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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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际大空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由于政治制度尤其是大国政治是很难用实验法来反复折腾,比较研究中的反事实法倒是一条可以验证政治选择好坏的方法。比较政治研究让反事实法不仅是停留在假想思维层面,而且是事实层面。比如,中国没有实行西方制度,那么如果实行了会是什么结果?这是没法实验的。但将中国与可比的、政治制度相反的国家进行比较,能反向验证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劣。

比较政治研究首先是选择可比较的对象。国家建立后发展的起点、近代历史遗产、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等,都是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中国很难和城市国家新加坡比较,也很难和早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只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而发展中国家众多,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与同类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进行比较。

一 相同的制度不同的选择 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

中国没有实行代议制民主,但作为与中国实行相同政治制度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却走上了代议制民主的道路,结果如何呢?即使支持俄罗斯转型的西方国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是“失去的十年”,国家和人民处于万劫不复的状态,处于失败状态的俄罗斯最终呼唤政治强人普京的出现。十几年来,普京实行的是被西方国家戏称为“普京式民主”的“可控的民主”,学术界的标签是“选举式威权主义”,即有选举而无民主的政体。在西方眼中极度负面的俄罗斯政治,却得到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是人民的支持重要还是迎合外国的口味重要?答案不言而喻。

二 民主集中制VS代议制民主

在人口过亿的9个发展中国家中,即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而其他8个国家的政体都是代议制民主,即拥有“观念世界”中的“好制度”——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民社会等。结果如何呢?在治理意义上,难道中国不是这些国家的老师?国际社会科学界最喜欢拿中国和印度比较,即所谓的“龙象之争”。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印度发达公民社会的形成期,而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人均GDP已经相差6倍之巨。[13]在治安指数上,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每10万人中杀人犯是20人以上,俄罗斯是9人,印度是3人,中国是1人。[14]试想,谁会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基本生命安全保障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呢?

通过简单比较可以知道,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所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是多么不靠谱的假说,铺天盖地的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多么有违常识。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其实是发达国家好于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恰好是自由民主政体。但是,提供好福利并不是因为其民主,而是因为其早发达;那其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吗?显然也不是。发达国家的大众民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可都是历史常识啊!早发达的要素有很多,其中战争掠夺、国内种族清洗、法治、市场经济,都是关键变量。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不应该偷换概念,不应该犯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即把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替换为政体不同的国家加以比较。其实,不同的政体可以比较,那就是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中国与实行代议制民主的8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那么有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福利好于中国?在笔者看来,美国教授们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学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