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等收入陷阱
如上所述，一国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收入（GNI）水平为标准，将一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其中把中等收入阶段又分为中低等收入阶段、中高等收入阶段。[10] 按照该划分标准，世界银行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见表1—2）。划分不同收入阶段和不同类型国家的标准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年际间有所调整和变化。从长期趋势看，不同收入阶段标准是不断提高的。1987—2018年，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标准下限年均提高了2.48%（名义增长率，下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标准下限年均也提高了2.36%。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收入阶段的人均收入标准提高速度出现了趋势性降低。1990—2018年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标准下限年均提高了1.87%，2000—2018年则为1.71%；1990—2018年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标准下限年均提高了1.74%，2000—2018年年均分别提高了1.57%和1.62%。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属于哪一类发展类型、处于哪一阶段的重要指标，该指标的形成由一系列关联指标构成并成为增长支撑，例如在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在供给侧有劳动、资本、技术和资源要素配置，也有一、二、三产业；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政策和基础制度安排。因此，人均国民收入的形成是由一个支撑体系，包括经济、社会、体制等多个方面构成的。
表1—2 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等级国家标准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整理，表中数据为人均国民收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而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减少的趋势。笔者选择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6年四个时点，对世界各国在不同时点有人均国民收入资料的国家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1—3），发现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数量从占世界的31.69%下降到15.6%，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数量占比由48.27%上升到56.7%，处于高收入区间的国家数量占比则由22.76%提高到27.7%。不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数量要远远大于进入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数量。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最耀眼的当属亚洲四小龙，还有部分南欧国家以及个别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11] 1978年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低收入国家，经过20年的迅速发展，于1998年中国进入中低收入阶段，于2010年成功进入中高收入阶段[12]。但是，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始终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人称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
表1—3 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在不同时点上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整理，人均国民收入为当年价格。
较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是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在另一份报告《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报告：危机十年后的状况》中再次提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13]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可以将中等收入陷阱概括为：一个经济体一旦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要求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它无法在经济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人均GNI难以跨上高收入国家行列，前期的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增长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将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
通过“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有以下特征需要关注。一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支持经济增长的原有经济政策和制度难以保证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经济增长对由技术、政治和社会综合因素构成的发展方式与在低收入阶段不一样了，要求更复杂、体制机制条件更高。因为，此时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转向更高层级，技术自主创新方面的要求重于学习模仿，而技术自主创新要求又有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高质量的制度安排，由此市民化社会必须跟进，中产阶层要相应成长有效等，这些都使得原有的增长机制难以适应。二是在增长动力转换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综合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经济体在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成本比较竞争优势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同时，产业结构高级化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又无法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竞争。因此，经济增长夹在“低”和“高”之间徘徊不前。三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此时前期发展中的矛盾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新的矛盾又在叠加，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达到临界点，原有增长机制已经无法应对这种变化。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后，国内外有许多机构和个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2050：亚洲的世纪》报告中，把“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制造业出口方面无法与低工资的低收入国家竞争；在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这些国家无法从低成本的劳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14] 安忠荣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等有利条件使得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陷入停滞的一类经济发展阶段。[15] 朴馥永在研究过程中，把超级发达国家作为基准，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变化，去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对此，他提出，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与超级发达国家国民收入水平比例达到20%以后，其赶超速度开始放慢，长期停留在20%—60%的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16] 蔡昉提出，当富裕国家因技术进步加快而变得越来越富有，最穷的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甚至增长更快的同时，处于中间的国家则踯躅不前。这实际上就暗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他将其概括为“比较优势真空论”。[17] 刘伟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增长难题的差异是很大的，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完全不适宜用于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迈进。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权衡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因此停滞徘徊。[18]
“中等收入陷阱”与结构转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如前所述，结构转型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发生，但“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发生在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它是对中等收入阶段的区间特征性描述，离开此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将无从谈起。这里中等收入阶段既包括了中低收入阶段，也包括了中高收入阶段。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又是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转型问题。比如，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在需求侧表现为，在临近高收入阶段门槛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在供给侧表现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资本技术型产业为主。这些转变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带来了市民化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迅速成长带来了橄榄型社会的形成，这几方面的变化又要求体制变革，体制变革又引起了政治结构的转变。因此，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会遇到不同于以往的矛盾冲突，也面临着新的结构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将徘徊不前。
[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
[3][美]林同炎、S.D.斯多台斯伯利著：《结构概念和体系》，高立人、方鄂华、钱稼茹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5][美]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8页。
[6]吴敬琏：《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比较》2016年第4辑，第1页。
[7]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计算。
[8][美]道格拉斯·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5—226页。
[9][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版，“引言部分”第iii-v页。
[10]世行标准原用语为“中低等收入”和“中高等收入”，为简便，本书以下分别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指代。
[12]1998年中国人均GNI800美元，当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低等收入阶段人均GNI标准为761—3030美元。
[13]刘志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见孙学工等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210页。
[14]转引自马晓河《转型与发展——如何迈向高收入国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15]安忠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韩国为例》，见孙学工等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7页。
[16]朴馥永：《“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转型：韩国的经验》，见马晓河主编《中韩可持续均衡发展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