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那曲县概况

第一节 基本情况

有关那曲县的基本情况从地理区位、生态条件、历史沿革三方面展开。^[1]

一 地理区位

那曲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全县均属藏北高原，即藏语里的“羌塘”，平均海拔4500多米，最高海拔6500米。地域总面积1.6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27米。那曲县作为西藏通向内地的北大门，是地、县、镇三级政府所在地，是藏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藏北的交通枢纽，青藏铁路由南至北贯穿那曲县全境。青藏公路、黑昌公路和黑阿公路交叉贯穿县境。地理坐标为东经91°12′—93°02′，北纬30°31′—31°55′。南与当雄县接壤，北与聂荣、安多县相连，东与比如、嘉黎县相靠，西与班戈县毗邻。东西最大距离233公里，南北最大距离185公里，县政府驻地那曲镇，是地委、行署的所在地，与拉萨相距320公里。

二 生态条件

随着全球温度的普遍升高，区域性气候的变化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曲县地处西藏北部青藏高原的腹地，地域总面积大于40×104平方公里，天然牧草资源丰富，草场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86.4%；地形较为复杂，受季风和地形影响，降水分布不均，干湿季分明，自然降水是最重要的水资源，降水量的多少及其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的干湿程度，从而也决定了牧草和作物水分供应条件的优劣，影响藏北生态环境和农牧业生产。

近40多年来那曲降水变化呈现以下趋势：年均降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递减分布；年降水量总体呈增加趋势；各季节降水大部呈增加趋势，暖季降水显著增加，而冷季降水增幅不明显。

那曲县是居于中、低纬度大面积的高寒环境。该县所在地草场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86.4%。草地畜牧业作为那曲县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产业和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研究表明，高原腹地牧业经济所面临的矛盾可归纳为两个方面：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受全球变暖的影响，高原气候出现暖干化趋势，表征干旱气候系统的高寒草原植被带向南扩张，导致地表植被生物总量的下降以及草场载畜能力降低。近年来冬季降水加重了雪灾的威胁；春季气温回升减慢，秋季降幅加快，缩短了高原植被的生长期；气候暖干化导致高原夏季降水量减少，成为植被发育不充分乃至退化的原因。此外，暖干化还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及沙漠化，土壤养分和表层水土流失。流失的氮、磷、钾等营养成分促使土壤有机质下降，直接造成土壤地力减退，牧草质量下降，牲畜抵抗力减弱，致使牧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

人为因素加速了草场的自然退化过程，如片面追求牲畜存栏头数、超载过牧、毁草开垦、乱挖药草等，导致草地退化问题严重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冲突。目前，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草地资源合理利用以及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气候变化与牧业生产的关系研究较少。但是，那曲县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牧业生产状况受高原特殊自然地理及气候条件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人为因素的影响。^[2]

三 历史沿革

首先看那曲的名称演变。那曲，因境内那曲河（怒江上游）而得名，旧译“黑河”，因藏语意为“黑河”。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称喀喇乌苏，清代作哈拉乌苏、喀拉乌苏，为“那曲”这一藏语地名的满语义译。那曲今既为地区名，又为县名、镇名、区名、河名。

那曲历史悠久，其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3]。

（一）石器时期

由考古发现可证实，那曲县在数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1956年夏秋之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等进行地质普查时，曾在黑河（今那曲）发现打制石器。此后地质和考古工作者在那曲县所在地区的广阔高原上又陆续发现石器时代的大量遗存。发现的石器包括细小的刮削器、镶嵌刀具的薄石片、石叶、进行器具生产的石核等。根据这些石器的形状、制造工艺以及同其他地区发现的石器文化相比较的结果，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普遍带有游牧文化的特征，基本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的文化遗物，距今5万—1万年。

（二）象雄—苏毗—孙波如时期

那曲县所在地区明确见于史料最早的，便是古老的象雄政权，在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羊同。在藏文史籍中，将这一地区称作“卓岱”，意为“牧业部落”，称这里的居民为“卓巴”，意为牧民，或“羌巴”，即北方人，或“羌日”，意为北方部落。据史书记载，象雄是藏族地区最初的“十二小邦”之一。在象雄鼎盛时期，象雄人将其地域划分为内、外、中三部，那曲地区大致属于中象雄和外象雄。中象雄的中心“当惹琼宗”，就在那曲县西北的当惹雍措湖畔一带。象雄势力衰微后，地域西缩。在7世纪前后，这一地区的东部地域归属于苏毗部落统治。后来，吐蕃部落逐渐强盛，统一了全藏，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那曲县所在的藏北也被纳入其统治之下。

松赞干布时期，将吐蕃分为四台和61个东岱（相当于千户），原苏毗部落故地设“孙波如”，共辖11个东岱，作为吐蕃向西域和河湟江岷地区扩张的基地，这一带显得特别重要，史称“军粮马匹，半出其中”。

公元634年，也即唐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远赴长安与唐朝通聘结好。唐太宗对吐蕃的首次通使也很重视，给予了隆重接待，并遣使到吐蕃回访。据《册府元龟》载，当松赞干布听说突厥与吐谷浑国王向唐王求亲该尚公主时，也不甘落后，乃遣使赴长安请婚，但几次都未得太宗允许。血气方刚的松赞干布便以武力逼婚，于是，贞观十二年（638）爆发了蕃唐首次战争。“抢亲”不成，松赞干布又派大相噶尔·东赞宇松（又作禄东赞）于公元640年携带厚礼，到长安再次向唐太宗请婚，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太宗应允，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唐太宗李世民招25岁的松赞干布为驸马爷，于贞观十五年（641）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16岁的文成公主经唐蕃古道入吐蕃。唐蕃古道是横贯我国西部，跨越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连通我国西南的友好邻邦的“黄金路”，故亦有“丝绸南路”之称。唐蕃古道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通道之一，是藏汉友好的见证，是唐朝与吐蕃之间的贸易往来要道，是中国七大奇迹，更是一条承载汉藏交好、科技文化传播的“文化运河”。后来的金城公主也是经由唐蕃古道入藏，金城公主的功劳不亚于她的前辈文成公主，又为西藏生了一代英王。在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吐蕃与唐朝的甥舅关系，为以后的“长庆会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会盟之后的唐蕃古道，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畅通无阻，见证着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唐蕃古道的西段，从西宁到玉树、从那曲到拉萨这两段线路大体上是沿着今天的青康公路和青藏公路行进的。

宋朝（960—1279）以后，那曲和羊八井、帮仓（今当惹湖和昂则湖一带）、朗如（今班戈县一带）被称作北方四部落。9世纪中叶，那曲地方出现了“羌日六部落”（巴尔达、安多、雄索、买玛、格尔曲、桑雄）等各自为政的部落，陷入分裂割据时期。

（三）元—明—清时期

13世纪以后的好几个世纪，对那曲县影响最为重要、最为久远的，便是蒙古势力的进踞、征战、驻留，最终融合于当地藏族。

1240年，蒙古将领多达奉阔端之命，率军经那曲一带进入乌斯藏，骑兵前锋抵达距拉萨不远的热振。这是蒙古军队首次进入乌斯藏，亦即首次进入藏北地区。

1269年，忽必烈（元朝开国皇帝）派出官员在自青海到萨斯加的主要驿道设置驿站，其中在前藏设置驿站7所，驿道穿越今藏北的巴青、索县、比如、那曲及当雄一带，管理过往邮差事务和地方事务，有蒙古军士屯驻藏北，以后形成霍尔三十九族的藏北蒙古人势力，该地区称为“巴尔达金格尔宗”。

17—18世纪初属和硕特蒙古政权，并在腾格里湖（纳木错）驻扎蒙古骑兵震慑全藏。17世纪中叶也是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那曲县先由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统治。

1716年，也即康熙五十五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派大将策凌敦多布率准噶尔军突袭拉萨，杀死和硕特汗王拉藏汗，占领西藏，并对青海、云南、四川等地造成威胁。准噶尔军烧杀劫掠，给西藏社会、人民生活和生产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混乱。西藏人民迫切希望清政府迅速出兵驱逐准噶尔军，重建家园。1718年，策妄阿喇布坦假意上奏悔过，表示从西藏撤军。康熙帝命总督额伦特和侍卫色愣各率领一支两千人的清军由青海入藏，接到策妄阿喇布坦上奏后令暂停休兵，众臣劝康熙派色愣驱逐准噶尔军。清军行至今那曲县喀喇乌苏河，与准噶尔军交战。色愣出兵拜图岭，额伦特出兵库赛岭，准噶尔军佯装退却，将精兵埋伏于喀喇乌苏河一带。派人欺骗清军入藏，额伦特率兵，欲先渡河扼守狼拉岭，在那曲与色愣军会合，准噶尔军数万人一部分阻止清军前进，另一部分主力绕于额伦特军后，断其粮道，将额伦特、色愣、司九经、康海等四千多人包围。两军相持激战月余，清军全部阵亡。经四川打箭炉入藏的四川提督康泰部两千人也被黑帽喇嘛诱杀。清军终因进军前准备不充分，加之被欺骗深入，在喀喇乌苏河一带遭到准噶尔军的阻击和围困，粮草补给被截断失败，在入藏军被围坚守的一个多月中，各地清兵都没有救援，战后康熙得知败讯大为震惊，而早先力劝康熙让色愣进兵的众臣此时却竭力反对再次出兵。

1719年，康熙抵住压力再次派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坐镇青海，分兵新疆、青海、四川三路，第二次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部。1720年，也即清康熙五十九年，平逆将军延信率军经那曲县反击准噶尔部，战争地点之一为绰马喇，在今那曲县那曲镇错莫绒湖一带。此后，今那曲县所在那曲地区改由西藏地方直辖。

1725年，清政府设青海办事大臣，委任第十二代“霍尔王”赤加吉钦总管三十九族，直属理藩院夷情衙门。1728年，清廷在拉萨设驻藏大臣办事衙门。1731年，三十九族划归驻藏大臣直管，同年清查各部户口，并向驻藏大臣衙门支差。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派兵平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后，制定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根据那曲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历次平息藏乱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在那曲县建立藏北高原的第一个宗——坎囊宗（宗相当于县），属新建的西藏地方政府所治，由堪布（宗教头领）和部落头人行使管理权，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1774年，坎囊宗更名为黑河宗。

（四）民国时期

至辛亥革命前，那曲县所在的藏北地区从总体上讲分属驻藏大臣、噶厦政府和班禅额尔尼三方面管辖。“驱汉事件”发生后，噶厦政府把历史上由驻藏大臣管辖的达木及三十九族地区收入掌管；第九世班禅被迫前往内地后，噶厦政府又强行接管了班禅属区。

1911年，也就是武昌起义那一年，清朝驻藏官员陈渠珍被迫弃职东归，偕湖南同乡士兵及亲信115人，取道青海回中原，途经今那曲县时，遭到尾随藏兵的追杀。

1914年，噶厦政府决定把驻藏大臣的故辖区达木学结（清属当雄八部落）和喜德索格（清属三十九族）交给驱汉事件中最卖力的色拉寺作为报答。但是，以色拉寺一名堪布为首的十多个人在接管时，被不愿受制于噶厦政府的群众奋起追杀，因此，1916年，噶厦政府在那曲县所在地区强行设置了“霍尔地区总管”，废止了之前传袭十九代的“霍尔王制度”。当地的头人和群众表面上应酬“霍尔基”，但后来始终没有停止过多种形式的斗争。

民国三十年（1941年，藏历第十六饶迥水马年），为了加强对那曲县所在藏北地区的统治，西藏地方政府在那曲卡设绛曲基巧（黑河总管），黑河宗归绛曲基巧管辖，黑河宗名义上下辖7个大部落、51个小部落，而实际上只管辖30个小部落，称为“雄巴”，其余21个小部落属西藏上层贵族和寺庙所辖，称为“格尔巴”。

导致噶厦政府下决心设绛曲基巧的直接原因，便是发生在1940年夏季的“打穿黄袍子的人”的著名事件。当时黑河宗本堪布热振、德强杰布等二人，给安多八部的差税层层加码，已激起民愤。加之他们又在群众集聚的赛马会上将安多买玛（八部之一）的牧民卡加等人抓到宗政府拷打，更是火上浇油。在色多部落“本”旺培的带领下，人们冲进宗政府，救出卡加等人，并高喊“打穿黄袍子的人”的口号。除了这件事，还有一大原因，即“三十九族”地区接连不断地造反，使噶厦政府深感头痛，认为该地区“从根本上就不安定”^[4]，有必要加强在那里的统治。

（五）20世纪50年代以来

1950年10月，昌都地区以及那曲地区东部首先获得解放，此时，包括那曲县在内的那曲中部和西部仍由“绛基”管理。

1951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独立支队进驻那曲，当骑兵以五星红旗、“八一”军旗、毛主席像为前导进入黑河市区时，黑河牧民穿戴着节日的盛装热烈欢迎。黑河总督及藏军代本也率领僧俗官员和藏兵到东郊列队欢迎，并向支队长范明和政委慕生忠献了哈达。

1952年3月，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八军独立支队主力2000余人，护送班禅大师经黑河返回后藏，那曲原属班禅的领地，也返还班禅。

1953年1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黑河分工委成立。

1956年9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黑河设立基巧办事处，黑河宗隶属黑河基巧办事处。

1959年，经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批准，撤销黑河、朗如2个宗和恩果、新格尔2个豁，设立黑河、安多、班戈县，黑河县划归新设立的那曲专区管辖。中共黑河县委员会7月6日成立，同年10月7日成立那曲县人民政府，隶属黑河（那曲）地区管辖至今。

1964年7月27日，原属黑河县的麦地卡区划归嘉黎县管辖。

1965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将黑河县改名为那曲县，下辖8个区、48个乡镇。

1969年11月，那曲县所辖乡改称为人民公社。

1985年8月，青藏公路改建工程全部竣工，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也是目前通往西藏路程最短、路况最好且最安全的公路。那曲镇是青藏公路重要的中转站，也是拉萨、格尔木之间最重要的补给站，较理想的住宿地。青藏公路修建时，曾在那曲县成立青藏公路分局，负责那曲县到拉萨的道路施工。

1989年，那曲地区所辖人民公社复称为乡。

1989年，在全区撤区并乡中，那曲县将其原辖的8个区、1个镇、48个乡，撤并为1个区、1个镇、19个乡、2个居民委员会、267个村民委员会。

2000年，那曲县下辖1个镇、19个乡、2个居民委员会、278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79240人。

2010年，那曲县下辖3镇、9乡、141个村（居）民委员会（其中7个居民委员会）、1154个自然村。

2011年，国家投资14.54亿元在那曲县兴建了那曲物流中心。该中心位于那曲镇以南约5公里，以青藏铁路那曲车站为中心，占地面积8000亩，总投资为14.6亿元，相当于747个标准足球场大，是西藏占地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物流园区，集仓储、运输、配送、包装、装卸、流通、加工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