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彝族史学特点及先秦彝族史学

一、独特的彝族古代史学

我们现在见到的彝文古籍，大体是长期流传于彝族民间，或经明清时期的彝族学者进行续修整理，收藏于云、贵、川、黔彝族各支，从十九世纪末以后，被陆续发掘、公布、研究或予以出版的作品。可以从中分析古代彝族史学的主要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独特的彝族古代史学。

时至今日，云、贵、川、黔彝族各支传承下来，不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彝文典籍，约在一万册以上，记录了彝族先民及西南其他相关民族几千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现存于国内的62个单位，以及法国、英国、日本等七个国家及组织。存书最多的是贵州毕节地区，藏书四千多册。国内的彝文古籍，有相当一部分散藏于储存条件不佳的民间。现存的上万册彝文古籍，从广义上讲都是历史著述，即使从狭义的角度，其中也有约四千册属于专门讲述历史的著作。以《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为例，总共收录1270册彝文古籍，其中历史的279册，传说的67册，谱牒20册，军事4册，祭祀82册中相当部分都是历史专著。[48]

彝文古籍的行文，一般都采用诗歌的形式，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乃至更长的句式，但多数为五言。注重修辞，采用排比、对偶、比喻、夸张等手法。经孔子整理的《诗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史诗。许多民族最早的历史都是用史诗形式记载下来的，彝族也采用诗歌的形式记史和表达情感。目前整理出版的早期彝族文献，就是用史诗的方式记述彝族早期迁徙、游牧的历史，因此，彝族史学具有“诗即史”的特点。

彝文古籍文献的记录及传承，具有著述、续补而不留姓名的传统，更多的古籍虽有姓名，记录者的生卒年代甚至所处时代却不详。现在流传下来的古代彝文书籍，是由若干位作者相继持续地完成的，第一位作者记述完了若干年以后，另一位作者对其增补至他所处的时代，再过若干年后，后人又继续进行增补，内容越来越丰富，所述时间越来越长。故而，一般传世的彝文古籍，其断代较难确定。

但彝文古籍自有其记述年代的方法，就是以所记某支父子代系连名，子名中必须包括父名中的一两个字或音节，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从而达到世系清楚、祖孙不乱的准确的作用，还可以据此区分和识别不同支脉的彝族族群。如水西彝族《安氏谱》一世至十世的系名为“一世慕齐齐，二世齐齐火，三世火阿得，四世得乌沙，五世沙乌穆，六世乌穆菊，七世菊阿糯，八世糯阿罗，九世罗阿杓，十世杓阿脉”[49]。有的系谱从远古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连起来达700代，这是让一些研究者觉得不可思议或妄议彝族古籍不可全信的原因。现当代彝族史学研究者则可以据其世系，推算和考证出某代某辈某人大体生活于相当中原王朝的某个朝代或某个皇帝的时代。

从一些彝文古籍中可以看出，古代彝族史家已经有了将历史划分为不同时期的做法，例如有所谓“哎哺”时代、“六祖”时代等。

彝文古籍的作者，多是彝族古代被称为布摩、摩史的人。布摩，或写作毕摩、贝髦，是彝族中负责记载与编纂本支系历史或汇编各支系历史的史官，并负责宣讲家支历史，传承家支历史，同时承担或主持民族内部的宗教、祭祀等活动。摩史或摩师是地位低于布摩的专职史官，负责保管、整理历史典籍，并以对唱或对话的形式宣讲和传授各种知识。分散在川、滇、黔、桂各彝族地区的布摩、摩史们，千百年来为记载本民族的历史，探索本民族的历史观，创新本民族历史的撰述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彝族历史的传承，主要是世世代代通过家内传授谱牒与家支内讲授《指路经》的方式，使历史知识家喻户晓。谱牒是彝族以先人代系为线索的家支历史，每一个彝族支系中，都世代流传着本家支的谱牒，以实现对家支成员进行家支历史教育的目的。《指路经》或被称为《开阴经》、《阴路指明》、《教路书》、《指路篇》等，其内容是记载本家支先人迁徙经过的山川、河流、地名等。每逢家支内有人去世，布摩或摩史就要在祭奠活动中宣讲本支系的《指路经》，据说是为了引导死者的灵魂依照此路线返回祖先的发祥地。本族成员都必须认真聆听宣讲祖先们历尽千辛万苦、团结族人进行迁徙和生产活动的事例，成为对家族成员最实际的历史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二、彝族史学萌芽的标志

在古代，彝族先民都相信，宇宙万物都是由“天”或神灵创造的。这无论在《西南彝志》、《阿细的先基》、《洪水泛滥史》、《勒俄特依》等彝族历史题材的记载中，还是在诸如《宇宙人文论》等哲学题材的史籍里，或是民间传说中的创世神话、英雄史诗中，都有体现[50]。古代彝族先民都不同程度地相信，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支配着世间万物的兴废存亡，万物演替自有其规律，这就是“天”和神灵的意志。在已知的关于彝族或是人类起源的历史解释中，从现存的彝文史籍记载和英雄史诗以及民间传说，不难看出古代彝族先民对“天”、“地”和各种神灵的敬畏、崇拜之情，也不难看出他们将“天”和神灵视为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51]。这些是彝族史学萌芽的标志。

三、文献所述彝族史学的产生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文字的产生使本民族的记忆得以很好的保存和传承。彝文的产生及传承，对于彝族史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据传为魏晋南北朝时举奢哲毕摩所著《彝族源流》载：“哎哺传十代，到则咪两阿莫，……贤父收集华丽知识，良母论述美好的历史，秩序很完美。”[52]清朝康雍年间最后成书的一位布摩所作的《西南彝志》载：“哎哺传十代，到则咪阿莫，……男整理书文，巧男打铜；女整理历史，经反复整理，天地史完善。”[53]这些文献记载的都是早在四五千年前，彝族中就出现了专门整理历史的人，最早出现的史家是女性，其职位是布摩（毕摩）。这一时期，大量的彝族历史典籍已经出现了，数量还很大。哎哺时代就“有成千书文，有上万史籍”[54]，有所谓“文如密布的繁星，史如聚拢的羊群”[55]之说。据说，实勺部还有“《勺史》篇”[56]。据研究尼能、实勺世代相当于汉文古籍记载的五帝、唐虞、夏、商时期[57]，则《勺史》篇或许出现于这一时期。

无论哎哺时代布赞全奢哲编撰史籍的传说是否属实，也不管“六祖”之前各支系就已经编写了很多族谱形式的史书的说法是否可靠，但至少可以说明的一点是，彝族很早就产生了记述本民族历史的史家，他们被称为“奢哲”、“举奢哲”。在彝文里，“奢哲”指知识渊博的圣人，“举奢哲”即对拥有渊博学识的某些著名布摩的尊称。“哎哺有布摩，布摩推崇云；目确有布摩，布摩推崇石；则咪布推崇鸟，武侯布推崇地。”可知，从彝族远古哎哺时代，就产生了布摩（毕摩）。从这几位布摩“推崇”之物看，他是以“云”、“石”、“鸟”、“地”等为图腾的几个不同氏族部落的布摩。“吐姆伟布摩在上，为天定秩序”,“奢娄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从职能上看，布摩最早可能是部落的经师，其主要职责是担任沟通人神的中介。从“布摩有威势”的叙述可见，这些布摩在氏族部落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力。“六祖布摩二十代”时，布摩的职能更加多样化，“布摩根由是，在麻列哦噶，为天作战，为地办事，战争用布摩；在列米妥冲，农牧用布摩，天地尊布摩，就是这样的”[58]。“战争用布摩”表明布摩具备军事指挥职能，“农牧用布摩”表明布摩具有管理指导农牧业生产的职能。布摩能涉及的事务几乎包括了古代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医药各个方面。

据彝文古籍记载，彝族发展到六祖时代，进入阶级社会，确立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权体制，布摩取得了“师”的显要位置。布摩作为彝族地方政权的史官，担任叙谱修史的重要职责，“历史谁来写，历史布摩写”。“古时的布摩，他们用纸笔，先写君家史，后记臣的事，智慧的布摩，就用纸和笔，写下人间事”[59]。古时的布摩记录上层的历史，智慧的布摩则记录下层的历史。除布摩外，地位低于布摩的史官—摩史也是知识丰富的彝族知识分子，他们负责保管和整理历史典籍，常用对话或对唱的形式宣讲历史。此外，彝族古代还有呗瓦、果蒙、突穆呗、斗娄呗等史官。

总之，彝族早期社会拥有一支以布摩为核心的庞大史官队伍，涌现出了啻赫哲、舍娄斗、布举奢哲、恒颖阿买妮等优秀史家，撰写出了“六祖历史书，彝地记事书，……人类历史书，……讲盐史的书，奴仆来历书，人君史事书”[60]等诸多史著，为彝族历史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