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赵敦华

西北大学作为西北最古老的现代大学，其哲学学科也拥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北大学便设立哲学门，涌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后，哲学也是恢复较早的本科专业之一，40年来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下来，并渗透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在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开展“双一流”建设的大好形势下，西北大学领导高度重视，决定复建哲学学院，我相信这将使哲学步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70年来，哲学在中国有过十分坎坷的经历。1952年院校、学科、专业撤并，全国只剩下北京大学一家哲学。后来虽然哲学在小部分学校有所恢复，但直到改革开放，绝大部分原来很有影响的学校都中断了20多年，有一些甚至连学者传承都断了。改革开放以后，绝大部分学校都恢复了原有的哲学专业和学科，但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冲击的严重考验。不少教师转行，留下的教师在经济和学术的双重压力下坚持前行。据我所知，哲学在西北大学的遭遇是哲学在中国的一个典型例子。我对曾经的耽误感到遗憾和难过，对曾经的持守和现在的发展表示欣慰和敬意。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1]恩格斯把一个民族的崛起和伟大跟哲学理论思维明确地联系起来是有深刻道理的。在西方，古希腊之所以对后来的西方文明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跟它的理论思维和理性探索分不开的。这种思维和探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即便在重视实用的古罗马，自然法的理论以极强的力量涌动着；即便在被称为“黑暗千年”的中世纪，数学和逻辑这些纯粹理性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绵延不断的、非功利的理性求知精神，在近代科学革命的条件下，成为工业革命、思想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占据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学说以辅佐政治、稳定秩序、教化民心为己任，佛教和道教也总在人间留下世俗关怀。百多年来，由于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救亡图存”和“奋起直追”使我们的文化不仅变得更加功利化，而且变得更加工具化。哲学被不断边缘化实在是难以避免的事情。非功利的哲学反思和超越审视，似乎与经济和社会现实距离遥远，一般民众难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更摸不到两者的利益相关。

哲学很久以来被人们蔑称为“无用之学”，尽管有些人站出来予以纠正，称哲学有“无用之大用”，或“无用而自由”，但即使从价值兑现的实用角度看，哲学从来不是无用之学，它最终能够促进个人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满足物质和精神相一致的需求，这是被中外历史和现实无数次昭彰的事实。

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的著名论断，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注意这句话的所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结尾用这句话，呼应一开始批判“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以及“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这两种倾向。就是说，旧唯物主义满足于对世界的直观解释而不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而唯心主义“抽象地”而不是用感性活动能动地改造世界；两者殊途同归，都“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3]。由此可见，“改造世界”和“解释世界”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递进关系。解释世界在改造世界之前、之中和之后，没有对世界的正确解释，也就没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只有尊重哲学家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才能更加正确地、有效地、持久地改造世界。

立足于哲学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本真含义，做哲学的人也才有真正的尊严和才能。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中，哲学是长线学科，学科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长远的良好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厚植土壤、培育环境更为重要的事情，这就需要从课程、专业、学科、平台全面抓起，既有顶层设计，又要脚踏实地，长期坚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各个方面，多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考验的好成果。本论丛将是这些成果的历史见证。

西北大学有创建哲学专业和学科的悠久历史，具有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潜力。伴随着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好形势，有学校领导的有力支持，以哲学学院成立为契机，西北大学哲学专业和学科必将迎来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435—4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