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元对立政体观或近似值政体观

在政体观上，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强调黑白对立的政体观，即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的对立，强调的是对立与冲突；一种是近似值政体观，即认为所有的国家都不符合民主的理想标准，只不过是离理想民主标准远一点或者近一点的问题，强调的是转化与融合。近似值政体观即是古希腊以来的认识论，也更接近政体的真相。

一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与二分法政体观

自古以来，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就有巨大差异。老子讲“反者道之动”，指的是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的规律，至今中国人都知道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但是古希腊哲学则诞生了黑白对立的世界观，这种对立性世界观由欧洲历史得以强化。罗马帝国之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黑暗时代”，而在中世纪的后期，“绝对主义国家”兴起，出现了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权力斗争，代表俗世政治的国王终于占了上风，终结了教会政治。之后，欧洲政治立刻开始了王权（政权）与商人集团（社会）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长达几百年。这个历史决定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即世界的二元对立性和事物的二元对立规律。历史并未终结，“二战”后冷战把全世界带入对立状态，即所谓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的对立，由此更强化了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伴随着西方历史的演进，解释这种历史经验的近代社会科学诞生了，那就是号称对西方社会科学影响最大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在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中，处处充满着二元对立的范畴和概念，比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等。韦伯社会学理论的美国化无疑归功于帕森斯，在1937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20世纪50年代建立行为主义的“一般理论”中，他们相信社会可以通过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模式变量来理解，其中包括先赋性质与成就表现、情感与非情感、集团取向与自我取向、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弥散性与专门性。其还是理解社会的一般理论的社会学努力，为冷战时期的西方社会科学奠定了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将二元对立世界观植入政治学，则是由几代学者完成的。伴随着韦伯社会学美国化的过程，产生于欧陆的很多古典理论也美国化了，其重要特征就是程序主义和可量化性，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民主概念。自古以来，民主便是人民当家做主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而在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看来，任何国家都存在民主的成分，也有专断的成分，民主是多少而非有无的问题。这个判断应该是符合东西方各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但是，因为冷战的需要，民主概念被彻底改造了，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模板而把民主改造成一个程序主义或工具性概念。

这归功于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说人民主权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也不存在所谓的“集体福利”。既然不存在所谓基于“集体福利”的人民主权，那么民主是什么呢？熊彼特来了一个简单的“颠倒”：过去人们视人民主权为第一位的，而熊彼特把它放在第二顺位，第一重要性是选民选举产生政治家的过程。从此，“选举式民主”或者“熊彼特式民主”流行开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几代民主理论家，包括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都是论证的“选举式民主”，并把竞争性选举当成判定民主的唯一标准，有则是民主，无则是非民主。[3]这就是在政体问题上的二元对立，民主与非民主。民主就是自由主义民主，而非民主是一个“家族概念”，包括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威权主义等。

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处处可见，可谓泛滥成灾。从毛泽东时期到当下中国，中国政治在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比如本研究将涉及的中央—地方关系、政治-市场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等，变化之大有目共睹。但是，西方人包括很多华裔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时，都离不开“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以“柔性威权主义”“分权性威权主义”“地方化威权主义”等几十个变种的“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政治，得出的结论自然会远离中国政治实践本身。

民主-非民主的划分标准已经动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很多国家的政权都是靠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比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埃及等，结果，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都是强势人物。面对这种情形，善于制造概念的西方政治学说这些政权不是民主的，而是什么“竞争性威权主义”“选举式威权主义”等，统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就意味着，以竞争性选举为根本标杆的民主-非民主的二元对立政体观已经不能成立。

事实上，以一个尺度来划分民主的有无，实属简单粗暴。民主分为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哪一个社会没有社会民主？美国的经济民主又有多少？即使单纯地讲政治民主的领导人的产生，协商政治不属于民主吗？其实，在罗尔斯的《万民法》中，有协商民主的政体就是“合宜的良序政体”，即具有合法性的政体。[4]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政体都是权力关系的总和，其中不但包括传统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关系，诸如所谓的总统制、议会制，还包括中央—地方关系，诸如单一制、联邦制等概念，在资本权力极为重要的时代，政体还包括国家—社会关系和政府—市场关系。如此复杂的权力关系，怎么可以用“竞争性选举”一个尺度来断定一个政体的性质？

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前述的构成“观念世界”的很多概念，诸如自由、法治、公民社会等，都成了“有无”问题。因此，在依据比较历史的视野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过程中，首先要破除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是框，很多概念都是“框”中的构成要素。

二 近似值政体观

政治学鼻祖是以近似值的方式看待不同的政体。根据权力归属的人数多少，在对158个城邦国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沿着柏拉图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以统治者人数为标准，把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一人统治）、贵族政体（少数人统治）和共和政体（多数人统治）。同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关乎城邦的最高的善，并以此即是否追求善业为标准，将上述三类政体又演绎为变态的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158个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研究是如此复杂，绝不是几个类型可以概括的，因此在每一种大类下面又梳理出若干“亚政体”，而且指出同一种类型政体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不同类型的政体。[5]对此，萨拜因指出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过程研究，而且其精细程度是后来者所不能企及的。[6]就连保守主义阵营的学者也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是单一序列上的级数差异而非类的对立，而这种非实质性差异就为政体之间的转换和改革提供了可能性。[7]也就是说，政体系列上的“级数差异”其实是一个近似值问题，即名称不同的政体在政治过程意义上可能是近似的，没有其名称所反映的差别那么大。

作为政体单一序列上的“级数差异”，近似值政体观虽然更接近真相，但因它不符合政治斗争的性质，不符合将政治对手妖魔化和标签化的理论特质，意识形态家和政治家并不喜欢近似值民主观，因而也难以流行。但是，在世界因意识形态而对立之前，近似值民主观在美国大有市场，如杜威的实用民主观；即使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近似值政体观也没有被人遗忘，如美国著名公共政策理论家林德布洛姆的近似值民主理论。

即使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家也不得不承认，杜威的实用民主理论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民主理论。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曾和当时的美国舆论领袖李普曼有过激烈的论战，李普曼代表的是精英主义，认为大众连选择好的领导人的能力都没有，遑论“民治”的能力了。杜威对公共意志、大多数人利益的强调，使得他不仅将民主视为一种政府形式即政体，还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伦理问题。因此，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还是经济、学校、教会、家庭等其他方面和生活方式。这且不说，就是在政体意义上，杜威也不认为其所生活的美国政治就符合林肯的民主定义。

加拿大著名民主理论家坎安宁将杜威的近似值民主归纳为以下几点：[8]

第一，民主无处不在。民主不但应该存在于官民互动之中，还应该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家庭、教会、学校、工厂等都应该是民主的生活方式。

第二，民主是一个程度问题。既然民主无处不在，任何国家都既有民主也有反民主的，“公众”在某些情况下都可能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为此，民主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社会的具体品质，关键在于“公众”到底有多民主或多不民主，如何使他们变得民主。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努力是杜威民主理论的核心。

第三，民主深受情境影响。如果说任何社会都存在民主，而其民主程度又深受情境的影响。杜威致力于最好的国家形式的讨论，但又认为政治组织的主要特征是暂时性和地域的多样性，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努力是经验性的，并且因时、因地而异。

第四，民主的难题永远存在。由第三个命题而推断出，民主总是理想中的事，实现民主的难题永远存在。“实用主义的基本信条是，最好将人类事务看作一个永无止境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因为每一次解决都会创造出新的问题。”

如果说杜威是基于对美国政治的深刻观察而提出抽象的哲学和伦理学上的近似值民主观，那么著名的公共政策分析家林德布洛姆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则明确提出了近似值民主观。在他看来，民主理论中应该有大公司一席之地。但是，任何自由民主理论都没有给予原理上的阐述，其理论价值必然大打折扣。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式民主理论，大企业控制似乎不利于民主政治。林德布洛姆敏锐地观察到，大企业事实上起着公共权力机关的作用，比如塑造话语权和影响政策议程。如此重要的角色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那里居然不予讨论。因此，鉴于大企业的影响，美国民主制度本身从未完全是民主的，多头政治也只是民主的近似值，仅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部分而已。[9]“多头政治不过是对任何理想的自由民主模式或任何其他民主形式的一个大体的近似。”[10]

反过来说，虽然企业对政治的影响不利于真正的民主，但是却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林德布洛姆的结论是：“哪怕是在缺少多头政治的条件下，市场和私有企业也采用了最大限度的相互调整和政治多元化。”[1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尔用“多头政体”一词代替“民主政体”，这还是比较客观的。

比较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若以市场经济为中介而进行政策过程分析，不同国家的政治过程的近似性会更多。任何国家只要实行了市场经济，其利益必然是多元化的，必然存在利益集团直接影响政策制定，乃至绑架和扭曲公共政策的可能性。这种政策过程中的近似性，远比所谓的政体形式的差异更有实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