土异趣不同，主要记汉皇朝对少数民族的征战与治理的成败，及少数民族的内附与叛乱之历史。深刻反映班固撰写《汉书》为“察一代之兴衰成败”的目的。

《汉书》列传，将民族列传编排于汉朝诸臣列传之后，篇次之末，表现了其对这些民族的鄙视态度，甚至称匈奴“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15]。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民族观有着显著的倒退，并开启丑化少数民族之史例。

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在唐初以前被称为“前三史”之一。该书虽已佚失，其篇目尚可考见，其中有少数民族传《匈奴南单于列传》、《西羌列传》、《西域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别具特色。其改《史》、《汉》之《匈奴列传》为《匈奴南单于列传》显然是顺应东汉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附”东汉政权的历史事实。《西羌列传》的写作，在少数民族历史记述中功绩卓著。羌族在先秦两汉影响巨大，尤其是东汉羌人的一次次大规模反抗，导致皇朝的衰败。但不知因何缘故，《史记》和《汉书》中竟然都没有设羌族的传记。现在有了羌族的专传，就使《史记》初步建立的早期少数民族历史体系趋于完善。后来，南朝宋史家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础，采录众家《后汉书》，撰写《后汉书》，增列《西羌列传》，改《匈奴传》为《南匈奴列传》，加上《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域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共六篇民族传，按地理方位分别叙述了东方、南方、北方、西域等地少数民族的起源、风俗习惯、社会生活阶段、生产状况、物产、婚姻、祭祀、法律、武器装备、饮食等方面情况，重点记各族与中原皇朝的关系，与《史记》、《汉书》一起，全面构成了先秦两汉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