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忠君爱国之思想基础
明治维新作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既存在新旧势力、央地关系、藩阀政治的冲突与斗争，也不可避免地遗留大量的封建残余。随着明治维新后西方自由、平等、民权等思想传入日本，以及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明治政府渐趋保守。1879年，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教育大旨》，批评输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教育政策，提出宣扬以忠君爱国为主的传统教育精神，强调从此以后，日本应据祖宗之训典，重点阐述仁义忠孝，而道德之学应以孔子为主[24]，呼吁恢复以封建道德为主的日本文化传统。伊藤博文反对片面宣扬封建道德，批驳元田永孚的言论，提倡吸收欧美文明，但文部省最终按照《教育大旨》之精神，实行国家主义教育路线，并于1881年将明治维新以来长期置于末位的“修身”课，提升至首位，强化尊天皇爱日本之教育。1881年6月，文部省颁布《小学教育须知》，要求各小学向学生灌输忠孝仁义敬信等所谓“人伦大道”。[25]1886年三四月，日本政府陆续制订《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帝国大学令》，要求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师范教育，全面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天皇主义。
188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奠定了近代日本天皇制基础。1890年10月，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宣称：“朕惟我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吾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吾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业学习，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扩大公益，开辟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26]以孝悌忠信的名义，以忠君爱国的大义，既作为日本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是作为其教育的重要内容，强调天皇是日本国民精神和国民道德的源泉，是形成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核心。[27]为时刻向学生灌输天皇主义和皇国思想，日本各小学从1891年开始都要悬挂明治天皇和皇后的“御真影”（即照片），并在学校的节庆活动中，高唱《君之代》，背诵《教育敕语》，聆听校长关于历代天皇文功武德的训话。
清政府赴日游历或考察教育官员，接触日本式的忠君爱国、强兵黩武的军国教育后，均将之视为巩固清朝统治的“良策”，大为赞许。郑元濬考察日本教育后，不无慨叹：日本各校的规则、课程，本已完善，特别是修身一科，内容皆以忠爱为主，以明耻、教战为用，或演说宣传，或以画图标明，使少年儿童从小就有尊君父、爱国家之思想，他们长大成人，没有人能够改变，强调我国学校也应以忠爱为教育宗旨。[28]项文瑞指出：日本的一切教科书之中，处处充满忠爱君国之意，教师不教则已，教则无不关注这项宗旨。[29]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也在赴日考察学务后，上奏清廷称：日本教育凡是修身立行，忠君爱国之道，全都编入教科书，从小学习，用能人，知自爱，该国很少有寻机滋事之人。近些年尤重德育，各大小学校，都是首重人伦道德。文部省在讲述中也说教育不源于道德，就如同树木有枝叶而无根干……日本学校的设备训练之经验，实足为中国借鉴。[30]他们高度认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建议清政府减少顾虑，放心地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以培养维护清朝统治的忠君爱国之士。
不仅维护清朝统治的官员，而且探寻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各界精英，也似乎从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中找到了尚武、爱国和民族意识等，并将之视为医治近代中国“一盘散沙”、重文轻武、民族意识不强、家国观念淡薄等弊病之“良方”，疾呼中国人赴日学习。在日的梁启超看到日本民众欢送日军“出征”的盛大而荣耀的场面，深感日本军人“出征”，其荣耀的程度，绝不输于中国入学中举簪花[31]，故曾写下《祈战死》《中国魂安在乎》等，呼吁当今最重要的是重塑中国魂。那么，什么是中国魂？即是兵魂也。有有魂的兵，便是有魂之国。其中所谓爱国心、自爱心者，则是兵之魂[32]，希望中国人能以尚武、爱国精神打造“中国魂”。无论改良派青年还是革命派青年，此时大多深受明治维新和留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将留学日本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预示着近代中国大规模留日运动即将兴起。吴玉章赴日留学之际，曾赋诗一首：“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33]不仅体现了青年学子赴日留学的豪情壮志，而且反映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富国强兵”政策和军国主义教育的认同。
当然，他们或许最初并未认识到这种教育的错误与危害，或许虽已认识到军国主义教育之弊端，但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而极欲挽救民族危亡的他们“病急乱投医”，认为这或许不失为一种“救国”的方法。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一方面通过“请进来”，即聘请外籍专家、学者和教师；另一方面“走出去”，即通过派遣留学，吸收欧美文明精华，既学习现代科技与文化知识，又不忘忠君爱国和强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教育。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清朝官员与青年学生的各自需求，在留学日本方面形成共识。同时，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并超越欧美诸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普及义务教育[34]，建立了颇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35]，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普通教育学校，而且创办了对中国学生特别吸引力的军事院校，为接受中国留日学生提供了必要的教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