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贡献
杨权利[1]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以后，恩格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具有虚假性和阶级性以及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晚年的恩格斯在说明经济因素对意识形态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的根源性基础上，特别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问题。这一方面完善了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方面也纠正了他和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的偏重问题，对于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意识形态；虚假性；相对独立性
大部分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1754—1836）在他的《意识形态原理》一书最先提出的。他将意识形态解释为“观念的科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帮助人们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科学。特拉西的理论曾经在法兰西共和国成为官方学说，但是，由于后来他的主张与拿破仑理论服务于政权的要求相冲突，因此受到了打击和迫害，并被蔑视为“意识形态家”，其理论也被称为脱离政治现实的空洞学说。“意识形态”自此成为官方和一些理论家眼中的贬义概念。其后，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一 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质
英国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意识形态是指某一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理论体系；其二，意识形态是指由错误的或虚幻的观念意识所构成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其三，意识形态是产生各种意义和观念的一般过程。我觉得，这一解释是合理且是符合实际的。
（一）否定或贬义的维度：作为虚假观念的意识形态
恩格斯指出：“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的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2]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这一维度的解释很显然是秉承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观念，即贬义或者是否定维度来考察意识形态。这里的虚假观念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史观过程中逐渐展开的。青年黑格尔学派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3]。因而，他们就颠倒现实与思想的关系，产生了对现实歪曲的、颠倒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
产生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社会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5]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的生产。而这些从事精神生产的“历史编纂学家”，歪曲、颠倒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看不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其次，思想家们在创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时，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其一，意识形态是人的思维的结果。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对历史的现象材料进行思维加工，进行抽象概括，进而使其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或者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从而形成的艺术、道德、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思想等理论体系。而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理性的迷失”。其二，思想家们在创造意识形态时，必然要借助于已有的各种思想材料。恩格斯说：“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6]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之所以被称为“传统”，就是因为它们代代相传，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其三，思想家们有时有意或无意地“以虚假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7]这是说意识形态是通过思想家的意识构造的，可能构造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历史的动力。
（二）政治性维度：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
在阶级的社会里，意识形态是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统治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自觉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关系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因此，它必然反映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要求和利益，为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8]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当一个阶级是社会物质力量，特别是社会物质资料占有者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在精神生产中占统治地位。不仅如此，统治阶级还调节着自己时代思想生产的分配。而作为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思想，则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或者至少受统治地位思想的制约、支配和影响。其次，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他们不仅调节着物质生产，同时也调节和控制着精神生产。出于统治的需要，剥削阶级思想家总是贬低物质生产的作用，夸大物质生产的意义。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这些意识形态家的惯用的做法是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在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割裂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
（三）一般描述或肯定性维度：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对意识形态是产生各种意义和观念的一般过程维度的考察，是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新贡献。在这里，意识形态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社会结构基本要素而存在的。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势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他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0]在1890年10月《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11]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2]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地下之地力”的是生产力，建立在其上的是经济基础，而树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也是遵从这样的方式。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以社会结构的宏大视野来理解和认识意识形态的，正是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更为明确的定位，提升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二 关于意识形态的特征
（一）社会存在对意识形态的根源性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13]
第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依赖于社会存在。“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4]意识形态的产生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即人类的劳动过程。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5]劳动过程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劳动使得类人猿的大脑变为人脑，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主体；劳动丰富了意识的内容，特别是随着劳动过程中物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意识形态的各形式得以产生和发展。其次，意识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之间交往的需要。人类的劳动过程一开始就是群体协作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交流才能进行下去，特别是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劳动的展开和日益复杂化，交往的需要就越来越强烈，意识就成为这种交往的基本工具。不仅如此，交往会打破地域局限性，使得意识形态上升为民族意识，扩展为世界性存在。特别是资本主义兴起后，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得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变成世界性的。“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再次，语言和文字是意识的物质外壳。语言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7]
第二，意识形态的内容源于社会存在。意识形态无论它的正确与否，都可以在社会存在，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找到自己的根源，或者得到说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反复强调这一点。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8]
（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写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第一次提出“相对独立性”这个概念。他指出：“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19]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指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使它得以抽象出来的现实。”[20]恩格斯的这段话，说明了通过人的思维，从事物抽象出来的概念和事物本身并不是直接同一的。事物线条和概念线条之间永远接近但不相交，它们相互影响而不断延伸和发展，但各自有各自的特性和发展规律。
第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恩格斯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21]当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德国仍然是落后的封建制国家。但是，经济上落后于英法两国的德国，在哲学发展历史上却开创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它孕育和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造成社会意识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意识形态不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状况，而是要以政治上层建筑，再经过经济基础为中介，这样，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不直接决定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先进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出现或者在经济落后的时期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一定水平为前提的，但是，同时也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条件、阶级斗争状况、民族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相关联。因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22]
第二，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23]从内容上看，每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发展水平，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社会存在状况的某些材料，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形式上看，某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继承过去的旧形式，有时会在这些旧形式下赋予其新的内容，同时，也会有创新形式。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继承性，才使得意识形态本身的发展绵延不断，并且可以据此来追溯其共同的或特殊的历史线索。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继承性并不是任意的。因为任何历史时期对以前的社会意识的继承并不是无条件地兼收并蓄，而是要经过加工改造。如何进行加工改造，在此过程中继承哪些、抛弃哪些、发展哪些、创新哪些，都是由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状况或者由当时人们的社会实践来决定的，同时也会受到社会意识加工者，即思想家的社会地位、阶级利益、个人因素等影响。
第三，意识形态各形式相互影响。意识形态各种特定的形式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反映社会存在的，但是，各种形式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4]因此，我们在分析某种意识形式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时，就不能只是用社会存在和人们的一般的社会实践来说明，也应该从意识形态本身的发展及其相互联系来考察。“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5]承认社会意识各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能进一步说明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三 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
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既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最突出的特点。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社会作用的研究，是他晚年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恩格斯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念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26]在1893年写给梅林的书信中，恩格斯指出：“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27]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表现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首先，意识形态反作用的性质是指它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可以起到对广大群众的教育、动员和引领作用，特别是先进的革命意识，往往是革命运动的先导，可以启发群众的觉悟，号召群众通过革命手段反对和推翻旧的落后的腐朽的社会制度，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落后的意识形态总是反动阶级和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没落阶级维护旧制度的思想武器，那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旧阶级会利用旧的落后的意识形态维护旧的社会制度，麻痹和欺骗革命群众，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其次，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量是指它作用范围的大小、时间的长短等。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8]无论是从历史纵向看还是从现实横向看都是如此，有时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影响作用可能会影响到众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有的则只能影响到某一局部；某些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并影响社会存在长达几千年之久，有的则如昙花一现。最后，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的力量对比上有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意识形态相互较量的过程。先进的思想最终会为群众所掌握，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力量，而落后的思想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和辩护。首先，任何阶级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论证并使得社会大部分成员相信自己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就要求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而“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29]就是说，新阶级为了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去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必然要把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宣称他们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30]其次，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统一。一定的阶级之所以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一定数量；二是在质上有其共同点。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组成一个阶级，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生活条件、共同的风俗习惯，并进行着共同的斗争。但是，由于分工，统治阶级也分为不同的等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该阶级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另一部分人是社会的管理者。他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立和敌视。因而，统治阶级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对统治阶级成员进行宣传和教化，统一他们的思想，使得统治阶级的成员能够认识到他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团结。最后，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统治阶级往往利用上层建筑的两种力量来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一方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关的暴力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镇压；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的宣传和控制向被统治阶级灌输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扼杀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至多使其在许可范围内存在并起作用。
第二，对传承人类的文化的作用。恩格斯指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31]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特点，决定了它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传承作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代人思想的发展总是要继承以往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创新。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人类创造的文明得以保留和发展。
第三，意识形态是通过“历史合力”的方式起作用的。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强调了意识形态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因素在整个动力系统的“总体合力”中对历史斗争进程发挥的重要影响。同时，恩格斯还从“意志合力”的角度，说明意识形态的作用。他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2]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恩格斯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33]首先，它受人们实践能力和水平的限制。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起作用，意识形态作用力的大小，主要看它实际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意识形态的作用，还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手段才能实现。这些物质手段和条件越是先进，越是能够与意识形态相契合，其作用发挥得就越大。最后，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还需要一定的畅通渠道。只有当社会各个组成部分都能够形成合力，从而为先进意识形态的传播、发展和完善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渠道、借以发挥作用的正确的恰当的方式方法的时候，这种先进的意识系统才能更好地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小结
作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其价值在于：首先，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列宁、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绕开恩格斯；其次，有力地批判了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和歪曲。19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他们只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给资产阶级思想家留下了攻击唯物史观的口实。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就有力回击了这些肆意的歪曲和进攻；最后，恩格斯对他自己和马克思以前理论研究侧重点的纠偏，显示了恩格斯科学研究的求实态度。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34]就是说，过去由于反对唯心主义这一论敌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偏重上重点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对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不够，正是恩格斯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
[1] 作者简介：杨权利（1963— ），陕西泾阳人，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历史唯物主义。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60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