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自由生长

巴　彤

正如莎伦·阿尔佩罗维茨老师前面所写，2011年，工作讨论这种独特的体验性学习方式在中国扎下了根，积蓄着生长的力量。2014年，接受了工作讨论训练的麦德教师开始用中文带领本土的工作讨论小组。每一年，麦德都有一到两个工作小组在进行，参加的成员是至少已经学习了一年婴儿观察的学员。目前已经有20名左右的中国学员在麦德完成了工作讨论的训练。作为一位迄今为止每年都参与带领工作讨论的老师，我既亲眼看到学员们在这种体验性学习方式中所获得的转化，又一遍遍地亲身体验反思性实践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和自由感。

每一年，当新的工作讨论小组开始时，中国学员也会很困惑地问：工作讨论到底是什么？与华盛顿精神病学学院的教学设置一样，我们在新小组的第一次讨论中都会阅读相关文献，就工作讨论的设置以及学生的困惑加以澄清，并展开讨论。我们常常用类比的方式告诉学员，工作讨论是把婴儿观察的学习方法用在其他的工作情境中，包括临床的工作情境——从观察并写出1小时婴儿观察报告，切换到回想1个小时的工作情境，写出报告再现当时的情境，并带到小组中讨论。毕竟是接受了一年婴儿观察学习的学员，他们能够很快地指出其中的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工作讨论更具挑战性的一个方面：在婴儿观察的设置中，我们要保持中立、不干预，而在工作情境中，我们身处其中，做的可能就是干预的工作！

学员们会在相当程度上带着这种不确定和困惑进入工作讨论中学习。学员带到工作讨论中的材料大多是临床工作的材料，包括与成人、儿童或家庭的咨询工作，也有其他工作情境的材料，比如，所在单位或机构里的工作项目、会议、日常工作等。

工作讨论中，学员们带来的报告中最常见的是临床材料，最开始的时候，学员往往会问：这和督导有什么不同？虽然在讨论设置时，我们会一再澄清，工作讨论不是督导，不会就临床技能、案例建构给予指导，而是由观察者的视角，帮助报告者看到之前被其忽视的地方。但听来的和体验到的，二者毕竟不同。当讨论的过程中，学员们感慨“哦，我没注意到原来我有这么多焦虑……”时，他们就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地体验到这个过程。我们的每一位小组成员，工作情境中的每一个人，以及报告中的来访者，为了避免体验精神上的痛苦，都有自己常年运作的应对焦虑的防御方式。在小组较为安全的氛围中，工作情境中被分裂而投射出去的焦虑可以被重新体验，在小组中获得思考。这让学员们又一次体会到，虽然工作讨论与婴儿观察有所不同，但中立和不评判的态度再次成为大家共同工作的基石。很快地，学员们觉得工作讨论小组好像挺好用，体会到它的容器功能，会把临床工作中让自己最困惑、最“头疼”的案例写成报告，帮助自己拓展理解和思考。虽然这不是督导，但在这个过程中拓展出来的新的理解往往会让他们产生新的想法或选择，有学员很直观地描述这个过程“很好玩儿”。

而工作讨论中，学员带来的另一类材料是各种困难的非临床的工作情境。工作环境包括体制内的单位或体制外的机构，甚或是短暂的工作群体，如某次培训、某个活动。对于这样的过程，从报告写作到讨论都会更具挑战，也常常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这个过程仍然是对情绪过程赋予重要的意义，有时与工作环境的结构和社会变迁相关的背景材料走上前台，学员有机会重新理解自己和单位、机构的潜意识层面的意义，自己所在工作环境中的结构和边界，工作的任务和角色，以及结构不稳、边界不清时激发的更为原始的情绪过程。由于多数学员是临床工作者，这样的报告往往也能够帮助他们反观和反思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执业，了解同行又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执业，以及从潜意识层面，这些不同的环境怎样影响临床的工作，这常常推动他们从更深的层面理解临床的设置。

在我们的工作讨论中，无论是哪一类讨论材料，我们常常问报告者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让你想到要带这个材料来讨论的？”最常见的回答是：“我卡在这儿了。”而工作讨论让报告者有机会从“卡住”的地方挪动出来，尽管在这里，没有谁可以担当专家，马上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但工作讨论可以让人从“卡住”的地方挪出来，在潜意识层面四处走一走，活动一下头脑，报告者本人往往会获得一种自由感，产生很多新的想法、新的选择。

我们带领了四年中国本土的工作讨论，作为带领者，对工作讨论的方式，我个人由衷地喜欢。我们的学员也和我们当初一样，很快习惯提前交来详细的书面报告。经历了最初带领工作讨论的焦虑和适应，现在，在讨论前提前收到并阅读一份新的工作讨论材料时，我会想：嗯，等小组讨论时看看吧，看看到时候会浮现出什么。因为我也无法预知会讨论出什么，但我更加相信这样一个历程有其自身的创造性。作为一个促进者，我能做的，只是尽力以理论自由和不评判的态度，在不同学员的想法和感受之间穿针引线、穿线搭桥，浮现出来的不同层面的潜意识意义自然会构成一个之前我们谁都想不到、想不全的画面，而且在不同学员的心智世界中得以继续延展。这样的体验性的学习范式与中国当前普遍的教育范式是如此的不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不同，当它在中国扎下根来，学员会经历最初的不适应，但很快，学员内在的自发性又会给予它足够的养分去汲取。每一届学员毕业时，他们会说，工作讨论带来的独特体验在很多方面转化了他们的思考。

如果可以回应莎伦老师在上篇里的期待，我愿意说，在工作讨论这个特定的精神分析的工作框架中，中国的学员们逐渐也可以抱持住未知带来的焦虑，从这里出发，探寻潜意识层面纷繁复杂的意义，从而更加自由地感受和思考，并体会着由个人的心灵自由而生长出来的喜悦和力量。

参考文献

Miller，L，Rustin，M，Rustin，M ＆ Shuttleworth，J（.1989）.Closely Observed Infants.London：Duckworth.

Reid，S.（1997）.Developments in Infant Observations，The Tavistock Method.London：Rutledge.

Rustin，M ＆ Bradley，J（.2008）.Work Discussion，Learning from Reflective Practice in Work with Children and Families.London:Karnac.

[1]译注：本文原文为英文，由李斌彬、巴彤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