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纪实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中朝两军高干会议。
彭德怀精心筹划
酝酿召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从1950年12月底就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战役之前，1950年12月3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此役结束后我们司令部前移二三百里，拟开一次全军（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并请金日成同志及朝鲜党中央其他一些同志出席。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歼敌3.6万余人，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扭转了朝鲜战局。由于这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志愿军在朝鲜党政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
虽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志愿军连续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是，从志愿军入朝后，即存在一个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相互配合和统一指挥的问题。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曾考虑朝鲜人民军总部最好能与志愿军总部靠近，以便协调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作战问题上的统一行动问题。11月中旬，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议由金日成、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柯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与作战有关的协调指挥、军事政策等问题。毛泽东将此事转告了斯大林。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就朝鲜战争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友好协商。
在会谈中金日成说：斯大林来电报同意中朝军队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已同意。最后双方商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均由联司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合司令部下仍分两个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彭德怀任联司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朴一禹分别任联司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中朝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
根据中朝两国领导人商议的精神，12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协议，协议征得了金日成的同意。按照协议的内容，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对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具体问题又进行了会谈。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即正式组成，简称“联司”。“联司”的成立，从组织方面解决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协调统一作战指挥问题。从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两军即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协调作战。
第三次战役动用志愿军6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兵力，于1950年12月31日夜开始。中朝两军密切协同配合，冒着狂风大雪和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向防守在三八线的“联合国军”实施全线进攻。经连续八昼夜的并肩作战，前进80至110公里，追进至三七线附近，歼敌1.9万余人。彭德怀及时识破了敌欲诱志愿军南下的阴谋，即下令停止追击，转入积极防御作战。[1]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从组织方面解决了中朝部队的协调统一指挥问题。为了在重大问题上求得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以夺取更大的胜利，所以彭德怀在第三次战役结束的当天（1月8日），就做出召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具体安排，志愿军党委向中央军委作《拟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和春季反攻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
第三次战役已结束，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准备春季攻势，拟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并希望有中央、东北局同志出席。为就后方同志，开会地点可在成川西南之君子里，如朝鲜党中央同意，即拟名为人民军与志愿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如不同意，即以志愿军党委名义，召集扩大会，仍请朝中央主要负责人出席（待与金日成同志商量）。
1月10日晚，金日成在中国驻朝鲜武官柴军武陪同下，来到君子里“中朝联军司令部”，与彭德怀讨论中朝军队继续向南追击问题。邓华、洪学智参加了会谈。彭德怀向金日成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分析了战场局势。彭、金在该不该乘胜追击、下一步作战问题、春季攻势准备问题等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决定，于1月25日在君子里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会议的筹备工作由志愿军负责。
毛泽东亲自修改彭德怀的报告
彭德怀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不但亲自找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等人部署会议的筹备准备工作，而且还亲自主持撰写题为《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会议报告稿。他对报告稿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后，于1月16日将报告稿报送毛泽东审示。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报告稿很重视，接到后立即进行审阅、修改，并增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学习的重要内容。1月1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复电：“德怀同志，在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收到，这个报告的内容很好。”“发上，请再依据情况予以斟酌，并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
中朝军队高干联席会议准备开5天（从25日至29日），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志愿军直属各部，各军军长、政委和一部分师的干部，第19兵团在朝鲜参观的军师干部，以及朝鲜人民军总部领导人和各军团长。此外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特派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和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出席。参会人员共122人，其中正式代表60人，列席会议者62人。为便于中朝军队之间互助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将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为6个小组，志愿军和人民军干部混合编组。
为了开好会议，劳逸结合，在紧张的会余时间拟组织晚会7次，其中看电影4次、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演出两次、志愿军政治部戏剧团演出一次。
1月25日，中朝军队高干联席会议在君子里正式举行。大会首先通过斯大林和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通过以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相）、金枓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会议主席）、朴宪永（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副首相）、金雄（联司副司令员）、朴一禹（联司副政治委员）、彭德怀、高岗、邓华（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宋时轮（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政治部主任杜平为大会秘书长。
金枓奉致开幕词，彭德怀作《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朴宪永作《人民军的政治工作》的报告，邓华作《对美伪军作战的初步经验》的报告，杜平作《志愿军三个战役的政治工作》的报告。
彭德怀在报告中讲了7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三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彭德怀说，在三个战役中，我们歼灭了敌军6万余人（敌军的非战斗减员如冻伤、病、逃等未计在内），收复和解放了朝鲜三分之二的领土。这个胜利奠定了全部解放朝鲜的基础，巩固了中国的国防，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弱点，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计划，扩大了美帝国主义内部和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裂，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美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退出朝鲜，美国侵略者因为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也因为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充分准备，进行几次激烈的和大规模的作战，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
二、关于胜利的原因。彭德怀说，在朝鲜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正义性和部队的人数较多，敌人的优势在于其装备强。我们在三次战役中完全没有飞机、坦克，极少大炮，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运输工具和机械极不健全，而敌人则有强大的空军、坦克部队、炮兵和运输力量，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的作战是正义的，它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友好人民的援助和全世界人民的援助。没有这些支持和援助，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中朝军队团结，英勇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后勤工作人员、参谋机要工作人员、政治工作人员，能够在作战中表现完全团结一致，上下友邻之间万众一心，表现出无比英勇、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进行近战、迂回、挺进，敢于以各种轻型武器对付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没有这种团结和英勇，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军事指导原则，即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敌人，予以各个歼灭。三次战役的胜利，说明这个军事指导原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三、关于对美军作战中的战术问题。彭德怀主要讲了大家都十分关心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与朝鲜同志和苏驻朝大使有意见有分歧的追不追击的问题。为什么胜利后没有进行深远追击？他说，我们在第一战役后不但未追击，而且将主力后撤了30至50公里，这是因为敌人主力还未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第二个战役在东线击败敌人后，曾进行相机追击；在西线亦曾以一部分兵力分三路相机追击败敌，主力则集结休整，准备再战。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近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结果。第三个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做了部分追击，亦未取得大的结果。胜利后不宜远追，因为我们存在着很多缺点和困难。敌人用汽车撤退，有飞机、坦克掩护。我军只能夜间行动，一夜走35公里还很忙，拂晓前两小时还需进入休息地带，伪装人、马、车辆，否则将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将敌人击溃时，如原先没有远距离迂回的部队，正面追击是不可能消灭敌人的，反而吓走了敌人，把敌人吓退愈远，我愈困难。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消除部队疲劳、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不能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敌军装备优势应该如何估计？如何对付？他说，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但是完全忽视敌军优势装备的作用，以致不讲战术是不对的。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但在渗入敌人纵深，或迂回敌后，或疏散地追击溃敌的条件下，白天作战仍是可能和必要的）。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打乱敌之部署，乘胜全面猛攻，使敌四顾不暇。实行这种战术必须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求得逐股歼灭敌军。在防御的方面，应尽可能采取积极的移动防御。对必须防御的要点，必须掌握主力，随时注意隐蔽于阵地侧后，灵活地进行阵地前的反突击，力戒过早暴露。无论攻防，火器配备必须分散隐蔽，阵地必须多准备多变换，火力必须集中。彭对三个战役后为什么没有实行过远追击，对敌军装备优势应该如何估计、如何对付等问题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
四、关于下一战役的思想准备。彭德怀说，下一战役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都有了变化。因此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这是决定性的一战，必须准备好、打得好。
五、关于加强后勤工作。彭德怀说，在朝鲜的作战中，后勤工作特别繁重复杂且艰苦，必须加强后勤工作的干部和机构，进一步克服困难，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战争胜利。
六、关于在三八线以南地区应采取的政策和加强军队纪律问题。彭德怀说，巩固军民团结，克服违犯群众纪律现象。中国人民志愿军因为出国作战，更应注意。应展开评纪律运动，树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好的模范单位，每一伙食单位必须建立纪律检查小组，特别注意对侦察部队、采买人员和其他杂务人员的纪律教育。对于落伍掉队的人员，必须组织收容，群众损失必须赔偿。同时应在群众中加强宣传组织工作，解释朝鲜人民胜利形势，解释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由于语言不通，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多贴朝鲜文宣传品。
七、关于志愿军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的问题。彭德怀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是有成绩的，这是光荣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过去朝鲜有很多同志参加中国革命战争，为中国人民而流血，我们应当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了一些缺点，这就是对群众纪律遵守不够，对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不够。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
彭德怀报告的最后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原稿时写的：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认识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邓华、杜平、解方等发言探讨作战经验
邓华在会议上作《对美军和南朝鲜军作战的初步经验》的专题发言。他说，三个战役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战术思想，即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这个原则正确地运用于朝鲜作战的具体情况的结果。敌人有制空权、制海权、优势的装备和高度的技术，但我们看到了敌人的弱点，依靠战争，士气低、新兵多和迂回穿插山地战不熟练，敌人主要依靠技术，但掌握技术的人战斗力不强，坦克、大炮山地受到限制。我们装备低劣，虽然如此，采取了运动与游击战积极配合，抓住了敌人与扩大了敌人弱点，在战术上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分割包围敌人，部队勇敢地执行这个战术原则，取得了胜利。一方面各级干部灵活运用了这个战术，部队勇敢，克服困难，战术与勇敢的结合，使敌人害怕，无法对付。由于这种结合，才取得了三次战役的胜利。
但应检讨的是，三次战役未更多地歼灭敌人，主要原因是，客观上，敌人飞机多，妨碍我们的行动，不利于白天作战，往往在拂晓前不能解决战斗，而白天使敌人跑掉。再者，我们本身准备不够，特别是后勤工作，主要是飞机对我们的危害，运输跟不上，影响了战斗的进行。部队吃饭问题不能解决，不能连续战斗（第二次战役山大天寒，再加之补给跟不上，亦影响了战斗）。主观上检讨，第一次战役对敌估计过高，思想上有顾虑情绪，不敢大胆迂回包抄（如熙川敌进犯），结果战果不大。经过第一次战役以后，心里有了底，在战术思想上、战斗动作上均提高了一步，在第三次战役上有很大改变，取得了很大胜利。东线作战更艰苦，零下40摄氏度作战，供应跟不上，事先思想、物资均没有很好准备，然而也歼灭了很多敌人。邓华还谈了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
杜平作《志愿军在朝作战三个月的政治工作简要总结及今后工作的意见》的发言。他主要讲了战时部队政治工作、战时群众纪律和战时敌军工作等三个问题。他说，如何把各种与战争相抵触的思想，引导和集中到积极作战、争取光荣的胜利上来，必须抓好两个环节：一是不断宣传胜利，鼓舞士气，增强胜利信心。部队出国前由于对美军不摸底，有信心不足的问题。出国后，打了胜仗的高兴；打得不好，部队伤亡大，环境特别艰苦的，容易出现埋怨和失望情绪。政治工作必须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反反复复地从战争全局、从政治意义上来宣传胜利，宣传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及其战斗经验，以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二是要注意克服速胜思想，树立持久作战、把战争打到底的思想。三战三捷后，部队普遍出现了快打、快胜、快回国的急躁思想。为此，志愿军政治部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及各项政治工作指示，从敌情、我情和三次战役的经验，反复说明为什么战争是长期的，要求逐级进行传达讨论，克服各式各样缺乏长期作战准备的思想，把全军上下的思想都集中到持久作战上来，有决心打到底，有信心打到最后胜利。
26日，大会进入第二天。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作《练兵计划及司令部工作》的报告，金雄作《人民军作战经验》的报告，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作《战术问题》的报告，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作《后勤工作问题》的报告。
解方在讲话中说，第一、二次战役是以运动战为主，第三次则是山地攻坚战，敌人利用三八线占有工事，点面结合的防线，设防不强，密度不大，一平方里七个人（便于穿插）。第三次战役经验：1.必须先突破穿插，而后达到分割包围歼灭敌人；2.必须连续突破，连续发展才能大量歼灭敌人；3.打敌要猛，打动它的一点，威胁了它的后方即全线动摇。他在发言中重点讲了下一次战役的战术、技术准备问题，对司令部工作提出要求。
韩先楚主要讲了下次战役中的战术问题。他说，春季攻势作战，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作战，求得大量地歼灭敌人，所以思想上力求迅速转移，避免拖延以及不必要的消耗战。必须周密地充分准备（物资上），细密侦察，歼敌不要张得口大了，集中优势一点一股地歼灭敢人。担任侧后的部队，应该组织先头轻装的加强团，以主力迅速地向纵深穿插，插掉敌之后路，如遇阻以部队监视主力迅速前进，不要因小失大。正面的部队不宜过多，不要过于集中，似侧后迂回到敌人之后路包围歼灭，攻击部队应该集中力量全力突破，求得迅速解决战斗，避免消耗战斗。组织小部队，协同大部队歼灭敌人，轻装配好轻便火器，以小部队插到敌后破坏桥梁，对付敌人要快。在兵力使用上，应是集中优势的雄厚兵力。在纵深发展上连续战斗，指挥员应走在前面，随时了解情况，捕捉战机。
洪学智主要讲了后勤工作问题。他回顾了三个月来的后勤工作情况。他说，志愿军后勤工作有很大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物资供应不上，伤员抢救不及时，部队是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部队普遍反映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主要是我们没有制空权，敌机轰炸破坏使后勤遭到严重损失。前三次战役共损失了1200多台汽车，平均每天损失30台。此外后勤力量不足，机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军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一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至10个兵。没有充足的物资，没有足够的道路和交通工具，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就谈不上后勤保障。他强调要搞好后勤工作，必须有强有力的后勤机构，必须组织多线运输，必须事先准备物资，必须加强对敌机的斗争。
中朝双方混合编组交流经验
27日，大会进入分组讨论阶段。为了便于中朝军队之间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干部混合编组，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分为6个组。
28日，金日成作《朝鲜劳动党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高岗作《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宋时轮作《第九兵团作战经验》的报告。
高岗在讲话中说，我是一个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人员，因为住在后方，对前方的情况不了解。他讲了国内国际形势，讲了战争准备问题。在讲到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问题时，他说，中心是把前方需要的物资运上来。历史上有好多部队由于供应不上而遭受挫败。为此，东北局已拿出六个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已拿出四个部长专门做后勤工作，以保证供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紧抢修铁路；必须赶修机场；必须从各方面以各种办法与敌人的空军做斗争；必须增加汽车部队，改善管理，提高运输能力，按实际需要配备大车、手推车，弥补火车、汽车的不足；必须加强后勤部门的管理。在以上工作中，应特别注意抓紧抢修铁路与机场，以及加强运输的计划性。
29日，大会上午作典型报告。人民军第5军团军团长方虎山报告《人民军第6师作战经验》、第38军第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报告《第二次战役截断敌人的作战经验》、第39军第116师副师长张峰报告《突破临津江的战斗经验》。下午，彭德怀作大会总结。
会议的重要意义
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战争向更艰巨复杂局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彭德怀召集中朝两军众多的高级干部集聚一堂，利用战争间隙集中5天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三个战役的经验，深刻分析形势，结合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根据面临的新环境、新目标、新任务、新情况，对作战的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政治动员、后勤保障、战役准备和新区的群众政策与纪律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进行较充分的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中朝两军高级干部第一次相聚、交流经验、相互学习的会议。
会议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眹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作风。120多名中朝高级干部欢聚一堂，共同相互学习，畅谈作战经验，交流战术思想。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发言的有彭德怀、金日成、高岗等13人次。会议内容十分丰富，开得很团结、很成功。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亲如兄弟，休戚与共，共商夺取战争胜利之大计，达到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
正如1月30日的会议简报所说：“到会的干部反映开得好、教育很大，明确认识了国内外形势和今后的作战方针，消除了某些干部对上级的埋怨情绪和速胜思想，交流了经验，加强了团结。”高岗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会议对全体到会干部，尤其是朝方同志，教育意义很大。全体同志情绪饱满，信心极高。”会议还对立即进行第四次战役做了部署和动员，对于中朝两军并肩作战，夺取第四次战役和整个战争的胜利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