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围城到世界之城”
在1911年英国人把行政机构全搬到德里前，印度的首都是孟加拉邦（Bengal）东部的加尔各答。当地人和英国人在那里交流互动了几十年，创造了一个英国化的中产阶级，为英属印度提供了大量官员和专业人员。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会计，为北印度的很多英国公司工作过。
1947年的印巴分治将英属印度领土分为了两个新的国家，即印度和（东、西）巴基斯坦。那时，祖父生活在拉合尔（Lahore）[1]，是商业联合保险公司首席会计。我父亲的记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有的记忆都很美好：家庭富裕、城市和谐。回忆往昔，父亲满是深情。他记得学校里不同种族的同学相处愉快，有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还有亲切的穆斯林校长。但很明显，从他十岁起，宁静的生活就被政治打破了。随着印巴分治的到来，拉合尔的警察总长（也是祖父的桥牌搭档）阿拉丁·汗（Allauddin Khan）开始担心他这位印度教朋友的安全。他用自己的车把父亲全家送到火车站，然后派警卫陪他们一路到了分治后属于另一边的阿姆利则（Amritsar）。阿拉丁·汗或许真的救了他们的命，因为在随后的暴力骚乱中，父亲家住过的房子被烧毁，印度教房东全家也遭到杀害。
父亲一家回到孟加拉——孟加拉东部当时也在闹分治，发现自己来到了游戏的另一边。他记得被屠杀的穆斯林像战利品一样被排列在加尔各答街道的两旁，那种场面不像是真实世界的人能做得出来的。
经历了这些剧变，祖父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断了一样，变得喜怒无常、沉默寡言。他顺利获得了另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却因为坚持原则而离职，这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忽然间没了收入。家里被断电，也买不起食物和蜡烛。祖父从放债人那里借钱付账单，债主派流氓来讨债的时候，十三岁的父亲不得不在街上替祖父恳求他们。不想面对这一切的祖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读英语间谍小说。
朋友和亲戚都躲着他们。后来父亲找了一份工作，挨家挨户卖食用油，使全家不至于挨饿。
他先是卖给认识的人。一天，他敲开一个亲戚阿姨的门，阿姨看他那么瘦，就拿了午饭给他吃。接着他把货又拿到了另一个阿姨家，她也给他吃的。父亲接受了，坐下来吃饭，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下一顿，但刚吃到一半时，第一个阿姨正好过来看到他又在吃东西，嘴里塞得满满的。即使是六十年后说起这个故事，父亲依然因为羞愧而颤抖，因为他当时的境地是如此绝望，无处隐藏。
后来情况好些了。祖父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英国拖拉机公司做首席会计。因为职位在德里，所以全家就搬去了首都，住在一个叫卡罗尔花园（Karol Bagh）[2]的区。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以前这里是一个莫卧儿花园。20世纪初，因为要建英式城市而被拆迁的村民们到这里住下，后来很多因为分治成为难民的人也来到了这里。但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地方依然绿意盎然。父亲记得上学的时候会走过公园和慵懒的街道。“德里那时候很美，”父亲说，“我经常借辆自行车，骑在宽阔空旷的路上，跑遍整个城市。”
那个年代，每个印度中产家庭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就是家里有人有一份终生的工作，但祖父的这个差事只干了一年。他嫉妒自己的苏格兰上司麦克弗森（McPherson）先生，决定向在加尔各答的总经理投诉他。他利用自己是高级会计的机会，胁迫出纳从备用金里拿出钱来买了一张到加尔各答的头等火车票，去寻求满意的结果，但他立刻就被解雇了。
祖父是个亲英派。他最著名的育儿理论就是：“他们必须说英语。”他要求晚饭时必须说英语；出门时，他会用优雅讲究的英语给孩子们写信。但离开拉合尔失去所有根基之后，他在英国公司里的状况似乎暗暗地、深深地折磨着他。他陷入沮丧，由于觉得受到侮辱，时不时爆发，而这些侮辱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是他想象出来的。整个家庭再度陷入贫困，搬回了加尔各答。祖父后来又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个英国上司要求祖父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被他看作反印度人的蔑视，于是甩手走人。
我的祖母出身于富裕家庭，那几年快被逼疯了：因为恐惧和饥饿，因为社会耻辱，也因为孩子们只能在楼梯间学习——孩子们学习的时候，有个好心的锡克看门人会特地为他们把灯留着。她不停地回忆拉合尔，那里现在属于巴基斯坦。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曾经富足快乐。
这种情况下，父亲想了个计划来挽救家庭的危机。当时德国为愿意去做外籍劳工的人提供廉价交通，而且保证就业。父亲决定以此作为跳板去英国学习。他觉得，等他回来就不会再有失业或饥饿的问题了。
父亲出发前的几个礼拜，亲英的祖父坐在阳台上，朝着来往行人骄傲地大喊：“我儿子要去英格兰了！”
父亲在孟买上船，那是他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两个礼拜。船航行穿越了阿拉伯海，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最终在热那亚靠岸。父亲从那里坐火车到斯图加特（Stuttgart），作为无技能劳工在一家造纸场干了一年。1962年，他到了伦敦，开始学习会计，为英国铁路公司工作。他用第一份工资为祖父买了一支派克笔。祖父写信感谢他说：“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你送我的钢笔是印度最著名的钢笔。至少在加尔各答，没有一个长眼睛的人没看到过它。”
父亲去东伦敦一对年轻的犹太人夫妇家看房子。这家的妻子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难民，是全家唯一从纳粹集中营里活着逃出来的。父亲喜欢这对夫妇，他们也喜欢他。但另一间房间已经租给了一个南非来的白人，他发现父亲想要搬进来之后很警觉，慌忙把女主人拉到一边说：“我不能和有色人种住在一起！”
女主人回答他说：“那你今天就可以走了。”她把南非人赶了出去，而后父亲在那栋房子住了很多年。
他原来的打算只是在伦敦暂住。他的家在加尔各答，那是他会回去的地方。他想念深爱的印度斯坦尼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那时候这种音乐正在加尔各答风行，他青春期的很多时光都是整晚流连在音乐会场地的窗口外，不买票听音乐度过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家里在出发之前为他安排的婚约。大人们希望他在离家期间不要受到西方女孩儿的关注，他们觉得这会害了他。
但20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让父亲兴奋不已。他一直都想要摆脱束缚，现在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世界——可以认识各种人、体验各种经历。他阅读欧洲史，喜欢上了爵士乐，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听艾拉（Ella）[3]和路易斯（Louis）[4]。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很专业的体制中，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升职，一切都简单得让人开心。很快他就能给家里寄钱了。他周围也都是和他一样新来的人，都是忽然之间摆脱了所有羁绊准备好要努力生活。他交了女朋友，也去看了电影和西区的表演。
1965年11月12日，父亲午休时买了一份报纸，读到罗德西亚（Rhodesia）[5]宣布从英国独立的消息。新闻是前一天通过电报传回伦敦的。经历了之前印度从英国的突然独立，又一个国家大胆独立的消息让他非常震惊。他走进一家餐馆，被领到唯一的空位上，对面坐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父亲一直沉浸在报纸上的新闻里，直到发现服务生把他和姑娘点的餐弄混了。两个人大笑起来，换回了盘子，开始聊天，约定第二天再见面。
其实，这段关系开始时，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父亲二十七岁，远离家乡，而且已经有了些见识。母亲当时才十八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仍然和工薪阶层的父母一起住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个小镇，生活里就是宗教节日、邻里八卦和只有鱼吃的星期五餐点[6]。1965年遇见父亲的那天前，严格地说她只见过一个印度人。她身边的很多人都被这段新的友谊吓到了。她的父母很生气，朋友们不再和她说话，但这段罗曼史坚持了下来。他们去意大利度假，父亲给加尔各答的家里寄照片，展示他现在有能力过欧洲的田园生活。他把照片剪掉一半，这样家里就看不见和他一起旅行的西方女孩儿了。
父亲仍然抱着玩乐的态度，觉得一切都是暂时的，自己终将回家。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自己陷了进去。不久他就结婚了，住在肯特（Kent），在村里的板球队打球。又不久，他有了孩子，在一个跨国公司里获得了很好的职位。他很快安顿了下来。
父亲的事业很成功。他把两个孩子送去牛津念书，还因为对国家的服务受到认可获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emb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在很多方面，他堪称成功移民的楷模。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这一切无法解释他退休后的无精打采。他总有一种感觉，觉得从来没有真正“到达”。这也不能解释他依然矍铄的外表下隐藏的早年的苦痛——一种甚至都无法真正说清的苦痛，只有在他关上门躺在浴缸里听印度斯坦尼音乐的时候，它才出来肆意游荡。这是一种放逐的苦痛，虽然并不是强加于他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却和真正的放逐一样。这种放逐是来自生活于某地，而那里的人完全不明白那些塑造他的强大经验——那些折磨人的经验。这还是一种“再也回不去”的放逐——因为对加尔各答的家人来说，他慢慢变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无法沟通。在他身边，他们变得手足无措、谨小慎微。祖父和祖母很早都过世了，一些兄弟姐妹去过他在剑桥的家，但他们的到来从来没有真的为父亲带来他渴望的完满。生活的物质面——房子、照片、各种物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能表达生活本身，甚至在他自己家也会发生不理解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加尔各答之旅，在那个他仍称为“家”的地方，更让人失望。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他长大的地方已经了无痕迹，在那里他找不到任何自己。这些日子里，连名字都变了的加尔各答[7]眼看着父亲长久地徘徊在愤怒的边缘：这不是它应有的样子，大家都变了，他无法告诉兄弟姐妹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甚至在这座房子里，墙上颇有仪式感地挂着父母照片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人懂他。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回到1963年，父亲最开始到伦敦的那段时间。那时候，他还没认识母亲，事业也尚未成功。有一天，他在伦敦坐地铁，从面前黑黑的车窗上看到自己的样子。同时在余光里，他看到了别的东西：在加尔各答，去世的祖父被放进一辆灵车。一切生动得好像就发生在地铁车厢里一样，他甚至能看到车子侧面殡仪公司的名字。到了朋友家，他告诉他们刚才的事情，然后失控地大哭起来。他的朋友们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告诉他刚刚收到的电报，一直到那天深夜，他才知道祖父真的去世了。
那时，父亲离开加尔各答才十八个月。这是他觉得自己的成功并不完满的另一个理由：为了那个人，那个他反抗的人，他一心逼自己有所成就，而那个人却没能活到他功成名就之日。
本世纪伊始，我在纽约的一家营销咨询公司工作，渐渐地，工作成了负担。我越来越沉迷于自己晚上写的小说，还爱上了一个女人，她住在地球的另一端——德里。所以，2000年底，我向着反方向，走上了与父亲相仿的旅程。
我带着一个行李箱到了德里，还有一盒为写作收集的笔记和文章。所有其他东西都寄放在新泽西一个叔叔那里。我觉得自己不会待很久。我不知道写一本小说要花多长时间，但肯定不会超过六个月。我没有想待在德里，小时候去加尔各答的路上经过德里好几次，记忆里这是一个污染严重、毫无吸引力的大城市。我一点也不怀疑能说服我的爱人放弃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回到璀璨的曼哈顿。
但到德里以后，这种想法很快就变了。不能简单地说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同时我也深深地憎恨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完全沦陷在这里。德里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它的魅力超越了单纯的让人喜欢或不喜欢。2000年，我所有安住于过去的舒适和安稳将被打乱。这座城市是一个关乎预言和可能性的漩涡。纯粹是碰巧，我被卷入了这个时代最汹涌的洪流之一。完全出乎计划地，我留了下来。
现在我还在德里，在这里。十多年过去了，新泽西的叔叔每次搬家都得把地下室里我的那些落满灰尘的东西搬到下一个家的地下室。
我到德里的时候，这里已经历了十年由1991年“自由化”带来的变化。也就是说，自印度独立起，打破封闭的措施和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打开了印度的国门，把这个国家开放给全世界的产品、媒体和资本。
我来之前的十年，这个城市的生活里发生的主要是所谓“软件”的变化，而它的“硬件”相对来说变化不大。中产阶级的房子里回响着新的广告和外国电视节目，陌生的梦想在白色的房间里展开，但原来的建筑——分别为夏天和冬天修建的背阴房间和阳台——仍然原封不动。以前只有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才能买到的进口牛仔裤现在在商店里随处可见，但这些牛仔裤仍然要么放在康诺特广场（Connaught Place）老旧狭窄的屋子里（那是英殖民时期的商业街），要么放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已经摇摇欲坠的本地集市中。一场大规模的拆除和重建运动还未发生，它即将主宰我熟悉的德里，以追求全球主义之名，大肆拆除这个城市的硬件设施。一家主流报刊给这场运动起了个口号——“从围城到世界之城”。
那场拆迁将使很多已经在德里沉淀下来的东西消失殆尽。几十万穷人被迫搬家，空出来的地方则用于建造商厦和公寓——大量财富和资源从城市最贫困的人那里转移到最富有的市民手里，很多穷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成了难民，工薪阶层的生活总体上更边缘化和动荡。21世纪初，以美化市容之名，很多小本生意被毁掉了。比如那些非正规的茶摊儿，在那儿你能花2卢比点一杯甜甜的热茶，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人和车流神秘地隔绝开来。拆除的大潮中，大量富人房主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他们的情况是，在那十年的房地产繁荣期里，他们拆掉自己原来的房子，建造公寓出售，从中套现获利。这些新公寓为了获得最大的建筑面积并提升售价，不像以前的建筑那样会建阳台。住客的生活退回到有空调的室内，从前各家在午后的阳台上聊着家长里短的场景不再有了。
但在2000年，这些都还没发生。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人们继续生活在一种老式的时光里。分治难民从自己的家乡小镇把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带到这里，坚持在自己多年前建立起来的生活氛围里度日。我发现，那年冬天自己占据的这间小小公寓位于一个原本分配给这些难民的街区。从公寓望出去，我能看见他们——现在都是老人了，裹在披肩里，坐在室外，在屋顶上、阳台上，一动不动。印度北部的冬天很冷，为夏天设计的屋子有石头台阶，却没有暖气，屋里的温度和外面一样。所以我的邻居们和他们农村里的祖辈一样，同样珍惜冬天的慰藉品——手里冒着热气的姜茶，还有下午照在脸上的浅黄色阳光。他们的子女们外出工作，孙子辈在学校上学，这些散发着庄重气质的邻居给我周围带来了另一个时代的宁静：收购废纸和玻璃的人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穿梭在房子之间；卖蔬菜的小贩推着推车在阳光斑驳的街道上叫卖，耐心而平静。有时候，一个老年妇女会叫住他，要一点菜，谈一个价钱。她会把钱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自家楼顶放下去，小贩拿了钱，把菜放进篮子里，她再慢慢把篮子拉上去。
过去的德里休息得也很早。现在已经难以记起那时的情况，因为来这里之后的几年里，我的记忆里都是这座城市各种灯光闪耀的咖啡店、餐馆、酒吧和俱乐部。现在周末的晚上，城里街上挤满了泡吧的人，寸步难行。但2000年的时候，这些都还不存在。那时候，以往的保守氛围统治了这个城市的夜晚。很多地方的商店9点左右就关门了，之后街上空空荡荡。我的邻居们绝对是相信家庭美德和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几乎不会出去干什么。分治带来的恐怖和损失深刻地塑造了德里这一代的中产阶级，他们生活节约，对外出疑心重重，觉得在餐馆吃陌生人做的菜是一种诅咒。这就是我到达时候的德里，一个和我刚刚离开的纽约非常不同的城市——这座城市很少企图引诱或娱乐你，每天一结束就送你回家。
即使是现在我身边的这些波西米亚分子，那时候的夜生活就是待在家里，和过去几十年没什么两样。我们晚上不出去，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大家在各种公寓里聚会，这些公寓又小又简陋，而且很便宜。房间里因为抽烟而烟雾腾腾，我们垫着垫子坐在地板上，围着一堆朗姆或者威士忌酒瓶谈话。
所有的谈话都被其所在的时刻充满。正是通过那些聊天的夜晚，我意识到自己在一个非凡的时期来到了一个非凡的地方。
我发现自己身处德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之中，他们说话的那种感觉我之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碰到过。实际上，在那之后，就算在同一个地方，那种感觉也再没出现过。当然，他们是一群才华和创意都无与伦比的人，但他们谈话中那种热烈的能量也来自外面的这座城市。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正在酝酿，我们生活在这之间，没有什么已然决断，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试着吸收、想象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他们饿着肚子，用书本和谈话果腹——因为当所有边界和约束都不复存在时，那些来自稳定时代、被看作正式而遥远的思想形式会变得切题而有必要。人们需要哲学，因为他们迷失，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剧变。他们需要更多创意、更多词汇、更多语言。他们投入到谈话中，丝毫不在乎睡眠。
其中有些是来自本地的奇妙能量。这座城市正在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改变，有一种感觉是这里的生活会变得奇妙，它将摆脱过去的束缚获得解放，很多未知的美好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有一位新人作家写了一首诗叫作《德里地铁的最初岁月》（“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8]，这个题目抓住了那些年里那种划时代的感觉以及新的地铁系统带来的巨大的理想主义。就在我刚到德里之后，这里就开通了第一条地铁。在没有出现任何这种项目通常会有的扯淡和腐败的情况下，高科技的列车和车站似乎开创了一个高品质公共基础设施的新纪元——没错，印度也能做到！不仅如此，地铁轻快地在城市地面下滑行，绕过德里道路上你争我夺的喧闹，飞速穿过那些或富有或贫穷的区域，似乎预示着一种新的流动性，也是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因为这座城市传统上对于界限和层级有着深深的迷恋。
但那些年里的期待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的范围。它来自一种普遍的感觉：这里将要发生的事会改变整个世界。
我遇见的人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乐于见到围着印度的墙倒下。他们蔑视民族主义，并且热爱那些通过网络结识的新兴富人。但他们忠于自己的怀疑主义，忠实于这片土地上的反帝国思想传统，所以他们同样批判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他们最不希望从此刻印度的开放中产生的，就是建立起一个和西方相似的社会。他们很多智识上的灵感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批判者——从美国的免费软件理论家到荷兰的寮屋居民运动，从英国艺术家对大众食品系统和财产权文化的挑战，到哈佛和牛津的法学学者对于种子、图像和创意所有权的其他可能的想象。对于后自由化的印度来说，没有什么比在这些领域的探索更相关的了。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正是“所有权”。印度生活的许多领域里，最基本的资源比如特定类型的土地、知识和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没有所有权的。但是当印度签署了国际贸易协定，私有化这些曾经是“公共的”东西成了趋势。在我的德里朋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公司文化标榜自己是创造丰足的秘方，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根据印度的情况进行调整，这将预示着一种新型的稀缺。
而且大家有一种感觉，通过这种调整适应，也许能想象出一种新的混合制的资本主义，不只在这里为印度提供灵感，而是在所有地方都能变成一种激励。毕竟，正是在这个时期，纽约遭受了“9·11”事件重创，西方社会开始感觉到对伊斯兰焦虑的压力，而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是他们的优越感）似乎脆弱不堪。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已经接纳了许多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但也期望他们能接受一种深层次的同质性，即每个人都应该遵守一个单一的法律系统，比如摒弃一切与国家高效、节制的社会氛围不符的行为。在德里，这里的一千五百万人已经习惯了和其他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毫无交集的人生活在一起。这里的生活景象比西方社会更多样、更矛盾，甚至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然而德里依旧让人觉得运作顺畅。这座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拥有一种无条件拥抱模糊和晦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让我理解你，然后我们可能共存”，而是“我会无条件和你共存，因为我永远理解不了你”。这种能力似乎不仅仅在深层意义上更人道，而且作为一种全球化下的普遍风气也更有前途。因为它很清晰，在全世界互相联结的时代，我们全都和不相识或不理解的人纠缠在各种关系里。也许，这座长久以来被视作荒芜和绝望之地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实际上暗藏着会让所有地方都受益的知识形式。
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德里的新文化也在崛起。我意识到对写作来说，德里是一个比纽约能提供更多灵感的地方。因此当我坐下来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做相似的事。有一个德里作家叫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是其中第一个获得国际关注的，她最近赢得了布克奖。仿佛忽然之间，在这座一点儿也不文学的城市里，所有年轻人都在写书拍电影，其他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人开始成立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而咖啡店和酒吧则决定用诗歌朗诵活动和电影放映来吸引更多顾客。
其中最有活力的是萌发中的艺术圈。各式各样的人被德里高质量的大学和租金便宜的工作室吸引到这里。有些人也许只是单纯地听到这座城市耳语般的承诺，说它会让你看到一个新的自己。但在那些日子里，这个承诺十分切实。我记得早年在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有一场实验表演，房子的地板上有水塘，昏暗的照明让人在走廊里只能摸索前进。大家在浴缸里聊天，艺术作品画在浴室墙上或藏在厨房的抽屉里。表演抓住了这座城市在那些日子里的分崩离析，以及即将涌现的神秘而美妙的新现实。那场表演酷得不容置疑，看到碧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在场也一点不觉得怪，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衣服，穿过那些潮湿的房间。大家现在依然会谈起那个晚上，那天我们见证了一些即将到来的东西——之后的几年内，当时在场的艺术家中有几个成为了国际艺术界的宠儿。全世界的艺术品藏家都期望拥有一件代表印度崛起的作品——一件能把东方崛起的传言和孟买股票市场飙升的吸引力变得更有形的东西。藏家们购买钢和大理石的雕塑，这些雕塑尺寸巨大，似乎诉说着它们诞生于史诗般的大环境。艺术家们搬去像飞机仓库一样的工作室，凭着自己的实力跨越国境：像所有21世纪优秀的公司那样，在中国制造作品，然后以一次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迅速从社会边缘的顽主变成了精力旺盛的有钱人，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看不起艺术的社会里，这整个过程也不可能不引起关注。很快，艺术家们在印度名流中受到欢迎。由于他们已经是有钱人了，人们想当然地觉得他们从来没想过别的事情。但我以前就见过他们，那时候财富还没一点儿影儿，他们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将形式赋予一个伟大的声音——在这里，早年德里的地铁里，那个声音咆哮着，我们那么多人都听见了。
十年以后，当时这些乌托邦似的喧嚣不复存在。
惊人的早年岁月似乎已经很遥远。未来已经到来，而且没什么可惊艳的。这个城市四处都显得无精打采，德里似乎再一次成了无关紧要的外围城市。如果我们曾经认为这座城市可以教给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在21世纪生活的话，现在我们要失望了。土地抢夺和习以为常的腐败后来变得明目张胆；精英的权力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肆意扩张；所有曾经的缓慢、私密和独特都变成了快速、巨大和同质——已经很难再梦想一个能给人惊喜的未来了。金钱统治着这个地方，我们周围所见的新兴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于西方社会生活方式无聊而拙劣的复制：办公街区、公寓街区、商厦，还有所有周围的建筑，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未进去过，也许除了作为清洁工进去拖地。
城市里暴力激增，而且表现形式非常骇人。情节恶劣的性犯罪一再发生，让人难受，并且在大范围里引起了对这个飞速变化的大都会里正在成型的社会的惊慌失措。数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愤慨于现在每个人在自己城市马路上的不安全感，德里变成了一个充满自省迷思的地方。有些人希望在现在这个印度经济崛起的时期，能永远埋葬那些来自殖民时期影响印度人和外国人的态度；这些态度认为印度文化是低劣、返祖的。德里报纸上的残忍报道使他们对这种希望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现在这座城市不再是正建造一个能鼓舞世界的天堂，而是努力把自己从地狱的边缘拉回来。
在那个十年结束之际，我决定写一本书，写这座我选定的城市，部分原因是为了理解它转变的本质，因为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一起在生活中经历了这种转变。我的感受是，作用于其中的是非常狂乱的人类能量，这些能量不仅关乎金钱、改变和野心，还关乎焦虑、苦行和历史创伤——只有询问住在这里的人实际上如何生活、做何感受才能发现这座城市的现实。人们喜欢用统计数据来讨论印度的改变，否则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表现如此迥然不同的10亿人的存在？但印度繁荣时期平滑向上的图表曲线，根本没有表达出每个新的一天到来带给这座城市居民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深深扭曲的日常生活，存在于愉快和恐怖之间、旧的和新的价值体系之间、自我实现和自我消灭之间。没有图表能总结一个正在全球化的社会所经历的痛苦，而对于统计数据的热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矛盾、梦想和怀疑的忽略，正是部分问题所在。人们总是假定：一个明显正在致富的群体，其内心生活应该和外部的经济指标一样一帆风顺，但在这个新兴世界的大都市，加速的变化经常成为一场让人混乱的狂风暴雨。人们赚的钱越多，事情越不可理喻。
但问题并不必然出在现实里，同样关乎想象。德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被赋予想象。不像那些住在巴黎、纽约、孟买等地已经对城市拥有丰富概念的居民，在德里的我们就像还没有写出代码的程序员，无法整理周围乱糟糟的数据。这座“城”还没有存在：现在的它只是一个力场，充满原始暴力的刺激源——这也是它让我们所有人如此暴躁疲惫的原因之一。“毫无意义！”当地报纸每每要表达对新事物的厌恶，就列出这样一个大大的标题，重申在德里流传了几千年的一种古老智慧：每件事从根本上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很想知道是否能为历史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尽管我们正遭遇变化的漩涡，但意义似乎无所不在，哪怕是“恐惧”都好像有东西要表达。个人，即使对他人绝望，也必然对自身的重要性深信不疑。我决定从个体开始，从德里内部生活的洪流开始，寻找那里的节奏、历史和关联，从这些东西里可能会浮现出一座城市的轮廓。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其意义的，确实有一座“城”是可以被描写塑造的。
但我开始写的那本书只有部分是关于德里的，整本书有一大半写的是全球系统本身。我不觉得对于周遭的所见所闻仅仅关乎此地，也不觉得这些见闻是全球系统里“原始”的那部分，正在挣扎着要“赶上”先进的西方。这里更多让人觉得是超现代的场景附带着些变体，被复制到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表面世界的别处。确实，开始时我写的东西感觉像是一份来自未来世界的报告：这些“新兴的”中心错过了对国际资本主义最具包容和希望的20世纪中期，而似乎只有在这些中心，人们才能更好地观察全球最新的脉动。我觉得，不再是在西方，而是在这样的地方，来自全世界的人才能找到对自己命运最清晰的书写。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仍然忠实于自己早年在德里奉行的普世主义。但这是普世主义里较黑暗的一种，它必须更努力才能揭示其内在的理想主义。
我搬去德里的时候父亲很紧张。他一辈子花了太多时间来逃离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看到自己的儿子淡定地搬回去。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从这意料之外的情况中看到可能性。我成了一条通向过往的道路，成了他青年生活和成年生活之间的使者。当他和母亲来德里和我住的时候，表现出了我从没看到过的轻松愉快。他少年时期的自己又跑出来了：他开始说印地语，离开德里后他几乎再也没说过这种语言；他逛音乐商店，浏览自己喜欢的印度斯坦尼音乐CD。有一天他情绪很好，叫我带他去20世纪50年代全家在德里住过的房子。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一起出发去卡罗尔花园。“15/64西延伸区，阿吉马汗路。”他坐在后座郑重地说出地址。我们开过政府办公区域宽阔流畅的街道，然后向卡罗尔花园方向拐弯。已经是傍晚时分，路上都是卡车，为卡罗尔花园数不清的商店装货卸货。1947年搬来的旁遮普（Punjabi）商人生意越做越大，现在整片区域拥挤不堪：商店和仓库扩建到外面的路上，公寓能利用到每一处空隙，要么往上盖，要么往外面盖，剩下的地方都停满了车。我们错过了应该拐弯的地方，要掉个头，为了这个错误我们多花了半个钟头。我们坐在车流中，看着人力车在前方穿行，在纱丽店门口把女乘客放下。在德里烟雾缭绕的市场里，汽车是最不合适的工具，而且没有一个市场比卡罗尔花园更烟雾腾腾。
我们在市场收市的喧闹里越陷越深，父亲越来越气愤。“卡罗尔花园以前真的是座花园，”他说，“一座花园。我以前在这些路上骑自行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地址。“15/64西延伸区？”没人知道。母亲读着路边的门牌号码，眼看就要到了，号码却跳掉了，又从一个新的数字序列开始。那个门牌号码好像已经不在了，应该是房子旧址的地方现在是一排钢门面的仓库。一次又一次掉头让人很累。“我们回家，”父亲激动地说，“在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根本没法开车。走吧。”
回去的路上，父亲一路沉默，这是又一次令他失望的回乡之旅。当时我想，他的震惊其实并不必然是因为六十年没有回来过。哪怕那些从没离开过卡罗尔花园的人，那些过去六十年来见证了这里每个变迁的男男女女，现在回想起过去也会出现片刻的犹疑。实际上，你会常常听见一些老人试图告诉那些没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以前这里是什么样的，但他们往往也说不清楚。语言和回忆交织，乱成一团，因为人体组织有很强的适应性，会用一种神秘的能力重新调整自己来适应已改变的环境。于是，要记起以前的样子，或者过去自己的样子就变得难了。这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在21世纪初的德里飞快加速。变化发生的速度让人目瞪口呆，以至于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都和自己最近的经验发生了断裂。现在，他们看着各种大得让人不适甚至有点害怕的巨型商场，甚至想不起来以前这里是什么，或者为什么自己那么强烈地抗拒这些商场。父亲失败的重访故居之旅只是普遍情况中的一个例子：没有人，哪怕是年轻人，能重访塑造了自己过去的德里，因为那个德里已经消失了。
我们倾向于把人口迁徙看作空间中的活动，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时间上的迁徙是一种更宏大的、向前出走的侧向步伐，这种更宏大的出走是“在时间平原上的迁徙”，每个生活在资本主义洪流中的人都涉入其中。
因此，我觉得父亲上了年纪之后喜欢收集钟这件事很有意思。他没有收集其他东西，比如能代表对于失去之地的执着的地图。像很多移民一样，他一直都着迷于“传家宝”这种概念。因为公司的成功，他进入了英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圈子，那些人的家里摆满了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柜子、装饰品、画和花瓶。相比之下，他没有一件能展示自己根基和传承的东西。所以，素来简朴的父亲近几年开始大把花钱，收集法国19世纪的旅行钟。他不是狂热的亲法派，这个爱好对他来说也并不浪漫。（浪漫之处只有一个，就是根据钟表制造史，这些钟是在巴黎制造的。）重要的是，这些钟从他出生甚至更早之前就在走，悠长的历史使它们不仅曾在整个独立印度的历史时期中报时，还曾在之前的英国统治时期报时。所以，当高低参差的钟声在剑桥的家中响起时，所有缺席的过往得以重现。这些古老庄重的钟让时间沉静而完整，它们收集起所有历史并保存起来，永不消散。
注释
[1]位于巴基斯坦，曾是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1857）首都。——译注
[2]Bagh在印地语中是花园的意思。——译注
[3]指艾拉·菲茲杰拉德（Ella Fitzgerald），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之一。——译注
[4]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爵士音乐的灵魂人物。——译注
[5]后来的津巴布韦（Zimbabwe）。——译注
[6]依据天主教传统，星期五是不食肉的斋戒日，故常以鱼代替肉。
[7]加尔各答现名Kolkata，旧名Calcutta。——译注
[8]Vivek Narayan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 2005, in Sudeep Sen (ed), The HarperCollins Book of English Poetry (HarperCollins India, 2012), p. 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