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人民群众政治水平与理论修养的提高离不开党的组织与推动，“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1]因此，“教育人民历来是我们党的任务，要一直坚持下去”。[2]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对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延安时期，他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去提高全党理论水平，推动马克思主义由深奥抽象到通俗具体，由被党内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全党所理解掌握，为大众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历史缘起
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群众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提出“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3]，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命题。之后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第一次使用了“大众化”的术语[4]。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基于几个方面的需要。
（一）适应抗战时期中共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
“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5]抗战时期中共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现实，是毛泽东大众化探索的首要的起始语境和特定语境。毛泽东从当时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推动大众化的重大战略抉择，以争取抗战胜利。
抗战时期中共面临的社会现实主要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统区与解放区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国民党军队与人民军队两支军队力量并存。社会现实异常复杂，矛盾丛生。具体地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始终以中央自居，盲目自大，不肯平等对待中共，时刻都在试图限制乃至消灭之。统一战线内部随时可能会发生剧烈对抗乃至军事冲突。在军事上，日本侵略者实力强大而又残忍。国民党掌握中国抗战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但因其推行片面抗战路线而造成局势日趋恶化。坚持全面抗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屡屡获胜，但却装备差，物资供应匮乏。在党的建设上，全党理论水平不高，教条主义影响还很严重，宗派主义盛行。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争取抗战胜利，是我党要迫切解决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
复杂的社会现实，客观上要求我党必须提高全党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提上了日程。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6]
（二）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需要
中共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出现，到党的成立，这一过程仅用了2—3年，时间较短。成立之后，由于斗争的现实需要又立即投入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自觉地组织全党进行理论学习，因此党的理论水平比较低下。在之后长期斗争中，虽然党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大革命后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也一再暴露出理论准备不足和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弱点。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7]1940年6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讲话时，他再次强调：“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个大缺憾。”[8]
因此，延安时期毛泽东一再要求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9]“要领导几千万人、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10]只有提高全党理论水平，才能担当领导革命的重任。
（三）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的需要
从我党的历史看，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屡反屡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受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育程度不够。大众化发展滞后于中国化发展，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理论水平满足不了中国化事业发展的需要，致使他们在教条主义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并垄断理论资源的解释权和话语权面前束手无策，只能任其在党内泛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左”倾思想发展，成为其肆虐的温床基础，贻害中国化事业，留下深刻教训。对此，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11]。对此，陈云也有着同样的认识，他说：“正因为我们的一般知识和理论知识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12]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以反对教条主义，保证中国化事业顺利发展。
（四）满足民众理论需求，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带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众动员和政治觉醒，极大地刺激了对革命理论大众化的需求。同时，由于“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13]因此，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与支持党的方针路线时，才能有效动员民众，实现抗战最后胜利。正如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所强调的，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的宣传，并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和全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14]。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15]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满足民众理论需求，才能有效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指导民众进行抗战，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大众化是满足民众理论需求、动员民众参与、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争局势日趋稳定，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延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翻译出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日渐形成，毛泽东也能够积极致力于倡导和推动大众化事业发展。
二 探索实践
（一）科学揭示大众化的实质
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因此，经典作家创立的理论以“改变世界”为旨趣，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绝不是“纯粹思辨的观念”。它来自实践，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发展，又以指导实践为价值趋向，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17]然而，马克思主义如果被人民群众掌握后没有运用于实践，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或理论层面，束之高阁，那么它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指导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作用。
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8]。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批评“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9]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又表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0]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21]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22]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之变为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和尖锐武器，在延安时期成为全党共识。
（二）准确概括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1.民族化
所谓民族化，就是指用广大民众熟悉的民族文化素材和语言风格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话语的构建，从深层次来看，是一个解释学上的“视域交融”问题，是一个文化融合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表达方式改变问题[23]。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以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的知识背景为观照，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心理沉淀去把握对象。因而，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文化要在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广泛而有效地传播，就必须与该地区该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并致力于回答和解决该地区该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实现民族化或本地化。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大众化过程中的民族化的要求。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4]“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5]
2.简约化
传播的简约化，就是指把博大精深、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内容有选择性地传播，用符合广大民众认知水平和认知习惯的形式简明扼要、具体形象地加以叙述。
具体来说，叙事言语要具有简洁性和通俗性。简洁性，就是要反对长篇大论的空话、套话。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把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首条。他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还“应当禁绝一切空话”。“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26]通俗性，就是反对文件式程序化表述。文件式的语言往往晦涩难懂，形式呆板，程序烦琐，致使理论亲和力下降，与民众产生感情隔阂，甚至引起反感，影响理论大众化效果。毛泽东借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27]他还明确寄希望于《中国工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28]
叙事内容上要具有概括性、选择性。概括性，就是要言简意赅。西方思维方式下生成的文本宏大而抽象，逻辑性强。相反，中国思维方式下产生的文本简洁而又具体，直观性强。因此，必须要把宏大、抽象、逻辑性强的文本概括和置换成简洁、具体、直观性强的文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9]他本人还讲过，第一次看过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0]简洁、具体、直观的文本的生成，才有利于群众的接受。选择性，就是要突出重点。从受众而言，只有那些与受众所强烈坚持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相符的信息，受众能够理解的信息，才有可能被他们接受并实现内化。从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博大精深、篇幅浩繁，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能够完全系统掌握这个理论体系和各个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理论修养和时间精力，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系统掌握它。因此，在传播内容上要有选择性，突出重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要求全党读《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五本书。他说：“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31]1945年9月8日，他表示“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不要太多，多则不灵”。[32]
3.时代化
近代以来，外来思潮纷沓而至。但它们都被中国人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不是作为单纯学理思想资源来看待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取得主导地位，就必须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体现出比其他思潮更具有彻底性和有效性。只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贴近人民现实生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彰显价值意蕴，马克思主义才能赢得民众认同、信仰，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永葆生命力，也才能战胜其他外来思潮。因此，毛泽东明确表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33]不同时期人们接受、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不同时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对于民主革命时期而言，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34]。特别是延安时期，多年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和把握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毛泽东思想，而没有别的理论，可以指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结果，因而，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理所当然成为当时大众化的核心内容。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还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三）有效探索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1.在自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推进大众化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5]他认为，“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成长”，“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因此，“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36]。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鉴往知今，是主体增长知识、提高自己的重要途径。
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37]整风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领导层和高级干部集中学习并进行讨论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最终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加深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本人曾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38]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党更加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把生动的中国看成僵硬的中国，把复杂的社会看成简单的社会”的错误；深刻认识到革命发展，“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还要“根据这些具体特点来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39]毛泽东领导全党，认真研究党的历史，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进了大众化。
2.在满足群众需要，实现群众利益中推进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0]现代传播学也认为，有效性是任何一种信息得以流传的前提。推进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就是要着眼和依靠实现、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去推进大众化。这样群众才能从给自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中认知、接受理论。因此，“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41]也就是说，关注民生、满足群众需要、实现群众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意蕴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之间传播的切入点、立足点和落脚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教育全党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42]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实施精兵简政来发展生产，减轻群众负担，改善民生，在实现群众利益中推进大众化。
3.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中推动大众化
一个民族的行为选择深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与支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两者的相结合，可以使中国民众在文化心理和情感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与共振，实现交流契合沟通，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传统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曾简单地将中国文化传统视为已经过时的旧东西而加以否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上开始走向自觉成熟，开始继承中国文化遗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道：“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4]
毛泽东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时代曾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了解。他又来自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巨大影响力的湖南农村，以后长期在农村领导中国革命，对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有着独特领悟。因而，延安时期，他能够用中国文化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除了“实事求是”取材于中国文化素材外，他还有许多其他创造性运用。例如，他借用中国民众广为熟知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典故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称为“三大法宝”。毛泽东还非常善于借助中国成语、俗语、寓言，因而大众化效果尤为明显。
4.利用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中，报纸，尤其是党报的强大的社会传播功能，使之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45]，成为无产阶级宣传自身政治主张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恩格斯就曾指出：“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46]毛泽东也明确强调，帮助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47]
报纸还是增进群众政治认知、实现政治动员的最好媒介。如何才能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行动呢？毛泽东指出，“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48]
因此，要把报纸当作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组织和教育群众。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49]“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50]报纸也要积极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他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指《解放日报》）的使命”。[51]“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52]“这种利用报纸来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的方法，成为党报的重要经验和传统。”[53]
延安时期，我党创办了非常多的报刊杂志。毛泽东给予这些刊物以极大的关注、支持和指导。他亲自指导了《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还成为报刊的重要撰稿人。以《解放日报》为例，他撰稿67篇，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社论就达8篇之多[54]。
此外，延安时期毛泽东本人还多次亲自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仅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就有11次之多。这些采访者后来写下的许多通讯报道，真实、及时、详细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介绍了中共的主张以及各解放区革命面貌，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因此得以传播到国统区乃至世界，极大地扩大了影响。
5.利用学校和集会等场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党校担负着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推进大众化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多次强调，党校肩负推进大众化的责任。1943年8月，他指出，“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55]1945年2月，他再次指出：“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56]延安时期，党中央还先后设立过20余所学校，数量多，种类全。它们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是推动大众化的重要渠道。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借助于开学和毕业典礼、纪念大会、座谈会等群众场合发表演讲，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发表演讲，以强化宣传、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般来说，群众大会能容纳较多的民众参与，易形成有影响的宣传声势和氛围，听众之间也易于相互感染，从而引起社会广泛影响和关注，成为传播、诠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和契机。
三 当代价值
（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为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顺利发展，毛泽东倡导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推进大众化的实践，也确实为中国化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推进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展，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干部基础。它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自身理论修养，许多还成为革命骨干。中央纪委原第二书记王鹤寿提到“通过学习，看问题更全面了。遇到问题，就会从各方面去考虑，既考虑这一面，又考虑那一面，全面来考虑问题，这在工作上是很有用的，对我帮助很大”。原国家计委主任袁宝华也认为，“那段理论启蒙学习，为今后一生的革命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极为可贵的，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代人”。[57]一大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实践活动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员干部队伍的出现和壮大，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干部基础。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指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58]
推进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理论，总结党的历史，全党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和用它武装广大党员群众的重大意义，增强了认同，思想认识实现空前统一，为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陈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包括对毛泽东比较全面的认识也都是通过读书开始的。他后来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59]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的共识，也是在全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化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须落脚在人民群众这个实践主体上。民众的参与程度和理论水平，决定着中国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乃至兴衰成败。以武装民众头脑，给民众提供行动指南和精神武器为己任的大众化，由此就成为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更是检验和衡量中国化实现程度的标志和实现绩效的标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
（二）要根据不同语境来转换大众化的任务、内容和话语表达
不同时代的语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和内涵各异，话语表达也不尽相同。
从任务看，延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侧重于使马克思主义由少数知识分子精英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下移，在文化场域里打破近代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并存的格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则侧重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文化格局。要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的社会需求，在文化场域内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下的文化新格局。
从内容看，毛泽东思想产生后，尽管就全党而言，随即开始规模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然而毛泽东本人则对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持谨慎态度和科学精神[60]，他更多的是侧重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因此，在推进大众化的历程中，以毛泽东思想诞生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毛泽东思想诞生以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大众化。毛泽东思想诞生以后，强调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其中，后一个阶段，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改革开放以后，强调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时期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下，其内容是不尽相同的。要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的社会需求，不断转换大众化内容的侧重点。
从话语表达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主题内容和表达方式，话语置换在理论大众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影响着受众对理论的认知与信仰。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现实诉求，表达民众利益；叙述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感情亲切真挚，是一种优质的话语系统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和判断标准。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大众化能够取得成功，与其构建了这样一种优质的话语系统是分不开的。在推进大众化的历程中，应该继续以此为标准，不断创造新的优质的话语系统。
（三）要构建全方位的大众化工作大格局
延安时期，毛泽东借助报刊传播媒体，依托学校和集会等场域进行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大众化的绩效。
当代中国，除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既有媒体外，还要努力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载体，利用设论坛、开博客、发短信、看视频等现代交流沟通渠道，扩大宣传阵地，增强宣传时效。在利用高等学校、党校、社会学术团体等组织形式进行学理研究的基础上，还要重视各种政治性社会团体的导向作用，利用政治性社团具有的广泛群众基础，将理论普及到人民群众当中。同时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情况下，还要积极动员充分利用民间力量的参与，将其纳入推动大众化队伍体系中。最终建立起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的理论传播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多管齐下的推动大众化的工作机制与格局，汇成推进大众化的强大合力，提高大众化的绩效。
（刊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收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页。
[2]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3]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5]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8] 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12]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1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7]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988页。
[23] 林国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范式及其演变》，《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4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2—843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8页。
[29]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页。
[32]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679页
[3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3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0页。
[39]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468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4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1319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5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5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53]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54] 许冲：《对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历史考察——以〈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现代哲学》2009年第4期。
[5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5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57]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7页。
[5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9页。
[59] 廖心文：《延安时期陈云的读书生活》，《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60] 傅佑全：《毛泽东对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谨慎态度与科学精神》，《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