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南传与山阴孔氏
山阴是会稽本土豪门大族的聚居地之一，主要分布有孔氏、贺氏、魏氏、谢氏、虞氏、张氏、丁氏等家族，其中孔氏家族最为强盛。会稽四姓中，山阴有孔、谢、魏三姓。
会稽孔氏亦是后汉末由北方迁入南方的家族。《晋书·孔愉传》载：“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其先世居梁国。曾祖潜，太子少傅，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祖竺，吴豫章太守。父恬，湘东太守。从兄侃，大司农。俱有名江左。”[19]孔愉曾祖孔潜在后汉末举家南迁会稽，此后祖父孔竺到父亲孔侃历代为官，在会稽扎下根。孔氏南下的时间在会稽本土士族中并不早，东汉中期以后，会稽当地已有发展良好，在政治和文化上崭露头角的家族，比如以礼学称名的贺氏和以易学名闻南北的虞氏。孔氏家族后汉末年举家南迁，由于起步时间稍晚，在东吴时期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三国志》中不见记载。事实上，在东吴时期，会稽家族几乎未进入政权核心，其政治参与度远不如吴郡家族子弟。但是，一百多年间，孔氏历经三代虽然默默无闻，但并非停滞不前。该家族在这段时期内，适应南迁环境，休养生息，培育子弟，在会稽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为后来的崛起做了较为充足的准备。
两晋之际，孔氏家族发展的时机到来。孔氏第一位重要人物是活动于东晋初年的孔愉，此时距离孔潜南下已历经四代。从孔氏南迁的第四代子弟孔愉开始，山阴孔氏的发展迎来辉煌。一个家族的发展，在重要的历史节点，都离不开领袖人物的引领。对于孔氏家族而言，孔愉就是引领家族从平凡走向繁荣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晋书·孔愉传》曰：
愉年十三而孤，养祖母以孝闻，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齐名，时人号曰“会稽三康”。吴平，愉迁于洛。……建兴初，始出应召。……后省左右仆射，以愉为尚书仆射。愉年在悬车，累乞骸骨，不许，转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之，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20]
孔愉少年以孝成名，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齐名，并称“会稽三康”。东晋选人实行九品中正制，孔愉孝名远播，这为其入仕积攒了良好的声望。入仕后，孔愉在永嘉之乱后迎来了发展机遇，先是进入了元帝安东将军幕府，担任参军。建兴初年，孔愉又先后担任丞相掾、驸马都尉、参丞相军事等职位。后来华轶建立军功，获封余不亭侯。此后孔愉一路官运亨通，任尚书仆射，又迁领军将军、镇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去世后，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贞，孔愉是南朝时期会稽孔氏政治地位最为显赫的人。
孔愉不仅以其政治影响力引领着孔氏家族的发展，其个人品节亦称于当时。孔愉政治生涯绵长，先后仕东晋三朝，因此亲眼见证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在两次事件中，孔愉始终保持正直的操守，不依附权贵。因此温峤给予其极高的评价，认为孔愉能遵守古人之节，像松柏一样品节高洁。东晋时期，士族与司马氏共治天下，世族名门往往更以家族利益为先。因此，士族与皇室争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当时，玄学思潮盛行，经学并非主流。孔愉能坚持古人之节，难能可贵。这与孔氏家族儒学素养深厚具有密切关系。
从孔愉开始，会稽孔氏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迎来家族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孔愉之后，其子孙辈皆出仕任官，孔愉长子孔訚，世袭其父余不亭侯爵位，官至建安太守。孔愉孙、孔訚子孔静，亦官居要职，官至会稽内史、尚书仆射。孔愉二子孔汪，先后任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等职，政绩斐然。孔愉三子孔安国，以儒显，官至尚书左、右仆射，加赠左光禄大夫。此外，孔愉从子孔坦是家族中继孔愉之后第二位地位显赫的子弟。《晋书·孔愉传》附《孔坦传》载：
字君平。祖冲，丹阳太守。父侃，大司农。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传》，解属文。元帝为晋王，以坦为世子文学。[21]
孔坦擅长儒家经典，少有雅望。与孔愉不同，孔坦并未以军功获封，但是孔坦亦亲历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并且在事件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首先，在王敦之乱时，琅琊王氏乃士族之首，高门大族多持观望态度，孔坦却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敦，主动去讨伐依附王敦的沈冲。叛乱平息后，孔坦升迁。后又参与平定苏峻之乱，《晋书·孔坦传》记载了在平息苏峻的叛乱中，孔坦表现出了惊人的谋略。[22]他率先察觉到苏峻用兵的计划，庾亮没有听从，结果真如孔坦所言。投奔陶侃后，孔坦为其出谋划策，充当军师。孔坦多次预估苏峻的行动，为平息苏峻叛乱做出重大贡献。而孔愉在此次叛乱中也展现出了极高的风范，苏峻起兵直逼建康，众人纷纷逃离，只有孔愉不畏苏峻，坚守职位。孔坦和孔愉在王敦和苏峻两次叛乱中，表现出色，纷纷加官晋爵，拉开了家族兴旺发展的帷幕。孔氏家族行事风格谨慎，并不冒进，也不过分亲近一方势力，这使得他们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孔坦先担任王导的别驾、司马等职，但是其劝说晋帝不能过分倚仗王导，而要“博纳朝臣，咨取善道”。孔坦虽然曾在王导手下任职，但是他不满王氏操控权柄，与王导矛盾颇深。但是经过王敦和苏峻之乱后，会稽孔氏已经在东晋政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王氏与庾氏争权时，皆要考虑孔氏的影响力。庾氏对孔坦颇为亲近，尤其庾冰与孔坦关系密切，孔坦去世前，庾冰还前去探望。相对于矛盾颇深的王氏一族，孔坦对于庾氏更充满期待，去世前还给庾亮写信，希望庾氏能够重新统一南北。
事实上，孔氏一族在东晋政坛的影响力，相关数据能较清晰地显示。从孔愉开始，孔氏家族在整个东晋时期都颇为显赫，据统计，在东晋时，南人任侍中者17人，可确定的就有孔氏6人；南人任尚书仆射者10人，有孔氏3人。而担任颇有实权的领护之职的10名南人中，也有孔氏3人。同时，孔氏还有5人任吴兴太守、3人任会稽内史。[23]由此可知，在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子弟长期处于高位，就政治影响力而言，孔氏在会稽士族中后来者居上，超越了汉晋以来会稽郡虞、贺、魏、谢等家族。
孔氏不仅政治地位显赫，其家族更以儒学称名当世。王永平认为，“孔氏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为兴旺的发展势头，成为会稽地区的显赫门第，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因素，其中文化因素尤为重要”。[24]孔氏出身于中原，汉时，家族在南迁之前就世代修习经学；南迁后，孔氏继续传承家学，重视儒学。经学是汉代主流思潮，世家大族无不修习经学。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中心皆在北方，江南地区有待开发。东汉时期，私学发展兴盛。《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记载自汉光武后，“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25]私学的发展带动了儒学南传，会稽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儒学名士。东汉时期，儒学的南传对吴越地区的经学发展和学术思潮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此地区经学飞速发展的开端，此后该地经学一直以良好的态势发展，并且开始对北方主流学术文化产生影响。东汉是南方地区开发的一个重要阶段，许多北方家族迁入江南地区，为该区域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由于北方经学之士的带动，会稽本土的家族也开始重视学习经学。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经学在会稽迅速传播开来。后汉时期，孔氏家族南迁，此时江南的经学已经发展起来。
孔氏一门以经学见长，这一家族的南迁促进了会稽儒学的发展。孔冲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孔冲是孔潜二子，孔氏迁入会稽的第二代子弟。《晋书·许孜传》曰：“许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26]许孜以孝义闻名，其与孔冲师生情谊名垂青史，许孜也开尊师好学的先例。许孜是孔冲的学生，受其影响深远。能教养出许孜这样的学生，并且受到学生如此的崇敬，可见孔冲之品行和才学。孔冲教许孜《诗》《书》《礼》《易》《孝经》《论语》，皆是儒家经典，可见孔冲授学以经学为主，学识广泛，继承并发扬了孔氏家学。
孔冲之后，其一支后辈子弟世代以儒学为业，多以儒学扬名。《晋书·孔坦传》“坦少方直，有雅量，通《左氏传》，解属文”。还有孔冲八世孙孔休源《梁书·孔休源传》曰：
休源年十一而孤，居丧尽礼，每见父手所写书，必哀恸流涕，不能自胜，见者莫不为之垂泣。后就吴兴沈
士受经，略通大义。建武四年，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董仲舒、华令思何以尚此，可谓后生之准也。观其此对，足称王佐之才。”[27]
孔休源年少而孤，后来举秀才，太尉徐孝嗣认为孔休源可以与董仲舒、华令思比肩，高度肯定了孔休源的儒学素养。梁代孔氏子弟中孔佥及其侄儿孔素亦以善经学扬名，孔佥通晓五经，尤其精通《三礼》、《孝经》和《论语》，学生数百人，多次担任国子监五经博士。侄儿孔素擅长三礼，声名远扬。此外，梁代孔子祛善经学，且著述颇丰。《梁书》传曰：
孔子祛，会稽山阴人。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子祛凡著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28]
孔子祛年少而孤，但是勤于向学，擅长《古文尚书》，担任国子监助教期间，多次讲《尚书》，生徒众多。此外，针对《尚书》，孔子祛作《尚书义》《集注尚书》《集注周易》《集礼论》等多部著作，可见其对《尚书》的精通。陈代，孔氏家族经学依旧，《陈书·孔奂传》曰：
好学，善属文，经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29]
孔奂颇为博学，精通经史百家。刘显对其学识深深叹服，并且将自己搜寻的书籍托付给他。从孔氏家族南迁后第二代孔冲开始，整个魏晋南朝孔氏家族子弟皆善经学，人才辈出，除了以上列举数位子弟的才学之外，孔氏家族经学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世代担任特定的官职，“作为传统的儒学世家，孔氏保持着汉儒经、律并重的学风。从东晋南朝时期孔氏人物任职情况看，不少人出任御史中丞、廷尉，如宋有孔琳之、齐有孔稚珪、梁有孔休源、陈有孔奂等，又有多人秉法施政”。[30]孔氏一族作为在东晋南朝具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其家族必须要与当时的主流思潮相适应。尽管家族经学历史久远，但是东晋以来经学并不是主流思想。孔氏家族也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援玄入儒。
孔氏一族对于玄学的接受，首先体现在其家族信仰方面。天师道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宗教，世家大族无不信仰天师道。孔氏一族也世代信奉天师道，包括家族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孔愉。《晋书·孔愉传》载：“东还会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穑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31]显然，孔愉信奉天师道，并且在民间极有影响力。孔愉去世后，百姓为其立祠堂，显然是将孔愉当成修炼得道的神人信奉。此后，孔氏一直是会稽地区信奉天道的核心家族。孔觊与其弟孔道存因为天师道信仰卷入反对宋明帝的“义嘉之乱”。天师道信仰对于孔氏一族影响巨大，孔觊兄弟起义失败后，为家族招致灭顶之灾。参与此次事件的孔氏族人全部被杀，包括孔灵符父子，孔觊兄弟子侄，以及族人孔景宣、孔睿、孔奴、孔豫及孔琛父子。后来，南朝时期由于君王信奉佛教，士族亦争相仿效。孔稚珪和父亲孔灵产依旧信奉天师道。竟陵王萧子良劝孔稚珪信奉佛教，遭到孔稚珪的反对。可见孔氏家族对于天师道信仰的虔诚。孔氏一族的文化心态相对保守，这个家族一直保持着自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信奉天师道之后，也虔诚坚守。这使得孔氏家学传统得以延续，没有因为流行思潮发生变化就随意中断。
儒学之外，孔氏家族虽然不像王谢家族如此以文学扬名，但是族内子弟擅长文学者也不在少数。据《隋志》和《梁书》、《陈书》等史书统计，孔氏家族中多位子弟存有文集。《隋志》记载，孔坦著《孔坦集》十七卷，孔严著《孔严集》十一卷，孔汪著《孔汪集》十卷，孔欣著《孔欣集》十卷，孔琳之著《孔琳之集》九卷，孔宁子著《孔宁子集》八卷，孔稚珪著《孔稚珪集》十卷。此外孔逭宋著《东都赋》一卷和《文苑》一百卷。《梁书》记载，孔休源著《奏议》和《弹文》十五卷，孔翁归亦有文集。《陈书》记载，孔奂著《弹文》四卷，《文集》十五卷。弹文，又称“奏弹”“弹事”等，是专门用于弹劾官吏的文章，《文选》单列“弹文”名目，并收录三篇。孔氏家族文学作品严重散佚，目前尚存有作品者共计十七人，存有诗歌十六首，文四十二篇。[32]
孔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保存至今的四十余篇文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讨论各种礼仪的，包括祭祀、婚嫁、丧葬等。孔愉《为旧君服议》是有关服议的文章：
应从弟子服师之制。昔夫子既丧，门人若丧父而无服，吊服加麻。今不能尔，自宜三月，加以缞绖，未闻深衣之制，百袷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吊其臣犹锡缞，况临故君，而可夺庆服乎？[33]
孔愉此篇文章主要针对服议，即服丧的礼仪，主要是指丧服问题。这门礼仪历史传承性和社会实践性极其重要。“换言之，大多数人对于有关丧服的知识系统或者学术体系，只能执行，只能实践，至于相关的教育、传播工作和直接服务于社会的解释工作则是专门学者的事。”[34]显然，孔愉就是专门指导服礼的学者，他深谙这门历史悠久的礼仪，从文章口吻来看，他的话语具有权威性。文章主要讨论了弟子应对老师服礼问题，他不同意弟子只穿深衣，而不穿缞绖的做法。显然，孔愉不仅精通服礼，并且严格执行。
孔愉子孔汪亦精通礼制，撰《四府君郊配仪》一文，专门讨论祭祀礼仪，另有《答范宁问》讨论继子为继母的服礼问题。此外，尚有孔琳之《答魏放之问大功嫁女》，讨论服丧期间是否能嫁女的问题。由此可见，孔氏一族世代掌握并精通礼仪，并且在时人眼中是礼仪权威，很多人专门找他们询问各种礼仪问题。这些礼仪问题大多比较琐碎，针对具体的问题，例如服丧期间能否嫁女，继子如何为继母服礼，等等。这些问题是每一个家族都无法回避的，孔氏族人回应所作的文章往往比较简洁，实用性更强。由此可见，孔氏族人对于晋代、南朝礼仪的贡献重大，这些遗留的文章对于研究当时的礼仪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礼制方面的文章外，孔氏子弟中孔休源、孔奂因职责所需，分别著《弹文》。弹劾官吏的责任一般由御史中丞担任，孔氏一族孔愉、孔群、孔琳之、孔觊、孔稚珪、孔奂等人皆担任过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负责监察官吏，向皇帝检举官员罪行。这个职位要求熟悉典制、法律，因为不能模糊其词，必须依据制度法律，言之有据，报以实情。孔氏一族多人出任御史中丞，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家族的成员不仅儒学传统深远，亦具有深厚的法学造诣。要之，孔氏家族以儒学扬名，子弟皆擅长儒学、礼学或者法律之学，其文章多探讨实际问题，故而实用性较强。
就诗歌而言，孔氏家族仅遗存十六首诗，其中孔欣乐府诗创作较有特点。如其《置酒高堂上》铺叙了宴饮之乐的场景。主人置办酒席招待朋友，大家临窗而坐。宴会主人邀请邯郸名伶演奏新写就的乐曲。伴着优美的音乐声，在座的客人欢声笑语。大家推杯换盏之间，吟咏《湛露》和《鹿鸣》等祝酒诗，畅所欲言，通宵欢聚，将快乐的气氛推向了顶点。就在高兴之际，作者突然产生了一股悲伤的念头，感叹生命短暂，朝盛夕衰。但是作者最终克服了这种悲伤的情绪，正因为生命短暂，才应当及时行乐，快意人生，不为虚名所累。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孔氏一族文学人才辈出，可惜文学作品散失，不能窥其全貌。但是从遗留的数篇作品中，仍能看出其家族较为典型的创作特征，尤其是儒学的渗透。
[1] （南朝梁）萧统编，（清）胡克家校刻：《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页。
[2] 李永鑫：《绍兴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9页。
[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八《贺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4页。
[4] （宋）范晔著，（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082页。
[5]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八《贺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页。
[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八《贺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8页。
[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八《贺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页。
[8] （唐）李延寿：《南史》卷六二《贺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7—1508页。
[9] （唐）李延寿：《南史》卷六二《贺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9页。
[10] 张宏璞：《两晋至隋唐时期的会稽余姚虞氏家族》，《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1]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21页。
[12] 张涛：《略论虞翻易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一《虞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48—2349页。
[14] 严可均：《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69—871页。
[15] 徐锡祺：《科学家小词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6] 张宏璞：《两晋至隋唐时期的会稽余姚虞氏家族》，《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虞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3—2144页。
[1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六《虞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4页。
[1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八《孔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1页。
[20]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八《孔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1页。
[2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八《孔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4页。
[2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八《孔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6页。
[23] 张承宗、孙中旺：《会稽孔氏与晋宋政治》，《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24] 王永平：《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
[25] （宋）范晔著，（唐）李贤注：《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88—2589页。
[2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八《许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9页。
[27]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19页。
[28] （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八《孔子祛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0页。
[29] （唐）姚思廉：《陈书》卷二一《孔奂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83页。
[30] 王永平：《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
[3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八《孔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1页。
[32] 谢模楷：《东晋南朝会稽孔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3] （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二六，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53页。
[34] 范子烨编：《竹林轩学术随笔》，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