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明新转型的不同路径
张学广[1]
摘要：人类文明的新转型可以在两重意义上来看：一重是经济文明，一重是社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发现工业文明产生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便在积极探寻人与自然友好的生态文明。某种程度上与工业文明的建立相对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发达国家曾通过启蒙而建立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文明，但并不是完美无缺。中国在进行工业化而建立工业文明的，同时遭遇了生态文明的挑战，正在探寻一条适合于国情和时代的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相融合的经济文明。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也可以探寻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新的社会文明路子。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完成工业文明然后再走向生态文明的老路子，中国应尽力避免，走上一条环境与发展同时约束的新路子。同样，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彻底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而形成的社会文明，中国也应该避免过度民主、过度市场、过度放权所带来的问题，走一条有所不同的启蒙路径，建立与生态文明匹配的新型社会文明。所谓中国模式带给世界文明发展的新答案，大概就是在两重意义的文明转型中给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的文明模式和文明路子。是否能够最终成功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从理论上说不同路径的探索是完全可能的，已经建立的现代化模式和文明样式对后来的发展只是一种借鉴和弱约束，而不是一种模板和强约束。在这里，思想解放依然很重要。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转型；经济文明；社会文明；中国模式；思想解放
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人类文明新转型，也就是建设一种新文明，大抵在两重意义上进行，一重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可以称为经济文明，一重是在人与人关系意义上，可以概括为社会文明。对于第一重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太大争议，争议只在理论和实践的冲突上、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上。自从环境运动蓬勃发展以来，理论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以往的工业文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有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文明模式。尽管也有激进程度、深绿浅绿之分，但在总的方向上没有太大争议。真正有争议的地方在于第二重含义上，即是否有可能与工业社会相配套的未必一定是西方的那种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现在看来，中国很想走出一条既进行经济层面的现代转型同时又不用在政治社会层面进行完全西方式转型的新路子。于此是否有可能，还需要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需要等待时间的考验。
一 文明转型的第一重含义
某种意义上说，“文明转型”并不是一个新提法，它已经被讨论了半个世纪。著名论文集《新文明的路标》向我们展示了国际社会为走出工业文明中发展与环境的困境所做的种种努力。这里的“新文明”主要是指区别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之所以将工业文明看作需要超越的旧文明，主要是因为虽然工业文明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现代生活方式的彻底确立，但也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城市拥堵、现代生活方式病等。“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污染一直被看作工业化必不可少的伴随现象，是工业制造物品和增长财富的优越性所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2]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简单粗暴的工业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所以，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引起工业发达国家的反思，进而波及全球，从环境主义走向生态主义，从对现有文明的修修补补走向对新文明的追寻。
国际社会将环境与发展并行思考，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根据我的理解，这种并行思考大体可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2年以前的思想和现实准备阶段，人类尤其是西方工业国家从有史以来最盲目乐观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巨大破坏，转变为对环境与发展有史以来最深刻全面的忧思，并召开第一次世界环境会议。第二阶段是1972—1992年的寻求现实发展模式阶段，人类通过反思得出理论结论并达成全球共识，从1980年在《世界保护战略》中第一次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发展与环境两个方向的探索联系起来，到1987年在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思想，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高度概括了可持续发展观，最终以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等文献为标志，形成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第三阶段是1992年以后可持续发展的充分认识和贯彻实施阶段。虽然可持续发展已经“吸引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公务员和环境积极分子，发展机构和基层组织，计划人员和商业开发者，实业家和环境媒体，设立的官僚机构和未来的网络，以及从大气科学到政治经济和生育研究的大量学术界人士”[3]，但其真正贯彻落实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虽然“新文明”是个老问题，但探寻新文明的路径却并非一成不变，新时代条件下重提“新文明”应该有新的含义。的确，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先发现问题，先进行“新文明”的探索，这一点必不可免，而后工业化的国家某种程度上在沿袭先行工业化的路子，这一点同样不可避免。“其他晚一点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也大致遵循同样的模式”[4]，比如比西方稍晚的日本、韩国，以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路子。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现代化路子，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突破这条路子，而且由于压缩工业化的时间而超强地汇聚了工业化的环境问题。我国的资源短缺、发展成本高、环境恶化、生态退化问题还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能源年消耗量占全球的19.5%，煤炭消费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石油消费量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四倍到五倍甚至更高。大型湖泊严重富营养化，生态系统全面退化，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濒危物种不断增加，天然湿地大量消失等。
当然，经过多年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和理论层面的反思，在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对未来的发展道路取得普遍认同的基本选择。中国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较少、生态环境历史欠账多的国家，必须走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路子。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很快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出台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细化了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进行全面系统的部署，呼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足见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制改革落到实处，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新的文明发展形态，生态文明已经得到多方面的研究，但还应依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和中国的发展要求，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过去五年生态文明建设显著成效，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多使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在同等比例的工农业产量中大幅度降低能耗和减少废弃，这同样可以助益于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尽管消化过去百年尤其近几十年的工农业排放物和生活垃圾，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这一文明转型还是可期的，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不会遇到障碍。建设生态文明的障碍来自利益纠葛、资金投入、民生维系等实际层面，因而在大战略大目标的引领下，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二 文明转型的第二重含义
除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走出工业文明建立生态文明这一全球性转型外，对于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还存在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文明转型问题？凡是现在的发达国家或地区都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转型的，中国大陆是否需要同时进行这一转型？
进行文明的社会转型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有几个不同的推动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时间不尽相同，因而社会转型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我们先从市场经济的建立谈起。按照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凡是进入发达国家、经济实现良好运行的国家和地区，都强调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这一条在理论上能够成立而且也是曾经的事实的话，便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并锻造相应的公民。比如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就要明晰产权，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从英国开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建构现代社会的重要理念之一。洛克认为，虽然土地和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每个人对自身享有所有权，所以一旦一个人付出劳动，使自然物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那他的劳动成果就成为他的私有财产，“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5]。财产权是英国自1215年《自由大宪章》签订以后逐步确立起来的制度，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才会出现最早的工业革命。
对财产权的尊重和明晰大大促进了现代公司的诞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看来，只有私有财产受到不折不扣的保障，现代产权制度才能确立，现代公司才能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发挥创新功能。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是自然个人，但只有自然个人拥有财产的所有权，并得到政治的允诺和保护，自然个人才能进入市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公平竞争，进行创新，建立现代公司。现代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但它们的基础是自然个人所拥有的自由。在他们看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重要武器，而没有个人自由的保障就不可能有大胆的个人创新，也无法保障现代公司的良好运作。创新的主体——现代公司，必须仰赖于保障个人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建立现代公司的前提是产权制，而产权制的核心是私有财产的神圣性。
经济的这种变革和保障来自于政治的变革。按照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解，市场经济要求大社会小政府，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要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为服务经济和社会，要求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的变革，要求自由和民主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的基本运行模式。说到底，自由是政治文明的衍生物，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也是现代社会发展自己的有力武器，没有现代民主就不会有全体人民的真正强大。
这一切都依赖于经济和政治、民众和政府、权利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根本转变。在传统社会尤其集权制盛行的帝国，政治是用来统领和限制经济的，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同样，民众是被统治者，是服从于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的，官员是父母官，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多少权利可言的，也没有多少权利意识可言，完全处在权力的任性左右之下。这一切都在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被推翻、被颠倒。所谓文明转型中的社会文明建构，首先旨在建立服务于社会经济的政治制度，服务于民众的现代政府，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力运行机制。“人民”（people）这一决定性政治概念的兴起便是一个显著标志。不管在现代政治学家的语汇库中，还是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实践中，“人民”都绝对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和最有号召力的词汇。托克维尔认为，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在美国，也像由人民治理的一切国家一样，多数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6]。
重视现代社会文明的转型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而它在马克思那里要比在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变得更加激进而彻底。马克思极力强调社会政治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探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社会。马克思认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7]，并为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而竭尽努力；认为巴黎公社创立了推翻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现政治权力真正属于人民的新的政治形式，“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8]。马克思的政治期望极高，希望真正实现现代思想家和启蒙运动者所许诺要实现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自由、民主、公正，他的这类论述、论证、批驳不胜枚举。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共产党到中国共产党，追求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社会文明都是其最大的理想。《共产党宣言》认为，工人阶级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剥削以及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9]。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一直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对黄炎培问题的著名解答便是其中的鲜明例证。现在我们不断重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是想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开展工作的，“共同富裕”和“共享”具有理念上的一脉相承。
三 探寻两重含义上文明转型的不同路径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转型上，中国当然应该有所作为。尽管我们无法完全偏离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是我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某种程度上偏离这条路子，探讨文明转型的新路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弯道超车”。
第一，要实现价值观更新。看到工业化国家那条路子所带来的问题，也有了“新文明”的指引，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上进行新的引领，适当收紧污染的口径，在环境与发展中实行“三同时”制度。生态文明价值观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念，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也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从理论上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全合理可行。进行发展价值观上的探索，从理论指导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时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做的事情。人类中心主义一直主导着现代化转型和工业文明建设，而建立生态文明就必须深入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实现指导思想上的生态世界观转型。我们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针，创新也有助于环境友好，协调、开放也有利于节约成本，共同助推“绿色”目标的实现。
第二，要进行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建设，在制度设计方面提出三类原则性的制度，“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展开来具体内容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用途管制制度、主体功能区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在体制机制健全方面提出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国家公园体制、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用地合理比较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市场化机制等。十九大之后国家又在制度建设方面出台新举措，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要运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可以且应该使用更为环境友好的技术，这是我们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技术保障。使用更新换代的技术，既可以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率，也可以减少污染和环境压力，同时引导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这在实践上不仅可行，而且可以说十分急迫。中国的环境治理压力很大，矛盾突出，不仅旧的欠账需要较长时间去还，而且要加速工业化，还难免增加新的污染。虽然看上去使用昂贵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但从长远来看正是最节约成本的做法。
在建立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从理念、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同时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使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并行而不悖，需要中国在发展路径上做出巨大探索，因为没有模板可循。但是，不管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还是我们对自身前景的忧虑，都要求我们必须在文明转型的这一层面走出自己独特的路径。所以，至少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层面，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必也不应完全重复老路子，应该为人类的文明转型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人与人关系的文明转型上，中国也可以有所作为。这方面的转型我们还在探索过程中，但一些因素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存在着走不同路径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的人口存量、地理轨迹和资源环境。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有过领土范围的反复调整，因而民族和宗教问题一直是比较严重的威胁。复杂的周边环境无一不与民族宗教问题相关，成为影响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必须始终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都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复杂的自然环境导致严重的发展位差，所谓“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始终是中国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当东部城市已经达到富裕生活的时候，不少西部老少边贫地区还在为消灭贫困而努力。这些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第二，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治理路径。不管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社会顶层设计的高度重要性，还是公有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抑或“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或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都引领中国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老路、邪路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足以使我们真正清醒。中国已经走出了完全被动的处境，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不存在被迫走向西方模式或重新回到老路的可能性，所以那种印度或日本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在中国重演，改革开放之前的老路也一定不能再走。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时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文明建构中完全有可能走不同的路径。
最后，两种文明转型是否可以单独完成，或者是否必须彼此联动，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和时期内两种文明转型单独进行，但从长远来看彼此单独完成的可能性不大。它们必须彼此联动，才能建成完整的现代社会。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不同层面之间有着连带关系，需要彼此调整和相互适应。他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要求建立符合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不能符合，生产关系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上层建筑会成为经济基础的桎梏，那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迟早会成为需要炸开的障碍。当然这样的炸开不是必须经过革命，通过改革的方式也可以逐步实现。这一点是我们考察中国未来发展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都必须迟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否则，它们彼此之间不适应的时间长了，社会就会出问题。
但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子是否真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建立过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现在已有经济学家提出怀疑，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那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一种理论设想，甚至可以说是理论偏见。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且用这套理论指导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遭致了失败，也说明这种所谓的经验是有问题的。这些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和卓绝的成就，是因为没有因袭西方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全盘私有化的路子。他们由此开始反省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路子，重新思考和总结工业化的实际过程，通过研究英国、美国、德国现代化的实际历程，力图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更为切实可靠的经验教训。这种研究特别值得我们深深关注。
既然工业文明的转型受到生态文明的介入而有所不同，既然社会文明的转型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国情而同样有所不同，那么两种文明转型之间的匹配关系也许就会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子。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明。尽管中国模式还不能说已经彻底完成，但无论如何中国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是任何以往的和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这正是中国崛起的最大意义所在。在人类文明转型中，中国没有必要因循过去，可以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独特路子。至于这一道路有多大程度上的普遍性，为别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多少借鉴，是否为人类文明的转型找到了更合适的路，倒不必过早地下结论。
我们所需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弃那种必须沿着某一种模式去进行现代化的想法，既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同时立足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和现有路子，进行深入研究，进行综合创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包含着两种文明转型相互联动而共建新的文明模式的内在意蕴，值得期待。
[1] 作者简介：张学广（1964— ）。陕西吴起人，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英美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2]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环境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3] David Reid，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 Introductory Guide，London：Earthscan，1996，rep.，p.iii.
[4]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环境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5]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20页。
[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