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及现代性反思：贾平凹小说中的西方现代文学因素
张碧[1]
（西北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形态及人性反思，既是西方现代文学的生成语境，也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基本视域。正是相近的历史、社会及文学语境，及其一系列类似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条件，使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由此呈现出诸多西方现代文学的因素。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西方现代文学；因素
在当代中国文坛，被世人称为“鬼才”作家的贾平凹，业已以其举目历史、高远深邃的史性眼光，为新时代的小说书写奠立了高标，以其史家风范而激荡着世人的心魂；同时，以其摇曳多变的文风，感染而影响着当代读者的审美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平凹小说的书写风格和伦理样态中，西方现代文学的因素，深深地浸渍于贾平凹的创作之中，使之在继承了陕西当代文学一贯持有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的同时，形成了其独属的文体风格及其伦理特质，在这一过程中，与诸多西方现代文学一样，表达出对社会现代化进程及相应的现代性的反思。
一 现代化及现代性反思：历史性的逻辑起点
自18世纪以来，市场化的商品流通方式的进一步展开、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科层化社会管理方式，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人逐渐形成了独到的精神体验和心理结构，而西方现代文学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及相应的精神氛围中产生的。
本文所说的“西方现代文学”，意指在自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开始至今这一历史范畴中，西方历史在逐步实现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相应的现代性领域中所相应派生而成的不同文学形态。首先，它包括自18世纪以来，作为“审美现代性”文类的狭义浪漫主义文学，以及作为其反题形式出现的写实主义文学；其次，亦包含19世纪末以来所形成的诸多现代主义文学。一般而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一概念，源自西方近代以来以对工业文明的反抗为主要思想特征的文学思潮。因此从总体逻辑上讲，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体现为一种以反抗现代化、工业化对人类个体实现异化的文学形式，是在特定时代的生产条件及由此形成的时代风气、社会风俗中形成的文类。这样，就西方现代文学语境来看，无论是源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及这一时期的其他文学思潮，抑或在20世纪获得长足发展的现代主义文学，都是在现代化这一大的历史社会生产语境中产生的。
作为当代文坛的文体大家，贾平凹在广泛吸收中西古典——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技法的基础上，业已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文学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从事创作活动以及获得文坛广泛关注的时间节点，大致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这一现代化时间节点相重合。诚然，中国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便开始走上近现代化的漫长道路，但长期以来，由于现代化进程本身的缓慢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对现代化所营构的历史进步前景的理想性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均基本未像18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那样，对这种现代化所带来的消极效应进行源自精神性及审美性角度的反思。
然而，贾平凹以作家独有的对待历史的感性体察及理性思考，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本身所引发的一系列人性异变，进行了审美化的表达。一如学者王一燕所言：“贾平凹自《废都》以后的国族故事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是悲观的。不是说中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是现代化会带来‘真正的中国’的丧失。贾平凹的文化国族主义表达的是文人心中传统价值的失落与绝望及其对现代化或者是西化的惧怕。”[2]毫不夸张地讲，对社会现代化及相应的现代性的反思，正是贾平凹小说沿袭西方现代小说的逻辑起点。
二 现代性反思与贾平凹的浪漫主义书写
众所周知，在18—19世纪的欧洲文坛，“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这一西方近代文学思潮开始兴起，并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一种全新文体样式。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逻辑和价值样态。在德国和英国所分别具有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对近现代化的反思态度，恰是两种浪漫主义传统对时代的共同态度的体现。
浪漫主义文学对现代化的反对，除了对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等生产方式的批判外，更为集中地体现为对现代化中作为现代性的“理性”的深入反思。“理性”（reason）这一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十分庞杂而多元的内涵，在古希腊、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时代及启蒙主义时代等不同时期，其指涉意义均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然而，就启蒙时代来讲，被时人称为“哲学”的科学观念，则构成了理性思想的基石。具有科学特质的理性观念，渗透于诸多领域的现代化过程中，在使西方近代社会形成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化”状态的同时，对现代人的心理结构进行塑型，使人类因对世界的科学化阐释，而失去了人类先民时期阐释世界所具有的诗意化、情感化思维方式。因此，诸多浪漫主义文学家，无不表达出对理性撕裂现代人情感世界的历史状况的反感，蒂克借其笔下的人物洛维尔之口高呼：“我恨那些人，他们用他们的仿造的小太阳（即理性）照亮了每个舒适的阴暗角落”[3]；同时，克莱斯特在其《彭泰西勒亚》等戏剧中，体现出以反对科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而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在其诗作《转变》中，即表达了科学理性撕裂现代人诗性的忧虑；等等。于是，浪漫主义者往往在作品中表达对自然、神性的归返，以此体现对理性的反动，以及对人类情感性、精神性的诉求。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社会生产条件和文化语境等诸多方面，自然与近两百年前的欧洲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自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社会生产工业化的进一步振兴，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国人心理结构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却与两百年前的西方社会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这种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原本渗透于国人文化—情感结构中儒、释及民间宗教信仰思想因素，本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性和超越性因素（“善有善报”“孝为天道”等），它们维系着中国人的日常伦理，为其阐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及由此引发的理性思维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在使当代国人具有现代启蒙观念的同时，却也使其精神传统中的伦理性、情感性和超越性观念日渐淡薄。因此，在对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产能力备感欢欣鼓舞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国人，却也因为现代生产过程中的残酷竞争，而相对于此前的历史年代，更加表达出对现代化进程中理性思维的深沉反思。
在贾平凹的思想结构中，潜在地体现出浪漫主义运动始祖卢梭“复返自然”的宗旨，亦即只有使人在孩提时代便接受回归自然的教育，人性才能摆脱人类文明自身的束缚，而呈现出大自然的任真质朴，才能实现身体和心智的完善和健康：“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4]相对于卢梭，贾平凹同样将人性的自然状态上升到某种道德本体的高度，使人性中“美好”而平和的自然状态，悖论性地却又颇为令人动容地与社会性、政治性的伦理意志交融一体，并以此作为解决现代化中理性所造成的人性危机的方式，描绘出理想的社会画卷。
于是，贾平凹便与18、19世纪的诸多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借对自然风光的描写，表达对现代化过程中备受沾染的人性“复返自然”的期许，由此呼应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早年的贾平凹，挚爱着家乡商洛棣花旖旎的山光水色。明媚的阳光和潋滟的水波，宛然是他寄情人生诗思的艺术品。在贾平凹早年的诸多小说作品乃至散文作品中，无不洋溢着这种对自然风光的由衷爱恋。如果仔细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这种对山光水色的眷恋情思，绝非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所生发出的空洞美感，而是被寄寓了深厚的伦理及人文意义。
贾平凹早年的诸多作品（以散文最为明显）中，无不体现出清新而超逸的自然之境与淳朴而美好人性的两相映衬的淡然诗意。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言：“对于自然美来说，……正是一种美与人类意志的混合物。美是上帝赋予美德的标记。”[5]对于贾平凹而言，即便是在重叙事、轻抒情的小说题材中，这种倾向依旧体现得十分明显：《阿娇出浴》中，男女主人公高洁的人品在晶莹的雪花中得以映衬；《果林里》中，立志扎根于乡村建设的“小青年”忠厚而勤勉；《石头沟》中，勤勤恳恳经营果林事业、勤劳致富的“老汉”立志“为国家换外汇”。此外，还包括《小月前本》中，在个人婚姻生活上显得伶俐而爽朗的小月；《鸡窝洼人家》中，尽管身处不幸境地，却仍不失良善温婉的麦绒；等等。诚然，这些“自然”风貌早已区别于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并由于深植人的实践活动，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的人化”倾向，且尤其具有鲜明的人性痕迹。只需将这些作品置于贾平凹同一时期普遍具有的山川水色的散文般的创作序列中，便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并未脱离作者早年对以家乡风景为核心的自然景观的依恋之情。显然，在这些早期的叙事作品中，清秀温婉的山光水色，不仅使作品带上了浓郁的诗情画意，更为重要的是，以大自然质朴而绵长的悠远意味，暗中隐喻着生活于自然环境中人们的质朴憨直的人性之美。这种人格特征，与卢梭《新爱洛依丝》中与乡民共同经营劳作的朱莉、沃尔玛等人极为接近。大自然般的人性萌发，往往以为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一集体主义伦理为前提，这正是贾平凹早年小说中独到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的体现。
如上所述，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对近现代化、工业化自身所造成的人类精神状况的日渐退缩、人性的日益晦暗的哀思和批判。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脉络中，对象征着淳朴人性的自然乡村的描写，往往与乡村的市场化、城镇化形成对立格局。例如，在早年的《浮躁》中，以“州城”为主导的市场化经营方式，对周边乡村经济运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却始终贯穿着乡村—城镇、淳朴人性—人性异化的二元格局。这种格局，并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精神结构嬗变的中性描写，而是以源自自然人性的人道主义态度，对中国现代化、产业化进程中人性的衰微所发出的由衷哀叹和尖锐而善意的批判。
昔日，洋溢着诗情画意的乡村及其甘朴诚挚的人性，业已在强劲的城市化过程中受到惨烈的冲击。不难看出，贾平凹昔日笔下的那些充满浪漫情调的自然—人性意象，逐渐被现代城市化、工业化所撕裂和消解。在贾平凹此后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不断取代着早年的浪漫主义情思，不仅仅是文体风格的嬗变，更投射出贾平凹本人对待历史社会的复杂发展进程的心态的变化。
三 贾平凹“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现实渊源
贾平凹自陈，其创作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然而，就“现代主义文学”这一范畴而言，其涵盖的文学价值内涵及哲学背景则极为多样而复杂化。其中，就包括广受学界评议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无论是太白山中飘忽变幻的精灵还是西京城中行踪不定的鬼魅，无不为贾平凹小说平添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阅读体验和美学况味。近年来，贾平凹小说作品中的这种超自然描写，引发了读书界和评论界的热烈探讨，其中虽然有文化学、民俗学层面的肯定，然而也不乏某些否定的声音。多数评论者持赞颂、欣赏的态度，称之为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当然，偶有学者斥之为“装神弄鬼”，对其不屑一顾。[6]但无论如何，学界似乎大多仅将这种描写视为一种文体风格来对待，而未能从当代非理性文化思潮的角度加以审视。
只需略览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便不难发现，在不同西方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往往都弥漫着一种始于前现代时期的巫术思维。无论是德国文学家蒂克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霍夫曼的《魔鬼的长生汤》，以及同时期的格林童话，还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转折》、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骚塞的《毁灭者萨拉巴》，抑或是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一系列哥特风格的故事，等等，无不体现出某种浓郁的超自然性巫术气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这种巫术思维不仅是浪漫主义文学独到的艺术手法，更是其表达其历史观念的独特手段，亦即对现实逻辑的表达技巧。
恰因如此，被世人广泛瞩目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亦有其浪漫主义文学的渊源。例如，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传说》，被视为“拉丁美洲第一本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集”。[7]通观整部作品，作者往往以类似于散文诗般的笔触，展现了危地马拉人在由“幻影兽”“大帽人”“春天风暴的巫师”等形象营建的魔幻氛围中的所思所感，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而剧本《库库尔坎·羽蛇》则借印第安传说中的神明图腾以及拉美诸多的自然精灵间的对话，表达对理想境界中美与自由状态的执着，从而隐含地表达了对危地马拉政治及社会现实的不满。同样，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则在其《学生》《电梯奇迹》等作品中，同样借类似的手法，表达出对近代拉丁美洲历史状况的反思。在更为世人熟知的《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同样以颇富神话色彩的描述，表现了哥伦比亚百年来历史的变迁衰落，但事实上，仍是借助这种神话笔法，表达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某种自然人性的向往之情。显然，这些表现手法，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思潮在反思近代社会发展状况及人性缺陷时所惯用的笔法。尽管如此，学界对魔幻现实主义中浪漫主义因素的渊源因素，似一直未能予以深入发掘。
在贾平凹小说中，这种对巫术性超自然力量的表现十分常见。它们的呈现，固然与作者本人的某种佛教及民间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8]，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贾平凹的精神世界中，这些带有超自然特征的思维及表达方式，体现出对现代工业时代理性的反思。
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的深厚增加了现实理解的难度，同时，现实中也有理性肯定穿不透的地方。在理性不出场，或出不了场的地方，即是神秘和魔幻的所在。实在的神秘和魔幻的现实共同孕育了人心底的荒诞感”[9]。这种观点殊为中肯。然而，学界主要从艺术表现技法的角度来描述贾平凹小说的巫术性、超自然性描写。实际上，这些超自然意象，不仅仅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在农耕文明中形成的文化心理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转型时期，同样体现出作者对现代化的深沉反思意识。
出生于与巫风盛行的楚地文化相毗邻的商洛，使得贾平凹本人亦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了某种巫术思维信仰。在这一点上，他与拉美的诸多魔幻小说家一样，将鬼神世界视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某种视角。然而，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巫术思维却摆脱了一般的反理性、前现代性特征，而是彰显出某种伦理与审美功能。这种倾向，在一系列小说中均得以体现。例如，《废都》中形影斑驳的鬼迹、“牛”的自思自忖等意象与情节，显然是作为某种居高临下的世事、道德审视者而呈现出来的。有形或无形的“鬼”，并不全是像《土门》所描写的游走于阴阳两界之间行踪不定的异物，而是如《红楼梦》大观园中那一声神秘而意味深远的长吟一样，以其诡异、黯然的行迹，对西京城中文人们华丽而浮躁的言行，发出蕴藏着无尽愤懑、不满情感的喟叹。正如那个言行异常的老太太的呓语：“满城的鬼倒比满城的人多！”[10]在这座昔日昌隆繁盛的西京城中，游走于世的所谓文化人士，空有“文化”的外表、道貌岸然的皮囊，实则早已失去有教养的人所应有的悬壶济世、体恤众生的知识分子精神，而不过是些如“鬼”一般蝇营狗苟却又意满自得的华丽形骸。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那头貌似冷眼旁观冷暖人世的“牛”，悄然查探和审视着人间的浮华、人心的沦丧。在心理活动方面，“牛”的心理活动，往往与叙述者的语言发生混合：“现在人与苍蝇、蚊子、老鼠一样是个繁殖最多的种族之一种。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心胸自私，度量窄小”[11]，从叙述学角度讲，作品往往将作为人物角色的“牛”的声音，与叙述者的声音发生“抢话”[12]，即作为文本信息统摄者的叙述者，如上帝一般玄览洪荒，并借人世中“牛”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立场表述，使之具有某种俯瞰人间、臧否人心的格局与气魄。
显然，这些带有巫术色彩的意象，绝非贾平凹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所表现的那样，只是其个人的一种自然观的体现，而是深深地浸渍于中国自古有之的传统伦理观念中，借某种超然人世之外的超验事物，表达出对世事伦常的态度鲜明的评判。
当现代社会普遍失去了对蕴藏于未知世界的敬畏态度，也便失去了这种源自前现代时期所形成的伦理意识，而贾平凹小说中那些神异而诡谲的描写，恰是通过某种类似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试图恢复现代人对未知世界的浪漫主义玄想的同时，告诫世人，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上苍、鬼神为象征的未知世界普遍从人类心理认知结构中隐退之际，应当保留这种对未知世界随时可能对世人施加的刑罚的敬畏之心，更要对人心与良知保留一种虔诚的心态。显然，贾平凹在其作品中设置的魔幻因素，旨在使其发挥某种匡正人心的准宗教作用，这恰是其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因素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呈现方式。
四 其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因素
贾平凹虽似未曾明确梳理、阐述影响自己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但这种影响，除上述魔幻现实主义外，还应当至少源自以下几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
第一，意识流小说。一般认为，这一流派源于英国作家斯特恩的《项狄传》，此后，经过19世纪法国、英国等国小说家的发展，形成了反传统叙述的内倾化创作风格。意识流小说受近代以来西方非理性哲学及心理学思想影响，以其反客观描写的写作倾向，强调对人类精神世界本真状态的呈现，并以所谓对“内在真实”的再现，替代现实主义文学中对社会现实“物理性真实”的再现，以此体现对现代性的反驳。
贾平凹曾明确描述过自己对意识流小说的理解与体会。[13]在贾平凹的诸多小说中，《带灯》一作最能够体现意识流小说的内在真实倾向。然而，贾平凹并未全然承袭西方近代非理性心理表现传统及其相应文风，而是在秉持其一贯的现实主义思想倾向和再现技法的同时，将意识流小说作为某种与之并行的表现技法而加以使用。于是，该作中便呈现出两种判然有别的叙述线索：一方面，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描述带灯与竹子等乡镇干部的日常工作，以及在工作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繁难、坎坷，这种描写，基本采取了19世纪以来以情节为中心的“外向型”叙述模式，表现出农村生活在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经历与波折；另一方面，则以带灯的自由联想与内心独白，叙述带灯对其所依恋的元天亮的深挚情感，而呈现出一个女性所独有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例如，在“中部·星空”的“给元天亮的信”一节中，叙述者带灯在其自由联想中，先后安排“你”（元天亮）、“辣酱”、“鸟”、“老和尚的故事”、“我在小阳沟道的遭遇”、“天气”等意象的铺陈与随机组合。[14]贾平凹正是以这种类似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笔法，对带灯精神世界中随意漂泊而灵动的意识流进行十分细致的描写，借带灯独立而私人的精神世界的直陈，表达出这位现代女干部有别于其精明、强悍的外表的情感生活，并借女性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并置，彰显出有别于外在世界现代化的独立人格，从而体现出对西方意识流小说书写范式的借鉴。
第二，存在主义。就西方思想传统而言，“存在主义”因其思想渊源及对人类生存际遇的阐释的繁杂性，而历来被视为极难被界定的思潮。但一般而言，存在主义往往被界定为“在人们没有对之进行详尽研究的情况下，就被当作激情主义或纯粹的‘心理分析’，当作一种文学态度、一种战后的绝望情绪、一种虚无主义”，它关涉“诸如焦虑、死亡、伪造自我与本真自我之间的冲突、民众的无个性、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15]，亦即对人类生存境遇尤其是精神处境的观照。无论是萨特的《禁闭》还是加缪的《局外人》等作品，虽对待人类的生存处境有着不同的态度，却无不是围绕人类的生存及精神处境的探讨而展开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往往将萨特的存在主义类型视为存在主义文学最为主要的代表，本文亦采取这种对存在主义的阐释方式。
贾平凹在其一系列小说中，都通过对生存于社会底层乃至生命绝境的苦难人生的描写，与对人生意义的超验性思考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萌发出“人类惨烈人生的意义表现为何”的生存意识，并为之焦虑彷徨甚至黯然伤神。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书写并非一般性的“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是在表现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及处境的同时，隐而不彰地探讨了他们的生存境遇及意义问题。在《高兴》中，主人公刘高兴与五富等人怀着过上更好生活的憧憬，从乡下来到灯红酒绿的都市，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在为生计而奔波中无尽的焦虑、烦闷，以及在与城里人和其他来城里讨生活的农村人之间，彼此形成了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使其进入了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烦”的境遇，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本真状态：“人熙熙攘攘地走过去，人熙熙攘攘地走过来，世人都是忙，忙忙的人多愚蠢呀。”[16]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言，人类的存在的本质，体现为“自由承担责任”[17]，亦即对自我命运的自主性选择，因此，选择属于本己的生存方式，远比被诸多外界环境所强加的生存“本质”重要得多。在《极花》中，叙述者胡蝶深陷一种类似于古希腊命运悲剧陷阱的人生极境当中。当胡蝶被贩卖到农村并受到当地穷汉在性欲冲动的刺激下的凌辱时，她从内心深处希望逃出这片漆黑而荒蛮的地界，并发自内心地渴求、向往着自由。然而，当她被救出这片是非之地并回到母亲身旁时，扑面而来的并不是新鲜而清冽的自由空气，而是如缠绕于周身的烟雾般恶俗而不易觉察的世俗偏见、市井恶念。相比之下，反倒是从中逃脱的“虎口”更显人间的温情。在这种情况下，胡蝶再次陷入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生存窘境之中：应在一种貌似失去自由却实际上获得了暖人心魂的地方生活下去，还是在徒有“自由”表象、实则无处不受他人恶念对待的地方苟活？此处，贾平凹正是通过对主人公所深陷其中的伦理和存在窘境的探讨，表达出人物独有的生存观念：无论人生的本质被以怎样先验的方式所规定，唯有以无畏而超然的态度生活，亦即存在下去，才是人生的头等要务。
第三，黑色幽默。这一主要源自美国的文学流派，带有某种存在主义思想特质，但就其文体风格而言，却以其诙谐而黯然的气质，表达出对人类荒诞的生存处境的淡然一笑。例如，美国作家海勒的《第22条军规》，正是以主人公尤索林等人在军队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可逾越的命运屏障的貌似可笑的生命经历，表达出不可抗拒、不可言说的外在规则对生命的约束与限制。
贾平凹在其诸多小说中，并未一味地将对苦难生命的描述作为其审美旨趣，而是在细致入微地表现苦难命运之途的同时，往往以一种幽默却不乏黯淡色调的笔触，对命运的不公与人世的无奈发出扼腕喟叹。这种特征，在《高兴》及《病相报告》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高兴》中，刘高兴、五富与黄八等人在西安城里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命运，不乏滑稽可笑的幽默的情节，无论是在艰辛的生活中彼此之间的嬉戏打闹，抑或是他们对“城里人”的嗤笑嘲骂，都分明彰显出贾平凹所刻意营造的某种轻松、诙谐的文体风格。[18]
然而，作品意欲表达对底层民众生活境遇的人文关怀，却显然与这种风格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貌似风趣轻松的文风，便显然以某种反讽的形式，表达出对底层民众不可抗争的命运的痛惜之情。孟纯夷的离去、五富的死等情节，都体现出作者所特意表达的这样一种观念：命运往往以某种戏谑的方式把控人、捉弄人，使人在无常而痛苦的生命际遇中，不得不憾然面对和接受命运的无情安排，并在痛苦而无奈的自我调笑中，为了一息尚存而苦苦挣扎，并以此体现出某种对生命真谛的感悟。这种表现，恰是贾平凹小说中“黑色幽默”小说技法及其主题意蕴的核心要旨的体现。
[1] 作者简介：张碧（1982— ），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社科界2019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贾平凹小说中西方现代文学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019C148）的阶段性成果。
[2] 王一燕：《说家园乡情，谈国族身份：试论贾平凹乡土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3]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德国的浪漫派》，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4] [法] 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页。
[5] [美] 爱默生：《论自然》，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7页。
[6] 例如李斌、程桂婷编著的《贾平凹创作问题批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专设“‘道行’的炫惑”一章，对贾平凹的巫术思维进行了批评。
[7]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传说》，梅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引文见该书勒口。
[8] 例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便谈及自己逝去和健在的亲族们“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的感受，见《平凹说小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9] 韩春林：《在批判的困境中选择——贾平凹文化批判的视点分析》，《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10] 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11] 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2] 该术语系援引自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13] 贾平凹：《平凹说小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14] 贾平凹：《带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214页。
[15]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6] 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17]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水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18] 参见张碧《消费名义下的狂欢与悲悯》，《商洛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