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战车要讲资格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成建制的战车部队。河南安阳殷墟墓葬出土的战车实物，展现了成熟的战车制造技术。发展到春秋时期，战士们驾驶着马拉战车发起冲锋，成为战场上的常见现象。

不过，当时的军队对战车兵的身份有着严格的界定，能登上战车作战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在冲锋时只能跟着战车跑。能否登上战车作战，首先看的不是士兵的素质，而是其身份。

一、百姓不许上战车

在西周年间，一辆战车被称为“一乘”，通常配备十名“甲士”，担任甲士的往往是贵族或与贵族有血缘关系的国人。其中站在战车上的三名甲士地位最高，基本都是贵族：左侧甲士主“射”，称为“车左”，是整辆战车的指挥者；右侧的甲士手持铜戈负责击刺，称为“车右”；中间的甲士是“御者”，负责驾车。此外每辆战车还配备十五个“战斗徒兵”，都由国人担任；五名负责后勤的“徒役”，基本都是贵族家的奴隶。至于普通的庶人，在周朝只能耕种“公田”，为国家提供军费。一辆战车，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缩影。

战车上的甲士要完成作战任务，需要具备相应的军事素质。战车往往由四匹马来拉动，从《周礼》的记载看，驾车的御者必须以立姿控制缰绳，无论在多么糟糕的路面上都能平稳驾车，无论遇到多么曲折的路线都能从容转弯。一乘战车的宽度大约为三米；算上战马的身长，整辆车的长度在三米以上。这么个“大家伙”，虽然在战场上正面冲击的威力很大，但转弯不灵活，冲锋时遇到险要地形容易翻车。因此在西周时期，贵族们从八岁起就要接受相关的教育，十五岁开始学习“射”“御”等技能，特别是驾车技能“御”，更是贵族男子的必备技能。

战车是战场上的决胜力量，因此西周不仅对上战车的人有着严格的身份界定，对“出厂”的战车也有着非常严格的检验制度。一辆新造好的战车，各个部件都有着精准的技术参数：轮辐要达到21—24根，车轴的长度要在298—310厘米之间，车轮的轮径要在1.3米以上……两侧车轮的重量相同才能保持车身平衡，因此当时的人用秤来检测车轮的重量，用规来测量轮子是否够圆，以保证战车能畅快行驶。

不过，在西周早期，由于手工业生产相对落后，战车还是稀罕物件。牧野之战的战争规模在当时算非常大了，周武王动用的战车也不过“三百乘”。因此当时的战争相对简单：交战双方约好时间，到一个开阔平坦的地方摆开战车，在鼓声里驱车冲向对方。双方的战车交错接近，战车上的甲士持戈格斗，不一会儿就能分出胜负。

到西周晚期，战车在战场上列阵时，往往排成一列横队。如果战车太多，后列战车只能排在前列战车的间隙，否则冲锋的时候有可能撞在一起。当时的弓箭射程近，威力比较小，后列战车上的甲士如果在冲锋时放箭，很容易伤到前面的自己人。因此军队有着特殊的战场纪律：战斗打响后，战车要按照次序冲锋，避免碰撞；后列战车的射手不能随便放箭。

到了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忙于争霸，纷纷扩充战车部队。到春秋晚期，晋国、楚国、齐国等大国都有“甲车四千乘”。在晋齐“鞌之战”等大战中，交战双方动用的战车加起来超过一千五百辆，战争规模显著扩大，将帅们指挥战役的难度因此持续增大。

二、指挥是个大学问

春秋时期，配属一乘战车作战的“徒兵”从西周时期的十五人增加到七十二人，算上战车上的甲士，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往往要动用上万人。指挥这么多人和车作战，传递命令主要靠号令。在战场上，主要用“战金（青铜制作的铜钟）”“战鼓”“战旗”传递命令：作战的时候竖起战旗，作为全军的指挥中心；发布命令时敲打战鼓和战金，通过不同组合的金鼓声来传递进军、攻击等命令。战旗、战鼓、战金安放在统帅乘坐的指挥车上。如此一来，指挥车就成了一支军队的“中枢神经”，它有一个专属的称谓——元戎车。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要判断一支军队是否齐整，关键就看它的元戎车。春秋时期，在齐国与鲁国的长勺之战中，齐军在战斗中先输一阵，慌忙撤退。鲁军一开始怕齐军有埋伏，没敢追击，当看到齐军元戎车上的战旗都倒了，认定齐军是真的乱了，于是放心追击，取得一场大捷。

作为军队的中枢神经，元戎车自然是整支军队的重点保护对象。因此元戎车有自己的私属卫队“戎路”，负责元戎车的保卫工作。戎路的周围还有担任警戒任务的“阙车”。阙车上的甲士负责监视敌人的动向，防止敌人偷袭元戎车。此外，如果前锋伤亡过大，阙车也会承担增援的任务。

为了保护统帅，元戎车后面还跟着一辆“副车”，又叫“佐车”。副车上会空出车左的指挥位置，以便统帅在元戎车受损后及时换车，继续指挥战斗。在战场上，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佐车常常成为“救命车”。在春秋时期鲁国与齐国之间的“乾时之战”中，鲁庄公在战斗中竟然从元戎车上摔了下来，幸亏他反应敏捷，迅速爬上了元戎车后面的佐车，才避免了被俘的厄运。

除了统帅使用的这几类战车外，春秋时期战车还有轻车、攻车等多种类型。庞大的战车部队有了更严格的编制：一百乘或一百二十五乘战车组成一个师，若干个师组成一个军。与商周时期的“简单对冲”相比，春秋时期战车作战有了更为丰富的战术理念。在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中，作战双方都灵活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诱敌深入”等战术，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书写了精彩的篇章。

三、战车背后的春秋史

为什么“战车作战”会在春秋时期达到极盛呢？除了军事、政治等诸多因素外，春秋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军事手工业的生产制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在商周至春秋时期，生产一辆战车的成本很高。单是制作战车所需要的青铜、漆、皮革、木材等原材料，每一样都价格不菲。组建一支战车部队，就意味着统治者要承担巨额的花费。此外，依据《考工记》等典籍的记载，生产一辆战车，需要集合木工、漆工、皮革工等多个行业的工匠，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完成制造任务。没有高效的生产制度，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

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制度的变化，恰恰解决了这些难题：各诸侯国的手工业迅速发展，直接影响战车制造的“青铜冶炼”“制漆”“木工”等手工业都高速进步。各诸侯国都建立了完备的官营手工业体系，集中力量进行战车等重要装备的生产。例如，齐国就设立了专门的官员管理工匠，负责召集工匠生产各类军事装备。战车的产量因此大幅度提高，战车成为军队的核心装备。

而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战车除了是战场上的重要装备外，也是社会等级的象征。《周礼》《广雅》等典籍中记载：周天子乘坐的战车，上面要放置“路鼓”，升起高九仞的旗帜；诸侯乘坐的战车，上面要放置“贲鼓”，升起高七仞的旗帜；士大夫乘坐的战车，上面只能升起高五仞的旗帜。每次大战，不同身份的贵族要登上不同规格的战车。

从战车的演变，不仅能一窥中国古代战争方式的演进，而且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奴隶制时代等级制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