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非攻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36]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颇有对墨子“非攻”思想的传承。

墨子的“非攻”思想认为一国不应发动“攻战”即侵略性战争，首先墨子指出“攻战”是比盗窃和杀人更不义百倍乃至千倍的行为。而且“攻战”是弊大于利的：“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最后会出现“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的惨况。墨子通过揭露“攻战”之不义、代价以及后果，陈述为何“攻战”是“不可不非”的。

有人指出某些国家通过“攻战”土地扩大，人口增多，认为这是一种得利，但墨子认为，在这些“攻战”暂时成功的国家中，统治者确实得到了更高的权势，但是本国被征收重税的百姓们、参加战争的士兵们以及被侵略的国家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且发动“攻战”的国家只是一时得意，若其威胁太大，其他国家会“合纵”来反抗“攻战”国，这时，发动“攻战”的国家就会自食恶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作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不正义的、退步的和野蛮的，终将被战胜的论断，与墨子认为的“攻战”国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战争，终会害人害己的思想，如出一辙。

同时，墨子也指出“非攻”并不是不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主动进攻的战争都是侵略性战争，如“大禹征有苗”“汤诛桀”和“武王诛纣”这种类型的战争属于“诛战”而不属于“攻战”。“诛战”是正义之战，因为被“诛战”的对象国国君失德或朝政混乱已经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对当今国际维和行动的启示是：不能认为主动出兵他国都是错的，当一国大量公民的生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时，国际社会应适当施以援手，帮助其排除威胁、恢复稳定，尔后抽身。

“非攻”思想秉承了积极防御的“守战”原则，[37]主张一国应时刻做好防御性战争的准备。在遭受他国“攻战”之时，本国能做到应战得当；同时弱国之间亦可以通过“合纵”来共同对抗“攻战”国。墨子在“备城门”“备水”“备穴”等篇章中，对如何应对“攻战”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这种“积极防御”的军事策略对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一国应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以防被他国侵占和控制，以致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不利境况。中国的“不怕事”也应建立在积极防御的思想上。

墨子的“非攻”思想可以概括为不可“攻战”、可“诛战”、需“守战”三个方面，如果墨子期待的“兼爱”得以达成的话，那“非攻”也自然而然可以实现：“视人国若其国，谁攻？”这种呼吁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颇有“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萌芽：“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在墨子心目中，大国只有做到这些事，才能“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最终成为一个仁义且有威信的大国，“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

难能可贵的是，墨子的“非攻”思想中饱含着对弱国生存和平民利益的关注，这在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中堪称“鲜矣”。春秋时强国忙于争霸，战国时期强国忙于并吞，这使得诸子百家中多数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问题，从变法强国（法家）、兵者诡道（兵家），到礼序有秩（儒家），只有出身于底层的墨子表现出对民生的深切关怀，强调战争使百姓“居不安，食不饱，耕无时”。在战火纷乱中主张并践行“非攻”，无疑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凸显了墨子思想的珍贵与崇高，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身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发现价值。

《非攻·中》有云：“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人如此，国亦如此，因为，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古往今来，许多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在给他国造成重大伤痛的同时，本国也损失惨重且不得民心。也有许多国家未能谋划有效防御，使本国与民众遭殃。这些都昭示了墨子“攻战不可不非”思想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本条执笔：苗蓓蕾、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