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几个主要宗教
（一）印度教
印度是个古老的国家，它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远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前，这里的原始土著达罗毗荼人就创造了先进的文化，有了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时候，一支雅利安人开始由中亚迁移到印度西北地区，逐渐征服了当地土著。到公元前五六世纪左右，雅利安人由印度河发展到恒河流域，这时，他们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定居下来，改事耕作，遂出现了原始村落社会。随着雅利安和达罗毗荼人的接触与交往，相互影响的不断加深，不仅使雅利安人接受了达罗毗荼人的宗教，连他们的思想、行为以至风俗习惯也都受到影响，例如崇拜湿婆、湿婆林伽和偶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生、死和结婚等有关宗教仪式活动也重视了。几个世纪后，雅利安人的宗教仪式、祈祷方式和崇拜火神等习俗以及语言，也使当时的达罗毗荼人受到影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和由中亚移入的雅利安人游牧部落的宗教混合而成的吠陀教，其特点为对种种神化了的自然力量和祖先的崇拜”。到了后来，在印度最初的奴隶制国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吠陀教被加入了新的内容而发展成为婆罗门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婆罗门教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祭司）至上”。并在种姓制度上建立一整套烦琐的玄学体系和祭祀仪式。到公元8世纪，商羯罗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经过改革形成了印度教。
印度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社会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变化不大。
既然“印度教综合了多种信仰，所以它非常复杂”，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想把印度教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描述的任何企图，都会导致惊人的对比差异”[1]。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2]
印度教虽然没有单一的信条，但有一条几乎一切虔诚印度教徒所信奉的，即多神教的主神论。“多数印度教徒是多神论者，这就是说他们尊敬几种神祇或鬼神的偶象，但是他们只向一个天神进行礼拜，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多数人又是一神论者。但是这种一神论几乎常常具有多神论的色彩。印度教徒并不说异教徒的天神不过是些偶象，而是说我主创造诸天。他说我主（罗摩、讫里瑟拏或不论是谁）即是一切其它天神。”[3]
印度教主张因果报应和轮回思想，即所谓灵魂的转世。认为“生命不是以生为始，以死告终，而是无穷无尽一系列生命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段生命都是由前世造作的行为（业力）所限制和决定。动物、人类和神的存在都是这个连锁中的环节。一个人的善良行为，能使他升天，邪恶行为则能令其堕为畜类。一切生命，即使是在天上，既然必有终了之期，所以不能在天上或人间求得快乐。虔诚的印度人的一般愿望是获得解脱，即脱离生死轮回”[4]，在一种永恒的状态之中获得安息，这种状态叫做与梵合而为一、解脱或其他名称。
印度教还主张非暴力，不杀生，认为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罪恶，即使踩死一只蚂蚁也认为是不仁。非暴力是从思想上配合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欺骗的一种手段，是限制群众斗争，不让人民触动和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个教义自然是麻痹人民思想的精神鸦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舆论工具。
印度教有种姓制度，是它的又一特点。按照这一制度，人被分为等级，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生来决定，世代相传，就连他们的职业一般也是固定的，不得轻易更改。各种姓间界限分明，有严格规定，互不通婚，彼此不相往来，这样，一个人的种姓出身决定了他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家庭生活。这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平民，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从事农业和各种手工劳动。
除上述四个种姓之外，还有一个等外种性，所谓“不可接触”的贱民，被认为不圣洁、污秽之人，社会地位更低。连首陀罗都不如，占全印人口的14.69%，他们本身又分有等级，他们是印度最穷苦的人。
印度的僧侣很多，到处可见，甚至结队成群。他们不事生产，过着寄生生活，名为神的“使者”，实际上是文明乞丐。有些人流浪全国，强求布施，住乡下者向农民索取粮食等物，而农民决不能有不愿意或不高兴的表示，因为“神”“附在”这些人身上。住城市者自然向城里人索取现金，不管你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向你乞讨，而且理直气壮，简直有“不给不行”之势。有些僧侣居住庙宇，靠来庙敬神者的施舍维持生活。印度节日多如牛毛，多得令人吃惊。每当节日，不少人请僧侣去主持节日仪式，搞些庆祝活动，借此机会他们会捞到许多钱财。
僧侣的“权威”远不止此。小孩的诞生、起名仪式、剃发仪式，以及成人后的订婚和嫁娶都得找他们商量办理。哪怕是办丧事也得要特别招待他们一番。
印度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信印度教，在印度中部和南部，主要是印度教的势力范围。
种姓制度规定，不同种姓的人不能通婚。起初，主要指雅利安人不能与土著人通婚而言。雅利安人刚征服印度的时候，因与土著人杂居，彼此通婚自然难免，统治者为避免少数的雅利安人被多数土著人所同化，便标榜种族优越，遂颁布法令，禁止与异族通婚。到了后来，甚至不同种姓的雅利安人也不能通婚了。时至今日，虔诚的印度教徒还严格遵守这种规定。不同种姓的青年往往不能结婚，即使青年男女双方同意，各自家长也持反对态度。这方面，印度独立以后，起了变化，有所好转，尤其在文化单位，或国家机关变化更大。
不同种姓的人，不相接触。婆罗门认为，自己最为圣洁，深得上帝宠爱，倘若他与低贱的人接触，他的灵魂则会被玷污而招致天怨，下辈子则会降生为刹帝利，甚至更低的种姓。一旦与低种姓接触了，他回家后要马上洗澡，或者去恒河沐浴，以涤除“污垢”。因此，印度农村，低级种姓的人住在村内的一个固定区域，或村外的某一角落。这种情况各地有所不同，有些地区表现较轻，现在已不论这些了；有些地区情况严重。
早婚是印度教的又一风习。以前许多女孩子还在吃奶，便做了人家的未婚妻。今天有的七八岁，十几岁的孩子，正在发育时期，就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她们所配的“良人”，不一定是年龄相当的如意郎君，甚至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讨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做老婆的事也是有的。因此，怨偶不少，生育过多，不少是十几岁左右的孩子，啥事不懂，自然闹出许多笑话。更重要的是影响儿童的发育，给国家带来麻烦。造成这种风习的原因很多，家庭经济困难是一个主要原因。做父母的急于将女儿嫁出，以减轻负担，以及对于贞操的不正确看法，恐怕她们做“出墙红杏”招来麻烦，故干脆及早一嫁了之；今天这种情况还时有发生。
寡妇再嫁，也是印度教所严厉禁止的，一个守寡的妇人，要终身服孝，在家庭中做最下贱而繁重的工作。在英国政府对此加以取缔之前，还流行着为夫殉葬的习惯，就是在亡夫火葬时，其妻跃身跳入熊熊烈火之中，活活地烧死。
已婚的妇女，平常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的，除家人以外，不轻易与异性接触，就是对自己的公公也是如此。所以，有的公公虽娶儿媳数年，还未见过儿媳的面孔。儿媳有事与公公谈话，脸要用纱丽的一角遮住。若是男客光临她家，年轻媳妇见了也不理睬，犹如没看到一样，由家里男子接待。不过，她会偷偷看你。在有些乡下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认为这才是贤妇淑女。
印度教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而且由来已久。古代雅利安人侵入印度的时候，一方面由于作战，需要很多男子；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显得男子更为重要，于是便产生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印度教每个人都相信，生儿子是父母的功德，女大不能出嫁，便是父母的罪过。一个没有儿子的父亲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印度教有个规定，一个人死后，必须由儿子举火焚尸，主持火葬仪式，死者才能超脱地狱，转化托生，若没有儿子在旁举哀，死者就不能升天。
宗教思想无孔不入，甚至连结婚的目的也是为了宗教，即生儿育女。倘若为人妻子而不能生育儿子，其结果将十分悲惨。印度教经典明文规定，女子结婚五年内若不能生育儿子，丈夫有权再娶一妻。凡是生育女儿的女子如何受到歧视，便可想而知了。生下的女儿受到什么待遇，也不言而喻。无怪印度男多女少，而且妇女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印度教也不例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经济的变化，宗教思想和种姓制度也在发生变化。
（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阿拉伯，后来传入印度，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之一。
“伊斯兰”系阿拉伯文，它有“顺服”之意，即听从上帝的意思。“阿拉”是伊斯兰教的上帝，为唯一的主宰，而穆罕默德则为阿拉的使者。《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经，为根本经典，它是立法、道德规范、思想学说的基础，全书共有114章。伊斯兰教提倡人人平等，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认为所有穆斯林都是上帝之子，相信有最后的复活或最后的裁判，凭今世所为而获赏罚，虔诚信奉阿拉为一神并认为做善事者会永居天国，永享福乐；不信教者和为非作歹者将在冥世堕火狱受烤炙之苦。让人们无限相信上帝，做每件事都要想到上帝。虔诚的教徒每日祷告五次：黎明或日初时，正午时，日落前，日落后，最后一次是就寝前。有些人每天只祷告两次，时间根据情况而定。每年在斋月把斋一个月，这是教导信徒自我克制，保持艰苦和适度，使信徒了解什么是饥饿，了解自我克制的价值。男孩必须受割礼，一般在七至十岁之间进行。禁食猪肉，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亦有禁酒之俗，但并非处处皆然，人人如此。伊斯兰教反对神化和偶像崇拜，以及高低贵贱之分。
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的势力发展到了顶点。穆罕默德于公元712年征服了信德（第巴尔），然后向北推进，于713年征服巴鲁（即海德拉巴以南，现在的查拉克附近），之后，他又挥师北上。信德的婆罗门国王达赫尔在拉瓦尔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双方激战的结果，达赫尔战死，他那支军队虽经过一番英勇战斗，也最终战败。在这过程中，伊斯兰教随之传入。公元1190年，阿富汗穆斯林廓尔王朝入侵德里，统治北印度。1290年，突厥人的卡尔基王朝征服南印度。到14世纪初，整个印度（除少数地区外）归穆斯林统治者统治[5]，15世纪至18世纪时又为莫卧儿帝国所统治，伊斯兰教在印度得到迅速发展，仍为国教，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统治印度长达几个世纪。
印度穆斯林既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也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主义复古派，等等。当然其中以传统的逊尼派穆斯林人数最多，占穆斯林人口的80%左右。
由于印度教种姓歧视严重，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引起了低级种姓的人的不满，所以首陀罗和吠舍这些低级种姓的人改信伊斯兰教的也不少。这些人一旦皈依伊斯兰教，教友之间一般平等，对“生死轮回”不太重视，当然并非全都如此。
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使不少人改变了信仰，对印度的宗教、社会、风俗和文化艺术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由于和印度文明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例如印度的文学、音乐、绘画、医学和哲学等，使阿拉伯受益匪浅，同时，使伊斯兰教自身也有所变化，染上了印度的特色。例如种姓制度对其影响就是明证。不少教徒组成种姓集团，还遵守种姓的种种规定，甚至还举行印度教的祭祀，这就带上了“印度色彩”。
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一方面助长了印度教童婚的流行，另一方面，印度教的童婚又影响了伊斯兰教。这样一来，穆斯林中也出现了童婚现象，与此同时，残酷的嫁妆陋习也随之蔓延开来。
印度穆斯林不仅与别国穆斯林有所不同，就是在印度内部，各地也不完全一样。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和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之间都互有分歧，各有差异。例如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和喀拉拉邦的穆斯林之间就有许多不同之处。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和孟加拉邦的穆斯林有的方面也有不同，尽管在宗教上同属一教，但在文化和语言方面，他们之间的关系较之于他们各自与当地印度教和非伊斯兰组织之间那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来说大为逊色了。
前面提到，印度教种姓影响的结果，在穆斯林内部，也同样有了种姓之分，尽管为伊斯兰教教义所不容，但是问题毕竟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过，不像印度教内部那么森严就是了。例如北方邦的穆斯林中，阿什拉夫人属于高级种姓，而阿尔扎尔人就被视为低级种姓，受到歧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据调查，穆斯林的种姓集团在印度全部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约占20%，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及其附庸中占19%，城市知识分子、官吏等人中占11%，农村地主和富农中占5%，贫农和中农占5%，雇农中占7%。
当然，从总的来说，穆斯林的情况并不很好，有些材料表明，从克什米尔地区到坎尼亚库马里，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贫困阶层。印度8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农村，穆斯林的农村人口占全国穆斯林总数的73%，城市穆斯林人口占全国穆斯林人口总数的27%。在农村，现在的穆斯林大多属于雇工和贫农，中农和富农较少。城市的穆斯林，多半从事编织业、卷烟业、屠宰业、制鞋业和脚镯生产等手工业，或是从事苦力、车夫等体力劳动。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6]
由于大多数穆斯林所处的地位较低，所以现代教育对他们中不少人来说好像吸引力不大，似乎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艺人或雇农，与其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受教育，还不如叫子女干些活儿，以增加些收入更现实和更实惠。穆斯林至今还被有些人视为野蛮人，甚中也许与他们经济落后和缺乏教育有关。
随着时代的变化，穆斯林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越来越少，女子上学受教育的和参加工作的逐步增多。按教义规定，一个男子可以同时娶四个妻子，但是现在更多的人喜欢只娶一妻。
总之印度穆斯林在变化中。
（三）佛教
佛教历史悠久，它产生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乔答摩是该教的创始者。
关于悉达多·乔答摩的生卒年月，说法不一，大多数认为，他约生于公元前566年，卒于公元前486年。他属于释迦族，牟尼（即圣人）是对他的尊称，所以又叫释迦牟尼，系刹帝利种姓。他父亲净饭王，是释迦族的酋长，住在迦毗罗卫。乔答摩生于迦毗罗卫（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他年轻时（据说16岁）就与表妹耶输陀罗结婚，29岁生了儿子罗睺罗。后他弃下娇妻与爱子出家修行。当时虽受到父母的劝阻，但无济于事。他毅然在山林冥想苦修，历时6年之久，终于悟出一道，遂巡游各国，进行说法，终年80岁。
他的出家，与当时社会情况有关。当时种姓森严，婆罗门有许多特权，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对人民敲诈勒索，肆无忌惮。甚至达到不顾人民死活的地步。因此，民怨沸腾，人心思变，社会混乱不堪。
释迦牟尼出于反对森严残酷的种姓制度的婆罗门特权以及保护本种姓的自身利益，才信奉了苦修主义，出家为僧，到处云游。一度在两位高僧指导下研究哲理，后来到佛陀迦雅，进行苦修。他专心冥想，最后悟道成佛，是年35岁。从此以后的45年就消磨在传道之中。他最初的弟子是马利迦和德利布萨两位过路商人，最初说法之地是贝拿勒斯附近的鹿野苑。他在这里又得到五个婆罗门弟子。乔答摩在45年当中，先后在比哈尔、北方邦等地的广大农村宣传教义，收了许多弟子。当他80岁高龄时于拘尸那（现在北方邦高拉克浦尔区的克锡亚）去世。
释迦牟尼是一个实际改良家。他最初的目的在于从残酷的忧愁痛苦的现实中获得解脱。因此他宣传四谛说，四谛的意思是四个真理：一、凡人都要受苦。二、苦必有因。三、苦必摆脱。四、为求摆脱苦难，必须寻求正确的道路。认为苦起于欲望，因此欲望的灭绝则会导致苦难的终止。总之，他认为人生充满着痛苦，痛苦来源于欲望，而人们要想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只有出家修行，清除欲望。早期佛教还认为，通过八条正确的道路能使人得到解脱，这就是所谓“八正道”。这八正道是：（1）正信仰；（2）正思维；（3）正言语；（4）正作业；（5）正生活；（6）正努力；（7）正思念；（8）正禅定。这就是所谓的中道，因为它避免了纵欲和严酷的苦修的极端。中道最后导致涅槃。涅槃不仅含有欲望的灭绝，而且也是一种完全平静状态的获得[7]。乔答摩在世时，还竭力宣传“众生平等”、“生死轮回”，打破种姓制度，反对婆罗门压迫等思想，因此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中外的统治者几乎都想利用宗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宗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都介入政治。在中国也同样。以唐太宗为例，他对玄奘很感兴趣，“唐太宗是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主，西域的突厥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必欲除之而快。玄奘是深通世故，处心积虑宣扬佛法的和尚，他始终相信：‘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两个人一拍即合，这就是基础”[8]。乔答摩在宣传“众生平等”的思想的同时，又打出印度教的生死轮回的思想旗帜，并使之进一步发展与巩固，妄图束缚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安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便于统治者更好地统治。难怪他的理论一出来，便得到国王们的支持和帮助，无论乔答摩在世时，还是逝世后，国王们对传播他的佛教思想给予了很大合作。阿育王就是个突出例子。
阿育王于公元前256—前226年统一印度，这位皇帝为人残暴，杀人成性。可是他在统一印度之后，也懂得安定民心与巩固统治的关系，对佛教非常重视，把佛教定为国教，致使佛教一度盛行，教徒很多，并派大批使臣去国外大力宣传。佛教所以有如此发展与传播，显然同各国国王的支持有关。其实，阿育王“并不是专心一志地皈依佛教，对其他宗教他也崇拜。只要对他的统治和经商有利，什么宗教他都信仰。古今中外所有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在宗教信仰方面，都是实用主义者，阿育王也不例外”[9]。
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与流传，尤其是初期，对社会的发展，确有积极意义。到后来，由于热衷于偶像崇拜，一般人染上了虚无色彩，民族健康大受其害。从公元8、9世纪以后，印度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尤其到了后来，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以后，印度佛教受到了致命性打击。到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趋于消灭。19世纪以后又有所复兴，有一定恢复。至今佛教徒的人数也并不算多。
在佛教的历史上传说有过几次佛教大结集，这对佛教的发展和佛典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第一次是在佛陀去世几年后（地点在王舍城），就他的教义作了整理并编辑成经典。编辑成的文献名为“三藏”，第一部分为律藏，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及佛寺的一般清规；第二部分为经藏，是佛陀的说教集；第三部为论藏，包含佛教哲学原理的解说。第二次佛教大结集是在佛陀逝世的一世纪左右，于吠舍离举行。这次结集，分成了几派，谴责了一些异教，佛教徒修订了佛经。第三次结集是由阿育王亲自主持的，在华氏城举行，分成了18派，会上为佛经的最后定型作了努力。自从阿育王时代以来，佛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在迦腻色迦时期举行了第四次大结集，这次大结集为经典作了权威性的注释。迦腻色迦是佛教史中仅次于阿育王的人物，有些人认为他登位的年代是公元78年。印度独立以后，佛教又有发展，于1954年在缅甸迦巴阿约举行了会议，会上讨论了用巴利文出版三藏经典和在宗教的各个方面有关修改问题进行了讨论。1956年10月14日印度政府利用佛陀涅槃2500年庆祝活动之机，组织了活动，吸收了500万“贱民”加入佛教。自此以后，一直为宣传佛教而不断努力，据统计，1971年佛徒人数又有大量增加，已有3000万“贱民”改信了佛教。
回顾历史，佛教的发展几经变化。它最初发祥于印度，以后不断发展传播，尤其在公元5—10世纪之期几乎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信仰了佛教，影响很大。但是在中世纪以后，由于印度教的复兴和穆斯林的入侵等原因，佛教在印度基本上趋于衰亡。独立后几十年间佛教又有明显发展。人数大有增加，影响更加扩大。
从前佛教强调独身，但是现在也讲结婚了。佛教界妇女的情况有了改善，对她们的教育也重视了，她们中从事工作的也多起来。今天印度的一些表列种姓的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大量皈依了佛教。实际上，这些人改信佛教以后，各方面的处境变化不大，有些地方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古代印度和尚来中国的很多，早期来中国的有竺佛朔（公元179年）、竺大力（公元197年）。到公元3世纪来中国的有释迦跋澄、释迦提婆等。5世纪的有求那跋陀罗，6世纪有真谛。到隋唐时代来我国的就更多了，举不胜举。直到13世纪印度的佛教虽然差不多衰亡了，但南印度有个敦巴桑结还五次来我国西藏传教。当然其中最有名的是鸠摩罗什（公元4世纪），他在我国曾系统地向我国介绍过古印度一派重要哲学思想，还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他在我国从事讲学和翻译工作多年，成绩卓著，是一位在我国的宗教、哲学、文学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印度学者。他的名誉和玄奘一样，将永远留在中印人民的心中。印度学者来中国后，译经、传教、讲学，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对我国文化发展起了帮助作用，而且和中国人民合作，把许多印度古典书籍译成了汉文或藏文，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而且对保存印度本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重大贡献。他们同我国人民合作，相互学习，不仅交流了中印文化，还缔结中印人民之间的友谊。两国学者合作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友谊之深，恐怕在世界史中是无可比拟的。
从中国方面到印度去的学者就更多了，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世纪，中印两国之间就有了接触。在魏晋时就有些人去印度学习佛教，以后时断时续，不断有人前往，从公元3世纪中叶起到8世纪中叶，500年间到印度去的佛教徒就有160余人。在以后大约1000年间，仍有许多佛教徒去过印度学习，在历史上最著名的算是法显、宋云、惠生、玄奘、王玄策、义净等人了。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到了印度。在那里取经求学，交流文化，同印度人民缔结了深厚的友谊，至今在印度，玄奘等人的名字家喻户晓，提到中国人，必首先想到玄奘，见到中国人也自然会想到玄奘，他们不只是把他看作学习印度的先师，还把玄奘视为中印友谊的象征。还有些人去西天（印度）取经过程中有去无回，有的在印度归天，有的葬于半路，连名姓都没留下，但他们的功绩和求学精神却永留于世，受到中印人民的尊重。从中国去的和尚虽时多时少，断断续续，但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一直还在，直到19世纪在西方思想未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信佛教的人数依然很多，尤其在广大农村，有些人虽然不懂什么是佛教，但或多或少都受着佛教的一些思想影响，例如相信因果报应，等等。因此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传入中国后，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现象，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蒙受佛教影响，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科学和文化起了刺激作用，吸收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发展。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大量佛经传入，我国古人向印度学到了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化科学内容，而且在向印度古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条件，又发展了我国文化，因此，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客观作用和影响。
以印度文学为例，对中国影响早就开始，尤其到了六朝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神话和寓言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程度更深了，范围更广了，这时，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鬼神志怪之类的书籍。除中国固有的神仙之说外，还有不少的印度成分[10]。到了唐代出现了传奇与变文，它们的出现与印度的影响有关。众所周知，印度的寓言也十分丰富，影响很大，如鲁迅所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印度寓言传入我国后，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甚至影响了一些作家的思想。例如“《法华经》、《百喻经》等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11]。小说家许地山的许多小说取材于印度神话和寓言，有浓厚的印度气息。小说家沈从文也受印度寓言影响不小，他的《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内容大多取材于汉译佛典[12]。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语言传入中国，例如：佛、僧、尼、塔、罗汉、和尚、夜叉、解脱、法师、因果报应，等等。这样，大大丰富了我国语言词汇。同时，还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形成与发展。远在东汉以后，很多知识分子注重学习印度古文（梵文），研究印度的拼音文字，从此开始建立起中国汉语的音韵学。在南北朝时期，定出了“四声”，以及后来形成了“反切”等，这些都与学习印度古文有关。
梵宇琳宫，遍及各地，点缀了祖国的风貌，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和游人，但是，中国的建塔造像，也起源于佛教。建筑艺术、雕塑艺术自然也随之而来，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入，一些天文学书也伴随而入，中国的历法虽然发达，但对印度的历法也很重视，据有人研究，唐朝时在中国流行的印度历法有三派之多，至于佛经里提到印度天文历法的地方就更多了。印度的天文学自然对我国的天文学的发展有帮助作用。
同样，中国医学非常发达，但印度的医学也传入了中国，不仅从印度传来了医学理论和治病药方，而且还有过医生来中国开业，甚至还给皇帝治病献药。被翻译过来的医学和医方也很多，诸如在《隋书》中记载的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婆罗门诸仙药等》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等等，《本草纲目》中也记有许多印度传来的药名。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了中印医学的相互交流。
佛教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据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人认为，“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史，至于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13]。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采取了佛教中的一部分教理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甚至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瞿秋白同志的早年时期，也受了佛教思想的某些影响，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4]。
佛教历史悠久，影响深远，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佛教的变化，统治阶级和佛教上层也在大力进行各种活动，仅1960年以后印度各地成立的佛教组织就有百个以上。世界各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在加强，设在印度的国际性佛教组织也有很多。所以，近些年来接连不断在印度召开了有关佛教的各种会议。
（四）锡克教
在印度，你会发现有种人蓄大胡须，留长发，头缠六米左右长的大头巾。他们一般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语言诙谐，那就是信仰锡克教的锡克教徒。
锡克教徒被称为锡克人。现在锡克人约计1200多万，其中大部分生活在旁遮普邦，其余散居在德里地区、哈里亚纳邦和孟买等地。18世纪以后，锡克人到海外谋生的日益增多，如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泰国，等等，居住在旁遮普的锡克人虽人数不多，只占全印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向全国提供的粮食占二分之一还强，有“印度粮仓”之称，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锡克教是印度的宗教之一。“锡克”一词，来源于梵文，意思是“学生”、“弟子”、“信徒”。锡克教于15世纪末期由纳那格创立。它原属印度教的一支，由于印度教虔诚派运动的开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锡克教徒非常尊重本教的首领和祖师，尊称为“古鲁”。从第一师尊纳那格（1469—1539年）算起，到高温德·辛哈（1666—1708年）为止，先后共有十位师尊。之后，虽然还有其他人继任领导，但都不再称为师尊。按照规定，凡承认锡克教义、十位师尊和锡克教的著名经典《戈兰特·萨哈布》者，皆可成为锡克教徒。
锡克教提倡平等、友爱，强调实干，该教的创始者纳那格曾公开宣称：“我的宗教既不是印度教，也不是伊斯兰教。”它是一种试图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敦融为一体的新宗教，既反对印度教的多神说和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也反对偶像崇拜和男尊女卑，还反对妇女戴面纱和幽居深闺以及印伊两教繁缛的祭祷仪式等。
锡克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印度教森严的种姓制度和繁缛的教规，引起了贱民和一般教徒的不满。公元8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强迫人们改信伊斯兰教，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和复杂化。面对这些尖锐而复杂的种姓问题和宗教矛盾，一些人提出了宗教改革的主张，遂出现改革热潮，开展了“虔诚运动”。斗争声势浩大，影响很广。
纳那格师尊所处的时代，正值洛提王朝的统治时期（1451—1526年），当时印度教的种姓歧视非常严重，引起了低级种姓的强烈不满，洛提王国出现了混乱局面。这时，道莱特汉·洛提的儿子提拉华尔·汗怀有篡夺王位的目的，竟然给巴卑尔马上写信，鼓励他进攻印度。巴卑尔本来对印度就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得信之后，喜出望外，遂率兵向印度进发，在帕尼帕特地区（现属哈里亚纳邦）同当时的国王易卜拉欣·洛提激烈交战，结果，易卜拉欣·洛提战败身亡。
师尊纳那格对提拉华尔·汗的行径非常气愤，大为不满。他认为，这会使国家更加遭殃，人民更加受难。因此，他把巴卑尔的军队看成是引狼入室，比喻为“罪恶的迎亲队”。当时，虽有许多人大声疾呼，反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中间的伪善现象，但谁也没有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当时统治阶层，只有师尊纳那格首先公开强烈谴责和咒骂腐朽的统治者以及封建领主，把他们说成是刽子手，恶狗和吸血鬼。他还把耳闻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写成一本书，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由于巴卑尔入侵所造成的桩桩惨案。
旁遮普出现的动荡不安和兵荒马乱的局面对师尊纳那格影响很大。他是一位诗人，他作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写了许多反映这种混乱局面的诗作，例如，当巴卑尔从呼罗珊出兵向旁遮普进发的时候，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旁遮普，全国百姓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师尊纳那格目睹了现实，愤怒地写道：
出兵呼罗珊，印度吓破胆，
敌人来进攻，不必怨苍天。
巴卑尔入侵以后，人民惨遭屠杀。这时，为人们的苦难而悲伤的诗人纳那格激愤地责问梵天：“啊，梵天，你眼看着大家受苦受难，可是你丝毫也不怜悯，你怎能忍见一只残暴的老虎向一头弱小的母牛扑去！”借此谴责侵略者，同情和支持受难的人民。
当时，各封建领主大量掠夺人民的财富，纳那格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他希望给每个人以平等权利，都能过上幸福生活。他蔑视富有，同情贫穷，爱憎分明。
一天，有个地主请他去吃饭，出乎地主所料，遭到他断然拒绝。地主问他不去的原因，他明确地回答：“你家的饭里渗着穷人的血。”与此相反，他常到当地一户贫苦人家去吃饭，说那是奶糕。他对富人和穷人的态度就是如此泾渭分明。
他公开反对朝圣和宗教的伪善。一次，师尊纳那格云游到哈里杜瓦尔，他看见人们站在恒河里，面向东方，朝着太阳浇水。因为他不面朝东，而是面向西浇水，人们误认他是疯子，有人还前来和他辩论，问他：
“你面朝西给谁浇水？”
“给太阳呀！”
“太阳有多远？”
“说不清。”
“说不清，可你为什么朝西面浇水？”
“在迦尔达尔普尔有我的地，都干了，我在给地浇水。”纳那格说。
一个学者听了他的话后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轻蔑地问道：“可是你浇的水连河岸都到不了，都洒在河里了，怎么能到达迦尔达尔普尔呢？”纳那格立刻反驳道：“如果我浇的水到不了迦尔达尔普尔，那么，你浇的水怎么能到太阳那里呢？”他们被纳那格驳得哑口无言。
当时，社会上妇女备受歧视，在一些信仰印度教的种姓中，流行着一种杀害女婴的陋俗，女孩一生下来，就被杀死。师尊纳那格坚决反对这种野蛮行为，并指出了妇女的应有地位。他认为，在生活中，男子离不开女子，否则没法过日子。他还说，妇女既然能生出帝王、仙人和英雄，她们在男人面前为什么就一钱不值呢？怎能说她们低贱，微不足道呢？
师尊纳那格讲究实际，不相信出家为僧和云游山林就可以见到梵天的说法。他认为，家居是最理想的。他说，人们只有尽好家庭义务，才能沿着正确道路到达梵天那里。他发现，几乎所有教派只强调外表形式，因而相互争吵，有许多天真的人就是在这种争吵的烟幕中受骗上当，因此，他鼓励和开导这些人挣脱骗人的罗网。
尽管纳那格也叫人们叨念罗摩，以求解脱，但他从不叫人们逃避生活。他自己就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儿子。
师尊纳那格出生于平民之家，生活在平民之中，他一生从事耕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时常教导教徒：“生活在虚幻之中，而又不被虚幻所迷恋，才能得到真正的瑜伽（即精神和梵天融为一体）。靠外表的伪装，什么也不可能得到。”他认为，只是吹牛说大话和谈经论道的人，不会成为瑜伽者，只有平等待人的人才是真正的瑜伽者。
师尊纳那格活了77岁，他一生以普通人的身份传播着他的教义，影响很大。他死后，他所创建的锡克教，迅速地传播到整个旁遮普和印度河流域。
继师尊纳那格之后，恩戈代瓦当了锡克教的第二代师尊，纳那格在世时亲自把师尊的宝座交给了他（1539年纳那格指定信徒恩戈代瓦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恩戈代瓦死后（1539—1552年）阿尔马·达斯（1552—1574年）继位，他为宣传锡克教的主张，扩大锡克教的影响而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他任命女婿拉姆·达斯·索迪为师尊。从此，师尊一职由索迪家族世袭。后来第五师尊由于被莫卧儿皇帝怀疑，而惨遭杀害。至此，结束了锡克教和平发展的道路。阿周那临死前任命儿子哈尔·哥宾德（1606—1644年）接任，为第六代师尊。由他开始，锡克教发展成了半武装的宗教组织，注重了武装组织和训练，经常与政府军和异教徒发生冲突。第七代师尊由哥宾德的孙子哈尔·拉伊继位（1644—1661年）。他被莫卧儿皇帝囚禁于德里之后，任命次子哈尔·克里香为继承人（1661—1664年），他十三岁不幸夭折，死于天花。他的继承人是第六代师尊哈尔·哥宾德的次子代戈巴哈杜尔（1664—1675年）。当时正值奥朗则布统治印度，最后，师尊代戈巴哈杜尔被迫自杀。在他死后，由高温德·辛格继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十位师尊。他任职期间，对锡克教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师尊制度。自师尊纳那格死后，锡克教的处境越来越坏，因此锡克教师尊们意识到要改变处境，必须实行军事化。“从第六代师尊哈尔·哥宾德开始（17世纪初），锡克教开始发展为武装组织，经常与政府军以及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进行武装冲突”。到高温德·辛哈时期完成了军事化。
“锡克”的真正含义是“进了学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锡克教徒们受的教育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有关英雄精神和维护尊严而献身的教育。这种教育远在第一师尊纳那格就已开始，到第十师尊高温德·辛哈时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完成了锡克教军事化的任务，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锡克军，并率领这支锡克军同莫卧儿军队展开了长期斗争。高温德·辛哈给教徒举行献身仪式，要求教徒实行五K（即指五件事）：佩短剑，蓄长发，带梳子，穿短裤，戴钢镯。剑，是为了自卫；长发，以示区别其他教团；梳子，为了梳发；短裤，表明锻炼的重要；钢镯，象征锡克教兄弟永远团结。有种说法，认为这五件东西随时提醒教徒对本教坚信不疑。
到1699年师尊高温德·辛哈在旁遮普的阿南德普尔·萨哈布召开了8000人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卡尔萨党，以便用武力对付各种灾难，保卫锡克教。同时，还给锡克教徒取了一个共同称号叫“辛哈”（雄师）。锡克人给人们以勇敢无畏的印象，这同他们的教育有关。
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则400多锡克人遭到英国当局的杀害，致使许多锡克教徒纷纷脱离英国人的控制参加到甘地所领导的自由运动中去，各种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总之，在英国人统治时期，锡克人的斗争并未停止。在独立斗争中也起过重要作用，为印度独立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