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规范的结构化审视

（一）对多元规范进行结构化审视的原因

既然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意味着社会型法治思维的转变，而且多元规范是客观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在研究法治社会之“规范”时应调整思路，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而非孤立的、静止的视角去思考和分析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规范问题，即所谓的结构化审视。规范分立、规范连带与规范实施是结构化审视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规范的三个基本要素，也共同构成了结构化审视的逻辑与理论框架。这样一种审视方式或研究框架，要求我们承认各类规范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各自对于法治社会建设所具有的相对独特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去探究各类规范在法治社会建设这一系统工程中的连带关系与实施效果。

一方面，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规范连带现象要求结构化审视，以更好地把握多元规范之间内在的关联。规范连带是指任何一类规范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与发挥作用的，而是与其他类型的规范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联关系。多元规范之间所存在的连带关系，具体包括衔接、转化与合作等关系。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视角看，不同类型规范之间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法国公法学者狄骥曾指出，“一种起初只是一项道德原则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变成一项法律规则，这种变化完成于这样一个时刻：由违反规则所导致的社会反应已经变得足够有力和足够确定，以至于足以获得来自于习惯或者来自于法律的比较完全的具体规定。”[20]这段论述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道德、习惯和法律这三类基本规范之间的转化与支撑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也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包括法治社会的建设实践之中。

民事关系是日常社会运转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也是多元规范作用的主要对象。在以民事关系为主体所形成的民间场域中，国家制定法、民间法、软法和道德等各类规范不仅以各种方式调整着相应的关系对象，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衔接与转化，共同编织了一张规范之网。对于不同规范之间的这种连带关系，有些直接在规范文本中予以明示，例如《民法典》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条规定实际上将国家制定法、民间法（习惯）和公共道德（公序良俗）这几类规范之间的连带关系予以立法确认。有些则是在实践中自发地运行，不同类型的规范得以组合适用。如谢晖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偏远山村，还是繁华都市，日常的秩序并不总是也不可能是按部就班地援引法律条文而作出的，毋宁说人们日常生活中交往的秩序是按既有传统的一般要求和人们的内心感觉去自觉遵守、严肃交往而形成的。这里的‘一般要求’，既可能是民间法，也可能是和民间法具有内在关联的官方法，还有可能是尽管有违民间法，但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业已接受的官方法。”[21]

规范冲突也可以视为规范连带的一种形式。前些年学者们研究较多的是国家制定法与民间规范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如何在维护国家制定法权威基础上为民间规范的作用留有合理的空间。也即“要解决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协调运行，关键在于国家正式制度要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协调与互动运行提供各种渠道和对话空间。”[22]这样的观点表达了研究这一话题的学者的基本共识，而这也可以视为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这两类规范之间的一种消极连带关系。近些年学者们对软法和硬法的差异及其协同作用的研究，也反映了类似的逻辑和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无论是对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冲突的讨论，还是对软法与硬法混合作用的分析，都是对两种不同的甚至可能冲突存在的规范之间连带关系的研究，这表明结构化审视多元规范思路或方法实际上一直存在于规范研究之中，只不过之前的研究多局限于两种关联明显甚至对应存在的规范之间，而我们所强调的结构化审视的对象则是两种以上的规范即多元规范。

另一方面，结构化审视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多元规范，是全面而准确地分析各类规范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要求，目的在于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真正有效的规范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一种法治实践，要着眼于各类规范的实施效力，结构化审视不仅指向多元规范之间的静态关系，还包括对各类规范的实施情况进行动态分析。这一分析框架要求我们关注每一类规范的实施情况，分析影响规范实施的主体因素、制度因素和实践因素，在多元规范的动态运行中分析连带关系的存在样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规律，尤其是多元规范的内在运作规律。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的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23]相比较于多元规范的静态关系，多元规范之间的动态运行关系更为复杂，也更能反映法治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内在需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进程不难看出，立法或法律创制是一项首要的或主导性的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构建起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这一体系不仅包括法律制度体系，还包括法治实施体系和保障体系等。这表明执政党对于法治的理解以及对于法治建设策略的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法治实践将获得更多的重视，法治社会的建设同样如此。然而，规则的实施可能要比规则的创制更为复杂，无论这种规则是来自于国家制定法，还是其他的社会规范。原因在于：规则的适用要受到适用主体的全方位影响，而无论适用主体是执法者、司法者还是守法者。不同的适法者对于规则的内容、规则的功能和规则的价值等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可能有着不同的需求，而这又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规则适用者的规则意识和对自身及所处关系的认知有直接的关系。进一步讲，规则并非自发有效地实施，看似明确而公正的规则，并不一定在实践中得以有效地适用。这不仅是法治社会建设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法治建设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影响规则实施的因素加以系统地分析呢？结构化的视角是一种必要且合理的选择。借助于结构化分析，我们可以将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多元规范的实施情况进行动态分析，抽象出影响每一类规范实施以及多元规范连带关系运作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因素。这在更好地介入调整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规范连带关系的同时，也推动多元规范连带作用的整体成效。

对多元规范进行结构化分析，要求我们改变仅关注法治社会建设中某一类规范的“孤木”性思维，也要走出只研究某两类对应性规范之间冲突与协调的对立性思维误区，因为这两种思维对于我们理解和实践法治社会建设乃至整个法治建设都可能产生误导。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统一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然而，法律不统一构成了我国法治社会建构的瓶颈。法律不统一表现为国家制定法不统一、民间习惯法不统一和司法不统一。民间法律的冲击和政治规范的影响是导致法律不统一的两个重要原因。[24]这种执其一端而责之其他的论断并没有真正领会法治的内在意涵，所提出的建议或对策也往往具有片面性甚至误导性。相比较而言，结构化审视的做法是将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的各类规范置于一个系统性的框架中加以分析，找出各类规范之间的静态连带关系和动态运行规律，相关的机理与要素在这样的框架中也较为容易把握，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也会具有更强的体系针对性和实践有效性。

（二）多元规范结构化审视的两个维度：规范静力学与规范动力学

如何将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多元规范纳入同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呢？如前文所述，对于多元规范的结构化审视存在两个基本的维度：静态的和动态的。静态的分析聚焦于多元规范内部结构、连带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而动态的分析则关注多元规范的实际运行机制与实施效果。法国社会学家也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最早将社会学分成研究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静力学和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动力学。其中，“静力学类似于解剖学，它所研究的是社会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与反作用的顾虑，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平衡”，而“社会动力学是孔德关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理论”。[25]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多元规范结构化审视的两个维度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据此，我们可将研究多元规范内部结构、连带关系和作用机理的静态分析框架称为规范静力学，而将研究多元规范实际运行机制和实施效果的动态分析框架称为规范动力学。

1.规范静力学：角色—规范—责任框架中的多元规范

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多元规范的静态分析，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多元规范之间的关系样态或规范结构如何；二是多元规范之间的连带关系具体呈现怎样的形式；三是决定多元规范整体结构和连带关系具体形式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这三个问题之间又存在关联，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对多元规范结构的整体描述，第二个问题是对特定情境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规范之间连带关系形式的具体描述，而第三个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规范静力学要做出解答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此，我们可借助于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将多元规范置于角色—规范—责任这样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对多元规范的结构化分析。

角色理论是一种按照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或所具有的身份去解释人的行为及其规律的理论。根据角色理论，个体在特定的互动关系中具有特定角色，而该角色所对应的行为规范是被设定好的，这正如舞台上的表演。美国学者戈夫曼认为，“当某个行动者扮演一种已被制定的社会角色时，他通常都会发现，一种特定的前台已经为他设置好了。不管他扮演这个角色的主要动机是想完成特定工作的意愿，还是想维持相应的前台，行动者会发现，这两件事他都必须去做。”根据戈夫曼的界定，这里所谓的“前台”指的是个体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26]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虽然不同于舞台上的角色，但同样对应着一套“被期待”的角色规范，一旦过多地背离这些角色规范，相应的惩罚或责任便会产生，以迫使个体回到“被期待”或至少可接受的行为轨道上来。

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多重的，所对应的规范也是多元的，这是角色—规范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规范研究的原因所在。一个社会的有机组成及其有效运转的过程，也是若干不同的个体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根据各自角色规范活动的组合及其展开的过程。如美国学者米德所言，“完整的自我的统一性和结构性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过程的统一性与结构性；组成完整自我的那些基本自我各自反映了该个体所参与的那一过程许多不同方面中的某一方面的统一性及结构性。……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与统一，也就是在那个群体所从事或者说所进行的社会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一个自我的组织与统一”。[27]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与社会实现了有机的统一，社会的法治化也经由个体行为的角色规范化得以实现。然而，由于个体不同的角色对应的规范不同，而且同一角色可能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规范，这也为多元规范的结构样态和相互间连带关系具体形式的形成带来了各种可能。

例如，当个体在超市购物时他既是一名消费者，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的各项权利，同时也是一名合同缔结者，需要按照《民法典》中有关合同的规定与超市经营者共同履行买卖合同所包含的权利义务。这是角色—规范分析法在国家制定法上的运用。在同样的情境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在民间话语中又被称为顾客，其与作为销售者的店家之间的买卖同时也会受到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规范的调整。这些规范如店家为招揽顾客而做出的各种服务承诺、会员制度、对销售服务人员服务态度与方式等的要求等，这些可能以明示的规则告知顾客和要求销售人员，此类规范多属于软法规范。再如，顾客付款时如果所购商品总价款存在“分”钱数，有的超市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收款，有的则采取“分”钱数抹零的方式收款，而无论是四舍五入还是抹零的方式，都已在顾客和店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双方认可的交易或支付惯例，这种惯例则属于民间规范的范畴。由此可见，仅在消费者和销售者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商品买卖中，便至少存在着国家制定法、软法和民间法这几类规范形式，这几类规范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并作用于消费者和销售者这一组角色关系，调整着这组角色关系中两个基本角色各自的行为。

当然，个体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之间是一种相互设定的关系。角色对应着规范，反之，规范也设定并塑造着角色。根据角色是具有普遍性还是特定性，可将规范视角下的角色分为普遍意义上的角色和特定情境中的角色。在一个奉行法治的国家中，普遍意义上的角色指的是宪法所设定的公民这一角色。特定情境中的角色则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交往关系中所形成的并由特定的规范所设定的身份或角色，如消费者、父母和高校教师等。公民也是整个法律制度体系中最为基础性的，是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所设定或塑造的其他角色的前置性角色。换言之，其他任何法律角色都不能脱离或违背宪法所设定或塑造的公民这一角色，以及这一角色所对应的基本权利义务规范。由于宪法至上是法治建设的基石，而且宪法法律等国家制定法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具有效力上的优先性，所以其他社会规范所设定和塑造的角色同样要遵循公民这一角色所包含的基本权利义务规则。例如，在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父母、配偶和子女等角色关系，相关法律或者其他社会规范也针对这些角色关系分别设定了相应的规则，但无论这些针对父母、配偶和子女的角色规则是来自国家制定法，还是文化传统性很强的民间法或者其他形式的规范，都不能违背家庭成员的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规则。

可见，角色—规范分析法能够很好地将国家制定法、软法、民间法等多元规范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并且还能将基本的法治原则——宪法法律至上原则贯穿其中。然而，仅有角色、规范这两个要素尚不足以区分多元规范和清晰界定多元规范整体结构样态和具体连带形式，这就需要再引入第三个要素——责任，构成角色—规范—责任这样一个新的结构性分析框架。所谓责任是指主体在特定交往关系中违背了规范所设定的角色规则，由此应该承担相应的权益限制或者其他不利后果。责任既是角色规范的实施保障机制，也是区分不同角色规范的基本标准之一。若无相应的责任或惩罚机制，规范就很难成其为规范。不同类型规范的责任机制存在差异。在多元规范中，法律规范所对应的责任最为明确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落实，其他类型的规范也都有着各自的责任机制。实践中，同一种角色行为可能受到来自多种不同类型规范的规则的调整，由此也会引致多种责任机制的共同作用。例如，行人无视红灯亮起仍然穿过人行横道从而造成交通堵塞甚至交通事故。这种情形中存在着多种规范及相应的责任机制能够对行人的闯红灯行为进行评价并施以惩罚。首先便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关于行人通过路口或横过道路的规定和第89条关于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即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否则将面临被处以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即使行人侥幸逃脱了国家制定法的惩罚，也会有其他类型的规范（如软法和公共道德等）及相应的责任机制发挥作用。以软法为例，很多社规民约中都倡导公民要做遵纪守法的文明市民，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并按信号灯指示通行，这是一条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也是评判是否符合文明市民要求的一条可视性很高的标准。作为行人的公民或市民一旦违反了这一行为规则，也会招致软法责任机制所带来的惩罚压力，例如个人社会评价的贬损和来自公众的批评等。

总之，社会是由若干具体的场域组合而成，而每个具体场域又由若干组交往关系型构而成。在每一组交往关系中，每个主体都有着单一的或复合的角色，与其角色相伴随的是一种或几种规范或称之为角色规范，正是这些角色规范设定了对主体如何行为才是恰当的规则及评价标准，而这些角色规范也可以视为由若干交往关系所形成的具体场域中的惯习。一旦主体的行为违反了角色规范所设定的规则，便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法治社会的建设就是努力使每一组交往关系及每个具体场域都运行在规范化的轨道之上。将各类规范纳入角色—规范—责任的分析框架中，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分析特定情境中针对主体的同一行为各类规范是如何综合作用的，更好地把握多元规范在每个具体场域中的结构样态和内在的连带形式，以及分析各类规范如何通过责任机制约束和矫正主体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分析框架所具有的特殊分析功能，使其成为规范静力学的核心分析范式，并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规范的结构提供了理论工具。

2.规范动力学：意识—规则—实践框架中的多元规范

对多元规范完整的结构化分析还包括对多元规范实施情况的动态分析，而将多元规范的实施情况纳入同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则是规范动力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某种规范的实施或适用我们可从意识、规则和实践三个层面来把握。法治社会的建设注重主体的规则意识和规范实效，而规则意识和规范实效的分析也是分析多元规范实施情况的两个基本指标与维度。因此，规范动力学视角下多元规范的结构化分析可通过意识—规则—实践这一框架得以实现。

意识层面是规范的适用者即主体具有怎样的规则意识或规范心理。主体的规则意识既包括主体对于特定规则有效性的认知与评价，也包括主体自觉遵守或适用特定规则的态度，还包括主体在特定情境中选择何种规范及规则的倾向。主体对特定规则效力的认知程度会影响到其适用该规则的意愿程度，从而也会影响多元规范的适用位次。一般而言，主体对某种规则效力的认知与认同程度越高，该规则获得主体主动适用的可能性便越大，主体的自我监控心理倾向便会越高。在社会心理学中，“自我监控（Self Monitor）是个体调整其行为以符合情景规范或者他人的期待。如果你能够自我监控，那就意味着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以回应别人的各种期待。那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个体不仅关注并意识到他人对其言行的反应方式，还能够积极主动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以迎合他人的反应及期待”。[28]主体的自我监控心理也可以视为一种规则心理。无论是合乎情景规范还是他人期待，这其中都包含着主体对某种规则的认知，也隐含着对多元规范中不同规则的认同程度。

由于社会主体的规则意识是影响法治社会建设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的深层次因素，我们在分析多元规范的实施情况时应该首先分析深藏在各类规范背后并对规范实施产生直接作用的主体的规则意识，然后再去考察特定规则意识下规范的实施情况。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法治建设时，都会将法治意识、法律观念以及法律信仰等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的确如此，主体的任何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意识支配下做出的，已经制定的规则能否得到人们普遍的遵守受制于人们的规则意识。一旦社会主体的规则意识普遍出了问题，那么整个社会便会陷入明规则失效与社会正常秩序失范的危机之中。法治社会建设中主体的规则意识还包括一项特殊的内容，即主体在特定情境中优先选择何种类型的规范或规范组合作为其行为准则的倾向或态度。这是多元规范的结构样态在观念层面的体现，也会对规范的适用产生直接影响。

规则层面则是指主体所适用的规范中包含着怎样的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在应然层面具有怎样的规范效力。法治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化体系。根据拉兹的观点，“制度化体系由诸规范构成，这些规范周围环绕的是排除了适用所有不是该体系的规范的排他性理由这一决定性因素。处于制度化体系之核心的是排除了所有其他理由（包括该体系其他规范）的权威性的适用性决定。”[29]从应然的角度讲，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制度化体系是一套以国家制定法为核心的规则体系，但事实上任何一种规则在特定情境中都可能被主体首先选择适用。无论怎样，规则是重要的。谢晖甚至认为：“规则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中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之外的第四要素，并且是能否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根本要素，也是中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根本因素。”[30]这一观点强调的是规则的重要性，而在我们的规范动力学中，规则层面所要关注的问题是主体在特定情境中为何选择这种规则而非那种规则，这显然与主体的规则意识密不可分。

实践层面是主体在一定的规范心理支配下具体实施规范所要求的行为，从而将规范中所包含的规则的应然效力转化为实然成效的过程。美国学者伯尔曼关于法律信仰的研究及其观点时常被国内学者所引用，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伯尔曼是将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放在一起讨论的。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伯尔曼将宗教视为人类对于神圣的意识，把法律视为人类对于正义的观念，由此认为：“在所有的社会里，虽然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法律都部分地借助于人类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便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1]其实，伯尔曼的这一观点多少有些武断，并非在所有的社会中法律都是与神圣事物联系在一起并意图使人具有对正义观念的追求。于是，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这一问题在不同的社会中便会有着不同的回答。苏力对此问题的一个回答是“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他还认为，“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32]苏力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将意识问题转化为了实践问题，而规则意识和规则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概言之，规则意识指导主体的行为从而形成规则实践，而规则实践又反映着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塑造着主体的规则意识。

实践层面的意义不止如此。由于实践层面是多元规范实际作用或效力最终呈现的环节，能够以其展示的事实来印证有关理论预设。我们对于规则意识、规则内容和规则价值等的理解与分析很多都只是停留在应然层面，实践层面的分析或许与我们之前应然的假设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将对意识与规则这两个层面的分析与对实践层面的分析有机联结起来，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认知主体实际所呈现的规则意识和评估规则实际所发挥的效力，或许还会矫正我们已有的理论假设甚或刻板印象。例如，陈柏峰曾对皖北李圩村纠纷解决实践做过深入调研，他的调研发现就颠覆了很多理论预设。通过调研他发现，虽然纠纷解决的系统日益被纳入国家秩序体系中，这个体系越来越重视具体的法律规则，互让伦理在村庄纠纷解决中日益衰落，但是这并不能被认为是“规则之治”时代已来到中的村庄。因为在家庭纠纷和一些日常性冲突中，力量不均衡的双方之间仍然存在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强者对于弱者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既是国家和村庄习惯中存在规则，也不会被付诸实践，而实践是力量平衡的结果。[33]当然，这一调研发现并没有否定我们所追求的“规则之治”的意义或其必要性，而是对那种以规则尤其是法律的应然价值为出发点，要求主体的规则意识与规则实践应当与之相符的理论预设与心理期待的一种冲击。这种冲击所带来的警示是：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规则实践，甚至应该首先从规则的实践出发去分析主体的规则意识和重构规则的内容与价值等，而非以一种应然的规则出发去评判主体的规则意识和期待规则实践与之相符。当然，这一冲击也为我们的意识—规则—实践这一规范动力学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更强的理论包容性和分析解释力。

（三）多元规范的动态均衡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公共理性原则

1.多元规范的动态均衡

如果说政治型法治突出的是法治建设的政治性，那么社会型法治则更多强调的是法治建设的公共性。一如社会型法治并不排斥或否定政治型法治，法治建设的公共性与政治性也是相互容纳的。所不同的是，社会型法治的建设在对待多元规范的态度上更加温和与务实，强调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基础上给国家制定法以外的社会规范以合理作用的空间，同时合理构筑包括国家制定法在内的多元规范结构。这意味着国家制定法与其他社会规范一样，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或封闭的规范类型，而是一个相互联结与影响的连带系统，尤其对于国家制定法而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好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在维护自身最高效力与权威的同时，要注意吸收其他规范中的合理要素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同时也要以恰当的方式有效地嵌入其他规范中，在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规范合力”的作用。

问题在于，如何最大化发挥多元规范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合力”呢？这涉及多元规范内部的优化组合问题，而优化组合的一个理想状态是多元规范之间保持动态均衡。在这里，多元规范的动态均衡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不同形式的规范其内涵是明确的，每种形式的规范都有其相对明确的调整对象与相对独特的规范功能，也即不同规范之间的边界是较为清晰的，这是多元规范在法治社会建设实践中实现动态均衡的基本前提。二是从消极意义上讲，多元规范之间要避免或者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张维迎指出，当来自具有不同的法律规则或者社会规范的社会的人们相互交往时，如果每一方都按照自己原来的规则行事，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对此，有三种办法来解决规范之间的冲突，分别是用其中的一个规则取代其他的规则、建立全新的规则或者建立协调规则的规则。[34]这三个办法对于解决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规范内在冲突时都是可以运用的。三是从积极意义上讲，多元规范动态均衡是一种不同规范之间协调有序、有机衔接，并根据特定情境需要实现不同组合的状态。

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多元规范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动态均衡，也即要求不同形式的规范之间根据特定情景中的规范需要，通过积极协调和有效协作，达到一种“规范共治”的实践状态。例如，“鉴于民间法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且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消失，因而和谐治理乡土基层社会也就不但不能仅靠国家法的强势介入，相反还应该着力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各司其职’式的协调互动。这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完善国家法以利于在最佳效益下实现其社会控制机能，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民间法以达到在最大可能上发挥其社区调适功能”。[35]同样的协调与协作关系还应存在于多元规范中的任何两种或多种规范之间，而且这些规范组合样态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场域中。

对于法治社会建设中多元规范动态均衡的实现，我们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多元规范的创制主体问题。除民间法、道德和价值观等不成文的规范外，其他形式的规范都是由特定的主体创制而成。例如，国家制定法由专门的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而民事协议则是由特定的主体所签订。换言之，不同形式的规范有着不同的来源及生成机制，也对应着不同的创制主体。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而不同规范的创制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主导或参与主体。多元规范与多元治理主体是相伴而生的，也可以将两者视为一体两面。张康之指出，“在合作治理的视野中，由多元治理主体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不再是边界明晰的相对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充分开放性的动态系统。……如果说在单一治理主体独自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无所不在的控制的追求，而是在多元治理主体合作的条件下，每一个进入合作治理系统中的要素必然具有相对于系统的其他要素的服务定位”。[36]这一有关多元治理主体的论述也适用于社会治理多元规范，而且后者的动态均衡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协调前者的关系才能实现。概言之，多元规范动态均衡实现的背后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关系的稳定与均衡。二是多元规范动态均衡存在的场域与实现的情境问题。多元规范的动态均衡存在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是一种真实的规范实施状态。但是，这种实践或实施状态并非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场域中。社会关系复杂多变，一组相互关联的交往关系构成一个具体的场域，因此，多元规范的动态均衡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场域中，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多元规范动态均衡是由若干具体场域中的动态均衡所构成的。不仅如此，由于每一个交往关系都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若干个相互关联的交往关系所构成的场域同样具有一个整体情景属性，而多元规范内部究竟以怎样的一种组合方式实现动态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往关系发生时所处的特定情景以及场域的整体情景。当然，无论情景如何设定，多元规范的动态均衡都应是一种符合基本法治原则和公共价值的均衡。

2.法治社会建设的公共理性原则

虽然本书探讨的是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多元规范问题，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法治社会建设的重心或落脚点在于社会而非法治本身，法治只是定义社会属性和社会运行模式的诸多要素之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意义，也不只是在于充实了法治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更在于执政者在政府—社会—市场—个体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认识法治的思维转变或认知提升。这种新的思维与认知表明执政者不再偏执地强调或否定政府、社会、市场或个体其中的任何一端，而是试图寻求在这四者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关系或结构。这一转变或提升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是一个新的领域——公共领域的重新出现或者兴起，并且这一公共领域的出现与运行是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四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它有机地融合了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各自的核心要素，并使存在和运行于这一公共领域的各类关系都附着了一种复合性印记。法治社会的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框架中展开的，也就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被烙上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四者复合作用的印记。

对于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意义，马长山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实现了从农业文明走向商业文明的社会转型，从而引发了新的社会革命，大大拓展了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空间，也促进了政府角色转型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进而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兴起……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参与、理性共识的基础上，而公共领域正是这种民主参与、理性共识得以形成的重要渠道和基础”。[37]这段论述在揭示我国公共领域兴起的内在轨迹及规律的同时，也指出了与公共领域运行相匹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公共理性原则。美国学者索罗姆认为，“公共理性”指代公众以公民身份去建立一种政治体的共同理性。……公共理性在公共领域中运用于政治辩论并且被政府官员运用去为宪法、法律、行政行为以及司法决定作辩护。[38]据此，公共理性是相对于个体理性而言的一种理性样态，它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的一种共同体理性，建立这样一种理性是人类认知自我以及更好地实践自我的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认知自我一直是人类恒久的话题之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及理论基础。在西方学者关于人的研究假设中，人是理性的动物被使用得最多，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赞同理性人的假设或者反思那种以原子式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而强调一种关系连带性或公共性。例如，卡西尔就主张用人是符号的动物来取代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假设，并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39]社群主义学者金里卡也在反思自由主义的个人理念基础上提出要重视个人作为文化成员的价值，并指出文化所认可的活动模式规定着我们自己生活中可能采取的某种潜在的角色。“我们决定如何引导自己的生活，是通过把自己置身于这些文化叙事中，通过采纳使我们感到有价值的，值得去尝试的角色（当然，这或许也包括我们被培养成的角色）。”[40]无论是符号人还是文化人的假设，都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原子式理性人假设的反思，所导向的也是一种公共理性人的假设。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也被定义为一种关系中的动物，但在西方即使是原子式理性人假设占主导地位，也存在一个国家—社会框架中的公共领域。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关系人假设则缺少这样的公共领域，相应的公共理性的培育也便艰难了许多。

尽管如此，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明确公共理性原则，也即各类社会主体应当培养并具备一种有序有效参与公共领域事务与活动，在担当起公共责任基础上实现个体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法治化是公共领域规范化的一部分，两者都以主体的公共理性为基础。对于法治社会建设与公共理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做如下理解：

一方面，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本身就包含了对政府—社会框架之下公共领域的认可，内含了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四者关系的合理重构，公共理性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也是这四者关系合理重构过程中亟须培育的一种理性。对于法治社会的理性基础或者基本原则，学者们有着具体的讨论。郭道晖认为，“法治社会的核心是公民社会，它能运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以及国家和社会多元化的法治规范，进行社会自律自治，分担国家权力的负担，特别是监督、制衡国家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的状态”。[41]姜明安则主张，法治社会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包括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坚持“三个凡是”的原则，依法推进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即“凡是个人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国家公权力不要越俎代庖；凡是市场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国家公权力不要干预；凡是社会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国家公权力不要包揽取代”。[42]从这两位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法律学者对公共领域和公共理性的呼唤，也即对重构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这四类基本主体之间结构关系的期待，以及内在的希望一种与之相称的新型理性——公共理性的出现。这种公共理性反映到主体身上就是要求各社会主体意识到公共领域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作为公共领域中的一员，承担着对公共领域事务的责任，需要以自己的行动去履行相应的公共责任，以此获得自己在共同体中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公共理性原则强调人的理性的公共性，这与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秩序及其规范的公共性是内在一致的。无论怎样界定理性的含义，人都是一种具有理性能力的动物，但如果仅仅将人的理性能力定义为一种原子式的个体进行利益最大化计算的能力，很容易将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引入歧途，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指出：“一个分裂的社会是一个其成员越来越难以将自己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关联起来的社会。这种认同之缺乏可能反映了一个原子主义的观念，而依此观念，人们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43]泰勒的分析与告诫不无道理。我们不应夸大个体理性能力中单纯利己的那一部分，而应该弘扬个体理性能力中利他的或者担当公共责任的那一部分，使个体意识到其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从而形成对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并能够将个体的发展与共同体的发展有机结合。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具有复合属性的共同体的建设，它追求一种有机的公共秩序的形成。多元规范本身具有公共属性，蕴含着一套公共价值体系（如平等、和谐、自由、诚信和友善等）。法治社会建设中，主体所创制和适用的多元规范以构成公共秩序的若干交往关系为媒介，作用于具有公共理性的主体，将规范中所蕴含的公共价值予以实现，最终在实现社会的法治化过程中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

总之，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重大，而能否以及怎样在一个处于重构中的公共领域中实现多元规范的动态均衡，直接影响到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效与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44]这段话清晰地指出了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与方向，同时也包含着一种系统化和结构化的思维，包含着认可公共领域和呼唤公共理性的一种理论预设。法治社会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规则层面的问题，更是意识与实践层面的问题。多元规范的有效实施并以此对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支撑的前提是执政者及各社会主体要懂得并善于以结构化的视角去审视和适用多元规范，尽快培育起并能够有效地运用公共理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住我国社会型法治建设的内在规律，使其能够更好地促使包括政治型法治所设定的法治建设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