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秦至南北朝少数民族史学

第一章　中原史家对少数民族史学的构建

第一节　先秦典籍中的少数民族历史记述

先秦时期，相对于华夏族人，其他各民族都可以视为当时的少数民族。在先秦的文献典籍中，有许多对当时少数民族历史的记录，这些记录，有的来自华夏族人与少数民族的直接交往，有的得之传闻，故而其真实性可以大打折扣。然而，由于少数民族自身历史记录的缺如，故而仍是宝贵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殷商甲骨文中涉及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专列“方国”一节[1]，其中罗列之方、土方、沚、肃（肃慎氏）、兒、井方、戉、鬼方、羌方、见乘、下召、蒙等就是武丁时殷的方国，亦可谓当时的少数民族。如：“甲午卜，亘贞：翌乙未翌日，王占曰：‘求，丙其来。’三日丙申允来，自东肃，告曰：‘兒（下缺）’”（前7.40.2）即言武丁时某月丙申日东肃来报告与兒方某事。

《周礼·春官宗伯》言：“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其“四方之志”，郑玄注：“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2]，即诸侯国史书。当时的诸侯国既有兄弟同姓姻亲之国，也有蛮夷之国（如楚、鲜虞、陆浑）。可以说，周王室外史之职，也包括管理诸蛮夷国的史书。大约《国语》之《楚语》、《越语》等即其孑遗。先秦典籍《尚书》、《诗经》、《逸周书》、《山海经》、《春秋》及三传中有许多涉及少数民族历史的内容。如周武王伐纣誓辞《牧誓》中问候其盟邦诸君及将士，言：“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3]所谓庸、蜀、羌、髳等，都是当时生活于西部的少数民族。《山海经》中有更多的关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及情况的记载，然而其中有真实记述，也有传闻失实颇为荒诞的故事。《逸周书·王会解》是关于洛邑王城筑成以后，周成王大会天下诸侯及四夷的篇章。其中记载了稷慎（肃慎）、秽人（韩秽）、良夷、禺禺、发人、鹿人、俞人、青丘、周头、黑齿、白民、东越、瓯人、于越、姑妹、且瓯、若人、海阳、目深、会稽、义渠、央林、北唐、渠叟、楼烦、卜卢、区阳、规规、西申、氐羌、巴人、方扬、蜀人、方人、卜人、夷、康人、州靡、都郭、奇干、高夷、独鹿、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般吾、屠州、禺氏、大夏、犬戎、数楚、匈奴、权扶、白州、禽人、路人、长沙、鱼复、蛮扬、仓吾、南人等国族名称及其贡物。惜其内容过于简略，除其所贡献特产的描述外，别无记说。从该篇所叙族名分析，其最后成书不早于战国后期。《春秋》及三传中有不少少数民族史事的记录，《穀梁传》宣公十五年总结《春秋》书“日月时例”称：“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4]在这里，穀梁氏曲解了史例，其实，鲁国史官之所以对“夷狄”史事不书日期，是由于少数民族史事多得自传闻，很难说出准确日期。

先秦少数民族语言的史诗有许多因后来的汉文典籍记载了下来，而流传至今。如壮侗语族的《越人歌》，描述一位撑船者（榜枻）对乘船之楚王之弟鄂君子晳的爱慕之情。该诗被西汉后期学者刘向收录于《说苑·善说》，以汉文记录的越语音歌辞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时人译其歌意为：“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5]此歌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先秦楚地同性恋盛行的真实历史。先秦南越（今广西一带）受后母虐待的女孩叶限终于嫁给陀汗国国主的故事，流传千余年以后，被唐人段成式收录于《酉阳杂俎续集》中的《支诺皋上》，因其颇为曲折动人而传至欧洲，演变为《格林童话》中灰姑娘的故事。

先秦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依靠口耳相传。而记述历史的后来被称为汉字的文字，其实是各原始部落在陶器上刻画符号的规范、总结，虽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文字成为夏、商、周史官的专利，却很难说是华夏一族创造的。这种文字，春秋以后因“礼崩乐坏”、“学在民间”而为当时诸国学者所掌握，包括被称为蛮夷的一些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例如楚人，在春秋时还自称“蛮夷”[6]，中原诸国也视其为夷，管仲“尊王攘夷”之策，所攘之“夷”就是已经强大了的楚人。楚人有自己的民族历史记忆，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将军栾书转述楚军情况时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是讲楚人的先君熊仪、蚡冒如何艰难创业的。楚国也有自己的史官，如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被称为“良史”。[7]真正以自己对历史的辨析而影响古代史学的，是战国后期的屈原，其史诗《天问》，借楚国神庙内的历史和神话图画加以发问，对涉及天、地、人、自然、社会，以及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的历史提出一百七十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它的出现，反映了战国时代对自然和历史认识的进步，大开人们的眼界，也对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深刻内涵起着催醒作用。诗中保存的丰富史料，有些已由甲骨文证实。由此可见，先秦某些所谓蛮夷有着较中原毫不逊色的史学，其理论的思维，甚至高于一般中原史家。

第二节　司马迁等两汉史家对少数民族史学的构建

两汉时期，除彝族以外，诸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文字[8]，在需要记述时，则借助于汉字。而汉族史家出自个人学术责任和皇朝政治需要，撰写了不少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著述，尤其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正史”，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开创、奠定了中国正史少数民族史学的体例，而且在民族思想、民族史观上对后世历史、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

最早建立少数民族初步历史体系的是西汉武帝时的史家司马迁。司马迁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撰成记载中华民族最初三千年（黄帝—汉武帝）历史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循五体义例，《史记》中将初为汉之蕃臣后设郡县的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汉皇朝的主要敌手匈奴，及抗击匈奴的合作伙伴西域等族的历史列为列传，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列传。按地区系统撰述了各民族历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史书，为研究先秦秦汉民族史的最基本资料。如西南夷历史，先秦典籍虽有所记载， 却大都零星碎散， 不得其详。秦汉大一统后，汉武帝凭借强盛国力， 二次大规模经略开发西南夷地区。司马迁适逢盛世，又奉使西征，实地搜考西南史地，在《史记》中立《西南夷列传》，对西南夷的族源、世系、地理风貌、社会生产、风俗习惯等情况，做比较详细的记载。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述其为周边民族立传的标准是：“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而“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9]。《史记》民族列传的编排方法，大体是以各民族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先后为次序，将民族列传分散于诸列传之间，互为并列关系，打破了《公羊传》解释《春秋》主张“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及董仲舒提倡的“华夷有别”、“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的明伦秩序。

司马迁根据自己长期的考察调查，结合石室金匮之书，将领官员的章奏报告，使节、商人、各族归附者提供的材料，以及随时的问询了解，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各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与汉朝的交往、冲突，构建了当时各主要少数民族（无羌族）史及其与中原交往史的框架（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10]）。对少数民族，司马迁并非一味斥其愚昧落后，而是承认其历史功绩。如《东越列传》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11]这一系列民族专传的撰写，体现了司马迁撰写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自觉意识。

司马迁曾广泛搜集各地和各民族传说和文献，将许多民族说成是黄帝的支裔。《匈奴列传》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东越列传》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朝鲜列传》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西南夷列传》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只有西域诸国，因前史无记载，他只好依据张骞出使报告，如实撰述。

司马迁为汉朝外伐四夷的成就欢欣鼓舞，称“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12]。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强调中华一统，各民族都应该归附汉皇朝，和平往来，就是兄弟，若有离心背汉的思想和行为，则要予以坚决打击。正如《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录引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所言：“……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13]潘光旦先生阐述：“‘意合，胡越为昆弟’大是原则语，以今语言言之，犹曰：政治目的相同，则可为兄弟民族也。”[14]表现了司马迁把周边民族历史看作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思想的至高追求。

《史记》立少数民族列传，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正史多从《史记》立民族列传，即所谓二十四史“四夷传”，形成一部中原眼光的完整的中国民族史。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记载西汉一朝历史的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相比，在体例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依据西汉遗留下来的大量档案、文书和臣僚奏疏等，班固对《史记》诸民族传加以补充，在《汉书》中合并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三大传。三篇民族传的断限，不依西汉一代之始终，而是据各传的实际情况断限各不相同。对强大的匈奴，汉皇朝需要“备其变理”即探讨匈奴的盛衰、中央政权对匈奴的和战的得失，“为世典式”以为后世“鉴戒”，故《匈奴传》因袭《史记》关于其族源、世系的记载，以匈奴与中央政权的交往为主线，追述匈奴及其先民族的历史，其实际就是一部“通古今”的匈奴通史。《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的各族历史均依《史记》同名传，除个别追记的条目外，基本都是西汉一代范围内的历史。《西域传》“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主要记载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后的汉皇朝对（狭义）西域的治理，及广大中亚、西亚、欧洲（即广义西域）各国与汉皇朝的交往的八十余年历史，附记西域“各国”的风土地理，对于西域各族的先代历史几乎没有记载，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均系于本传，在《西域传》中仅提其事，不序内容。

《汉书》尽可能地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新的资料， 大大地扩充了民族史传的内容。《汉书》民族列传对汉武帝之前历史多因袭《史记》，仅作必要的补充，又续写汉武帝后至新莽的历史。《汉书·匈奴传》与《史记》相比， 更加系统地叙述了匈奴族由三代至更始时期的历史，全面地揭示出了匈奴族盛衰的轨迹以及匈奴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新增五分之三左右的篇幅和内容，如增加猃狁与周的战争， 并引用《诗经》加以说明，增录冒顿遗高后书与高后报书。《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有关西南夷的史事大约扩充了一半， 如将昭帝以后西南夷事， 续写至王莽时，另外增补了汉文帝赐赵佗书及增改写了赵佗的答书等珍贵资料。《西域传》叙西域五十三国之情形，大多为《史记》所无，不仅详细记述了西域各民族政治、经济状况及风土人情， 还反映了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当时中亚、西南亚各国历史。《汉书》与《史记》少数民族列传记载风土异趣不同，主要记汉皇朝对少数民族的征战与治理的成败，及少数民族的内附与叛乱之历史。深刻反映班固撰写《汉书》为“察一代之兴衰成败”的目的。

《汉书》列传，将民族列传编排于汉朝诸臣列传之后，篇次之末，表现了其对这些民族的鄙视态度，甚至称匈奴“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15]。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民族观有着显著的倒退，并开启丑化少数民族之史例。

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在唐初以前被称为“前三史”之一。该书虽已佚失，其篇目尚可考见，其中有少数民族传《匈奴南单于列传》、《西羌列传》、《西域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别具特色。其改《史》、《汉》之《匈奴列传》为《匈奴南单于列传》显然是顺应东汉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附”东汉政权的历史事实。《西羌列传》的写作，在少数民族历史记述中功绩卓著。羌族在先秦两汉影响巨大，尤其是东汉羌人的一次次大规模反抗，导致皇朝的衰败。但不知因何缘故，《史记》和《汉书》中竟然都没有设羌族的传记。现在有了羌族的专传，就使《史记》初步建立的早期少数民族历史体系趋于完善。后来，南朝宋史家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础，采录众家《后汉书》，撰写《后汉书》，增列《西羌列传》，改《匈奴传》为《南匈奴列传》，加上《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域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共六篇民族传，按地理方位分别叙述了东方、南方、北方、西域等地少数民族的起源、风俗习惯、社会生活阶段、生产状况、物产、婚姻、祭祀、法律、武器装备、饮食等方面情况，重点记各族与中原皇朝的关系，与《史记》、《汉书》一起，全面构成了先秦两汉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