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雄的底色、来路与谱系

前面说过，对欧阳黔森内在的精神结构与气质，确曾有过理想主义的概括和分析。不过，理想主义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尺度，它可以是一种激越的政治理性，也可以是一种温和的道德坚守，可以是超越尘世的宗教情怀，也可以是浪漫主义的“融入野地”[3]。笼统地说理想主义，似乎并没有把欧阳黔森精神气质中最具个性，甚至是最强劲、最强悍的一面揭示出来。而这一面，恰恰是这位作家不仅在第四代贵州作家中，而且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所独具的特殊意义。欧阳黔森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这种理想主义的主要内涵，是一种英雄情结，英雄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英雄叙事则是他全部创作的显著追求与鲜明特点。在短篇小说《心上的眼睛》，散文《故乡情结》，以及《一部小说的四级跳》之类的创作或创作谈中，欧阳黔森或借人物之口，或自己出面，明确地把自己的创作冲动界定为英雄主义。他从不忌讳这个定性，非但不忌讳，在所有创作中，关于这一层意思他还说得非常自信和明晰，甚至有点高调、有点张扬，从不遮遮掩掩，也从不顾忌因附丽主旋律或主流意识形态而可能被人认为是丧失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或批判意识，这在当代中国作家，尤其在崇尚个性的中青年作家中颇不多见。他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主人公一般都是英雄人物，如史诗英雄、传奇英雄、巾帼英雄、草根英雄、草莽英雄等，英雄人物的个性气质亦大致可区别为激越高亢、刚柔兼具、柔而不犯、外弱内强、平凡高大等不同类型。有的如长剑出鞘，咄咄逼人，有的蕴藉隽永，藏而不露。总之，他从不写“小公务员之死”那样的孱弱人物，而总是迷恋于理想主义英雄的人格魅力，沉湎于各种英雄人物与英雄行为的昭揭，这才是欧阳黔森的创作个性，也是其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对这个特点，欧阳黔森作品的俄文译者罗季奥诺夫似乎拿捏得比较到位，他不止一次说：翻译欧阳黔森作品的原因，就是希望让俄罗斯人了解什么是中国的英雄主义[4]。

欧阳黔森最具英雄主义色调的小说，是《雄关漫道》 《奢香夫人》《绝地逢生》，这些作品都属于激越高亢的主旋律创作。《雄关漫道》写的是过去极少受关注的红二、六军团的长征。红二军团在洪湖根据地失利后，转战到贵州再创黔东根据地，并在这里实现了与红六军团的会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为掩护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由黔东向湘鄂两省推进，威逼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长沙与武汉，以牵制大批敌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二、六军团这才开始北上。这段历史曾长期未受关注。《雄关漫道》第一次对它作了正面的完整描写，被认为具有开掘题材、填补空白的意义。小说最大的成功，是对贺龙、关向应、任弼时等众多英雄群像的塑造。把这一段艰苦卓绝的征战历史惊心动魄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是对重大历史的补充、完善与再诠释，也是在谱写英雄主义的又一曲悲壮战歌。

《奢香夫人》的故事发生在明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曾被搬上了舞台，后来还拍了电影。欧阳黔森接过这个题材，明显在巾帼英雄的美学意蕴方面有所推进。他铺展史诗般的宏阔背景，将奢香置于明王朝进军大西南的宏大背景中，而明朝军队与元末残余势力以及地方部族、民族、家族势力的斗争越是复杂，奢香在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中的胸怀博大，在急管繁弦、激越悲壮中的智勇刚健，以及在重重矛盾中进退有据、柔而不犯的个性越是鲜明；国事、家事、儿女情事越是难解难分，奢香的形象就越是熠熠生辉，完全够得上史诗英雄的称谓。在欧阳黔森笔下，奢香的形象绝不像过去所说的只是为了维护民族团结那般简单，而是在人格气质与智慧才干方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审时度势、果敢决断方面，在振兴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表现出了一位大气磅礴、高瞻远瞩、柔而不犯的巾帼英雄与女政治家的胸襟和素质。

与《雄关漫道》和《奢香夫人》不同，《绝地逢生》反映的是贵州农村“反贫困”主题（小说也有这类主题，如《八棵包谷》），它带给人的最大震撼，是一种“绝地”意象。如果说干旱、石漠化只是贵州山地的生存困境，那心灵的闭锁、视野的逼仄就无异于精神的“绝地”。不错，历史上，这里的农民不曾向命运屈服，是在屡败屡干。但那是怎样的干法呢？很大程度是苦干、蛮干、瞎干。巨大的生存压力下，甚至发生了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分裂。于是，“绝地”中的坚守与逃离，忠诚与背叛，亲密与疏离，抚慰与伤害，才会变得极其严峻。作品艺术表现的最后归宿，是要赞美贵州农民在困境中不甘向命运屈服的顽强奋斗精神。它通过“绝地”这样的隐喻或意象，把集体主义的同舟共济与英雄主义的悲壮激越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在山外的世界，个人主义正成为现实，集体主义渐行渐远。然而这里的农民要走出“绝地”，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别无选择。他们所要做的，不仅是改变个人命运，更是要改造自然，为子孙造福，关系到的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不是小家而是大家。不是一代两代，而是千秋万代。正是这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英雄情怀，让《绝地逢生》成了一首豪迈的诗篇。

虽然从小说的角度看，《雄关漫道》《奢香夫人》《绝地逢生》还不算欧阳黔森最好的作品，它们更多的影响主要来自影视改编。但这些作品对英雄人物、英雄业绩的崇敬与礼赞，则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甚至这种崇敬与礼赞本身就是一种壮举，就是对英雄叙事的一种价值追怀。在英雄的身上，集中了人类很多优秀的品质，既关乎哲学、历史，也关乎美学以及道德伦理，马克思就把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称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5]。尤其在灾难、苦难和战争面前，人类都盼望有英雄救世。即使在和平年代，英雄人格也是人们心中的偶像，是青少年养成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英雄叙事自身的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大、全的英雄神话成了假、大、空的代名词。所以新时期文学一度开始拒绝英雄，有些作家更借助现代主义的主体迷失，调侃和鞭挞英雄，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则开始以碎片化、个人化视角解构宏大叙事，从而解构英雄。但即便如此，英雄仍无处不在。从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军旅文学，一直到21世纪的《战狼》，英雄或英雄叙事其实从未真正缺席，连久违了的帝王英雄都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了。可见被历史改变的，只是英雄的内涵、性质、强度、力度，以及英雄形象的辐射方式与读者的接受方式，绝不是英雄价值本身。对英雄的期待，仍可看作中国梦的文学书写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是我们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据欧阳黔森自己所说，他从小就有从军当英雄的梦想。当反英雄、抵制和拒绝英雄渐成潮流时，他的英雄情结却从未动摇过，不但不追随潮流，反而要在一个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上，执着、高调地推崇英雄，这种行为本身就有一点“英雄”的意味，是一种“说真话的勇气”或“说真话的率性”，福柯把它称作“parrhesia”，有人译为“自由言说”。这里的“parrhesia”并不专指说话条件，并不是对说话环境是否自由的挑战，而是对主体的描述。而这里的主体也不是纯粹的个人化主体，而是在个人“说”的过程和行为中，如何通过某种形式完成自我建构，同时亦被他人所建构。“说话人通过坦率而拥有一种和真实的特殊关系；通过危险而拥有与自己生活的某种关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拥有与自己或他人的某种类型的关系；通过自由和责任拥有一种和道德律的特殊关系。更精确地说，‘parrhesia’是一种说话人在其中表达他与真实之间的个人关系的口头行动，他为此豁出生命是因为他意识到为了改进或帮助他人（自己也是一样）去说真话是种责任。在 ‘parrhesia’中，说话人行使自由并选择坦率，而不是规劝；他选择真实，而不是谎言或沉默；选择冒死而不是安全；批判而不是谄媚；道德责任而不是个人利益和道德漠视”[6]。这里的关键不仅在“说”的内容，更在“说”的行为本身。欧阳黔森的创作，已经是一种与英雄情结难解难分的无意识结构，关系到作家的责任、义务、使命，关系到人文精神的重振以及民族国家的复兴。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的价值取向本身，就已经有了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已经可能在一个更开阔的空间来展开讨论。

其实，对自己创作的得失，欧阳黔森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时有反省。他虽然不像王朔、刘恒那样过于轻视影视[7]，但到目前为止，他显然也更在意小说，尤其自己的那些中篇和短篇，说起话来底气十足，非常自信。被何士光、孟繁华、雷达等作家、评论家称许的，主要也是这类作品。然而我们仍想强调：要真正了解欧阳黔森，要真正读懂他的作品，切不可忽略《雄关漫道》 《奢香夫人》《绝地逢生》这类影视作品。或者说，恰恰在这些主旋律作品里，隐含着欧阳黔森最重要的情感诉求。英雄情结或英雄主义的激情、豪情，在欧阳黔森的作品里既是价值取向，也是他的写作姿态和立场。同时还是他全部作品（从小说、散文、诗歌到影视剧）的一个契合点，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他还在《山花》第8期上发表组诗《民族的记忆》。在他的心目中，能够成为民族记忆的，就是当年的抗战英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说，英雄叙事就是欧阳黔森全部作品最重要的特点，他的理想主义就是英雄主义。

当然，英雄叙事、英雄情结对古今中外很多作家都有吸引力，甚至是永远的诱惑。古希腊神话、悲剧、欧洲骑士文学，唐代传奇、宋元话本，还有汗牛充栋的武侠小说等，主角都是各式各样的英雄豪杰，进入近现代战争与革命年代以后，英雄与英雄崇拜更成为一种时代风潮[8]。就连学究气十足的书生、文人、学者，胸中都不免沉积着一股仗剑行侠的浩然正气。清末谈论最多的英雄是梁启超、严复、夏曾佑、邹容、陈天华。陈平原有两本书，专门研究文人的这种心结[9]。 “千古文人侠客梦”早已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叙事传统。究其原因，大抵还是为人类理性所推动：每受命运困厄，就会有超越性的艺术想象活跃，就会有英雄出来扶危济世。所以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自古就有对侠勇或侠义精神的崇拜。“何谓英雄？最古之时人，处于山林箐泽，豺虎与之游，鸱鹫与之栖”,“既有一群，必有一群之长。一群之长，必其智慧血气之冠乎一群者也”[10]。于是侠客的“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11],“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等[12]，从民间的立场看就是当然的英雄。近现代以后，经过主流价值观的改造，匡正薄邪，祛妄存真，侠开始为民族赴义，开始脱胎换骨，化蛹为蝶，变身为民间和主流社会都能够接受的革命英雄，连胎衣都不曾留下。侠客与英雄，原来一直都如影随形，难解难分。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一直到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创作者，都不乏对这一资源的不断发掘与阐释。进入和平年代以后，也是侠可以走，义必须留，神可以退隐，英雄却不能被放逐。随着时代的进步，英雄的内涵、价值与意义等，完全可能被赋予新的时代光彩。

20世纪90年代欧阳黔森在创作上刚刚出道的时候，“人文精神失落”正备受关注。物欲膨胀、道德滑坡，告别革命、放逐诸神渐成潮流，反英雄、反崇高以及碎片化历史与个人化、欲望化写作渐成时尚，而就在此时，欧阳黔森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抵制和拒绝。他手中的武器，正是挥舞了两千多年的那把英雄剑，但套路属于他自己。其“英雄叙事”的精神源头，首先与《雄关漫道》那样的红色历史有关，其中不仅有他对丰功伟绩的崇仰，也关乎他自己生活和成长的地域环境。红二、六军团征战的黔东土地是他的故乡，有数万人从这里参加红军，贵州籍的周逸群、旷继勋还曾担任过这支部队的高级指挥员。这些历史，是欧阳黔森萌生英雄情结的重要原因。用欧阳黔森的话说，孩童时代他就梦想成为一名军人，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他之所以迷恋“卡里斯玛”那类人物的魄力、魅力型人格[13]，就是因为成长于英雄的乡土，从小被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红色历史所熏陶。但现实似乎很遗憾，金戈铁马到底只是梦想，欧阳黔森并没有成为从战场硝烟中走来的军旅作家，他的人生，最终是跟知青和地质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先当知青，后当地质队员。殊不知这样的人生经历，最后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了他的英雄情结的粘合剂。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铸就了一代青年沸腾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怀。返城以后，在追怀青春、反思历史的同时，悲情、悲壮、悲悯成了知青文学涂抹不掉的情感底色，作品的风格追求亦因此而可分为无悔派、理想派、磨难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他知青出身的作家，如韩少功、张承志、柯云路、张炜等，无论写作套路后来有多大变化，知青阶段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这个特点，那正是被知青生活镌刻下来的一种青春英雄的记忆。

与知青相比，地质勘探队员天南地北的生活艰苦但浪漫，也容易让青春热血沸腾。山东作家张炜与地质生活就有很深渊源，用张炜的话说，地质和文学离得很近，地质队员天生就应该是文学家。张炜自己从小就迷恋他们的生活。他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达450万字的十卷本皇皇巨著《你在高原》，原来有一个副标题就叫“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为写这部小说，张炜甚至自学地质专业的课程，学习去野外采矿石标本，大量阅读地质工作者及著名地质人的传记。他的全部一千多万字作品，有关地质的竟然占了一半[14]。

不过，张炜只是当过知青。带上地图、指南针、罗盘，背地质包，住帐篷，饮山泉，出入荒山大漠去寻找宝藏，那只是他少年时的梦想。与张炜相比，欧阳黔森幸运得多，他的黄金年华全都在上山下乡和地质勘探的岁月中度过，两种最具文学滋养的生活，都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把文学之旅最初的激情都献给了诗歌，献给了那首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勘探队员之歌》，献给了从战争硝烟中走向地质队伍的军人（欧阳黔森诗作《最后一匹军马》），以及那些为了找矿而把一生，包括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莽莽群山的地质人。也就是从地质队员的生活开始，欧阳黔森重新咀嚼和回味知青生活，用散文的形式讲述了“十八块地”卢竹儿、鲁娟娟、萧家兄妹的故事。机缘巧合的是，知青与地质队的生活都需要有青春激情，都意味着艰难困苦、风沙磨砺，都意味着对理想信念与价值坚守的一系列考验。或者说得再直接一点：知青生活与地质勘探正是最适合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发酵的土壤和温床。感受着红色土地的滋养，呼吸着来自乡村山野质朴刚健的气息，欧阳黔森的英雄情结，终于在知青岁月的磨炼与地质队员的风餐露宿里，交织成了一种历史的与文学的双重宿命。

在欧阳黔森的小说中，英雄的谱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似“卡里斯玛”，一种则具有民间侠义情怀。一般来说，卡里斯玛应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是具有领袖气质、万人瞩目的“一群之长”，后一种则未免平凡和普通，需要被发现、被定义才能成为英雄。卡里斯玛（Charisa）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概念，指人的超凡魅力、感召力，或超人天赋之类的特殊品质。韦伯认为具有这种品质和力量的人往往高踞于一般人之上，并能激发别人对他的忠诚。“五四”是最早提出中国青年应具备卡里斯玛素质的时代，那个时期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等，鲜明地表达了这类人格追求[15]。后来在民族救亡与革命战争中，在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类诉求更是层出不穷，大写“新英雄人物”，甚至成了那个时代衡量创作成败的标准。

欧阳黔森笔下有相当一部分类似于“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既包括主旋律作品中的战争英雄、史诗英雄（《雄关漫道》《奢香夫人》），与严峻的生存条件抗争的农民英雄（《绝地逢生》《八棵包谷》），也包括在其他中短篇小说中驰骋政界、商海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能在严峻考验面前，表现出某些非凡人格与崇高志向、坚定意志，尤其不甘庸庸碌碌。但同时他们又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超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其英雄品质并不都在轰轰烈烈的业绩中光彩照人，日常生活领域也常见其人格的闪光。如果说《雄关漫道》《奢香夫人》的主人公是最接近严格意义的“卡里斯玛”类型的英雄，那《白多黑少》中的萧子北，《非爱时间》《下辈子也爱你》的中陆伍柒，《非逃时间》《失踪十五天》中的几个知青战友，包括《穿山岁月》《莽昆仑》《有人醒在我梦中》《味道》《远方月皎洁》中的热爱诗歌的地质队员等，除了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都多少具备一些“卡里斯玛”的气质。就是懵懂、崇尚自由浪漫、敢于冒险进取的地质诗人，那种心雄万夫的豪气和远大志向，都堪比英雄。尽管这些中短篇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和平年代，都属通常意义的现实题材，甚至是很庸常的生活（孟繁华觉得有一点欧阳黔森自己的情感经历），既缺少《雄关漫道》和《奢香夫人》中的战鼓旌旗与金戈铁马，也没有《绝地逢生》《八棵包谷》中那种人与自然的悲壮对峙。但这并不妨碍人物的壮怀激烈。无论对情感还是对事业，他们都还保留着难以自抑的激情。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在文坛，艰苦生活或战场硝烟（有的人物有从军史，如萧子北）对他们而言都是财富，任何时候都不失雄浑、阳刚、豪放的品格。比如对情感，数十年后美人虽已迟暮，但“英雄”仍一往情深。被岁月所改变的，只是男人性格的粗粝，并非感情的粗糙。在生硬鲁莽、不近人情的外表后面，人物并不缺少细腻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如此，聪明的杜娟红知道该如何给自己深爱的“英雄”留足派头与面子，更知道该如何用一个顾盼，一个动作，瞬间让她的“卡里斯玛”怦然心动。这种关系，在陆伍柒与萧美文那里也描写得非常微妙和生动。难得的是，萧子北和陆伍柒都知道该如何节制，都知道如何面对情感、家庭和事业的冲突，无论这种冲突对他来说如何残酷。而这一点，大致也就是卡里斯玛式英雄的全部精神境界。

欧阳黔森笔下的“卡里斯玛”偶尔也会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在《穿山岁月》 《莽昆仑》 《有人醒在我梦中》 《味道》《远方月皎洁》《五分硬币》等作品里，年轻的主角虽心高气傲，但情感炽热，在他所爱恋的姑娘面前虽然还很青涩，骨子里则非常血性。他通常是一个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既自尊、自负，也正直、刚硬，乐于主持正义，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怕惹火烧身，也决不图人回报，很有些侠客和豪杰的意味。在《有人醒在我梦中》和《丁香》中，男主人公就敢于因夏排骨、方国庆的轻佻而动粗，也能像《五分硬币》《姐夫》《兰草》《味道》那样，因自负而伤情，以自信而重情，或者因自傲而误情。他的弱点也因此暴露无遗，错失之后往往就在月光皎洁的孤寂之夜，付诸刻骨铭心的思念。

《水晶山谷》《白莲》《敲狗》是英雄谱系中的另一种类型，也是英雄情结的另一种民间表达。主角都是一事无成、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不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而且也没有任何文人、诗人的浪漫情调，行为绝谈不上风云叱咤。如《水晶山谷》中的农家子弟田茂林，《白莲》中的坐台女、乐师、妈咪，《敲狗》中厨师的小徒弟等。把这样的人物说成英雄，似乎特别不靠谱。然而，在他们身上刹那间爆发的能量，又完全当得起英雄的评价，绝不是愚民庸众、凡夫俗子的精神境界。比如田茂林，在家乡稀缺矿石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他曾丧失自我，醒悟之后，点燃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瞬间就让玉石俱焚有了涅槃一样的含义。《白莲》中的三个人，一个坐台女，一个妈咪，一个乐师，都是风尘人物，但她们的行为又都非常仗义。妈咪要成全白莲为自己赎罪，白莲卖身却又不肯出卖真情，结果阴差阳错，白莲绝无可能再接受阿男，而妈咪的一念之差，也造成阿男终身瘫痪。所幸是无论什么后果，都没有人选择逃避。在这里，是一种与忠贞、诚信、侠义有关的民间道德在起作用，其行为与豪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敲狗》写了三个人物，但从英雄叙事的角度看，厨子师傅和中年汉子只是铺垫，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小徒弟。他完全当得起英雄的评价。小说的高潮是给狗放生，而放狗正是小徒弟最了不起的英雄壮举，如果说这类小人物的行为与真正的英雄还是有所不同的话，那也主要是他们未能改变世界，未能给更多人的生活带来改变。真正的英雄是要救人于苦难，尤其是要改变世界的，小人物却只能被救或自救，似乎当不起英雄的称号。但是，英雄和英雄行为毕竟有共同的东西。卡莱尔的英雄理论就认为，英雄的身份可以千差万别，如先知、诗人、帝王、教士，或者因诞生的环境不同而成为其他。但英雄之为英雄，有些品格素质一定是相通的，“他们基本上都有一种能力，即能望穿万物的骗人的 ‘虚伪外观’，透察其核心，即辨别 ‘实质’与 ‘表面’的能力”[16]。卡莱尔的所指，其实就是人的某些优秀品质，如忠诚正直、光明磊落、敢于牺牲奉献等，有这样的品质，平凡人完全可以成为英雄。欧阳黔森这类小说，在平凡中对不平凡的英雄壮举作了新的诠释，并由此延伸到历史和人性的升华方面，这就是创造。

为着英雄情结的宣泄，欧阳黔森有时也对小人物非同寻常的行为作一种世俗化处理，比如唐三草的狡黠，梨花的心机（小说《村长唐三草》《梨花》），但都在乡村道德可接受的范围内，人物更重要的精神内核，还是正义、道义、侠义，那是民间的正能量，不能说它跟英雄完全无关。当然。对平凡人物不平凡人格最成功的艺术表现，还是对它的诗意化处理。如《断河》《扬起你的笑脸》《心上的眼睛》。这些作品有着两种不同的诗意，一是抒情诗，一是史诗。作家在这些普通的或传奇的故事里，倾注了全部的想象和热情。

《心上的眼睛》，主角是残疾人丁三老叔，他在娄山关景区当清洁工。但这里是当年的战场，毛泽东曾在这里写下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如今，英雄已“化成了山脉”，英雄的历史却成了清洁工终生的追怀，那里面不光有他的精神崇拜，也有他的亲情。所以他愿意用自己的一生，来完成只有英雄才能完成的使命。小说结尾，重返战场的盲军人依靠丁三老叔的帮助，满足了自己的心愿，而能为当年的英雄尽一点心力，对丁三老叔也是毕生的荣耀。历史的壮阔与现实的朴素，在这里终于汇成了一首英雄的诗篇。在《扬起你的笑脸》中，主角是乡村教师与他的学生。知识的启蒙让学生向往山外的世界，最终却被阻隔在河对岸的山中。夜晚来临，老师带着他的两个学生来到山谷，用火光召唤迷失的孩子，“那夜的火光和那夜的斑斓”从此在孩子们心中不再熄灭，那已经是诗一样的生命之火。有这样不朽的诗篇，那位乡村儒者也就有一点高大挺拔的英雄意味了。

比《心上的眼睛》《扬起你的笑脸》更厚重的是《断河》的那种史诗性处理。何士光就是这样来读这篇小说的。他说作品是“诗一般的史，史一般的诗。通常史诗都会是长篇巨制，但《断河》却绰绰约约地让人感到，黔森只用了短短的篇幅，来窥视了这种史和诗的意境”[17]。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了。不过，进一步分析，史诗有多种，比如创世史诗、迁徙史诗之类，《断河》只能是英雄史诗，它具备那样的品格。一般来说，当得起英雄史诗评价的作品，里面不光要有非同寻常的业绩，更重要的是悲剧命运与历史沧桑，那是既关乎人格、人性，也关乎公道、命运的玄机，英雄身边，甚至还要有绝代佳人。史诗之要为英雄所限定，一定要具备崇高、神圣、庄严的气魄，特别是要有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18]。

除了没有宏大的规模与篇章结构，《断河》具备英雄史诗的所有要素。或者说，这就是一部浓缩的英雄史诗。小说开篇几乎是史前生活的画面，红土地封闭、贫瘠，“千里连绵不断的小山头，像一支扬帆而又永远走不动的船队”，断寨人世世代代困守在这里，不得不为生存而战，为生育而战。老刀、老狼、梅朵的爱恨情仇，因此一开始便危机四伏，充满悬念，古朴的人性与剽悍的民风更为故事的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老刀是梅朵的丈夫，但他要的只是性。梅朵向老狼投怀送抱，求的却是爱。三个人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决不偷偷摸摸。甚至情敌生死对决的关键时候，出场的都是属于英雄人格的道义、正义、侠义。连奋身一跃替主人吞刀送命的那条狗，都显得那样的忠勇无比。老刀暂时放过老狼，只是想亲眼看一看老狼如何贪生，以为自己夺得精神的、心理的真正胜利，也不失为英雄的一种选择，但那种冷漠、冷酷已经与武功、与爱情无关，只关乎人格、性格。老狼为了看一眼刚出生的儿子，面对老刀的枪口，看似刚毅的脸终于开始发青、流汗，“闪过一丝求生”之意。老刀满意了，于是不屑于再朝情敌开枪。老狼虽赢得了梅朵的爱情，但为了柔情，输了刚勇，老刀的话句句都是诛心之论，看了儿子一眼，老狼只能选择自尽，否则枉自称雄一世。但直到此刻，老狼也并非真正的输家，有道是：无情未尽真豪杰，老狼其实死得很壮烈，也很值得！

不过老刀也并非最后的真正赢家，老狼的儿子龙老大长大后，成了断寨的又一位乱世英雄。养父教他刀法，他不能与养父比刀。但他鼓励养父跟自己的生母梅朵再生一个兄弟，好让同母异父的兄弟俩日后有刀可比。老刀当然不愿输掉这口英雄气，为了生儿子，他疯狂地折磨梅朵。面对身衰力竭的丈夫，梅朵只好跑到外面与路人交媾，生下麻老九哄骗老刀。未料人算不如天算，麻老九生性羸弱胆小，一看就不是老刀的种。此时龙老大进京勤王回来，已顶天立地。但他只能气死养父，不能弑父。而麻老九一生只得活在龙老大的护佑之下。对这位同母异父兄弟，龙老大可谓用心良苦，他先送一个女人给这位弟弟做老婆，再对这位稍稍有点嫌弃兄弟的女人痛下杀手。之所以如此心狠手辣，竟然都是为了保护兄弟，以不负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小说中的这几个人物，既是仇人，又是真正的父子兄弟。都肝胆相照，重情重义，都当得起草莽英雄的称号。就连麻老九最后一刻为自己心爱女人的“殉情”，都有几分悲壮的含义。英雄就是英雄，无论起于乱世还是治世，无论一生草莽还是修成正果，他们的命运总会关乎悲剧，总会关乎历史沧桑，总会以不同寻常的人性冲突，为后世留下种种言说不尽的话题。能够把英雄演绎到这样的深度，《断河》自然也就当得起何士光的史诗评价，虽篇幅不长，但也就可以看作浓缩的史诗了。

《断河》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欧阳黔森最好的小说之一。另一篇《敲狗》也堪称上乘。作品的成功，同样应归结为它的英雄叙事。虽然与其他小说相比，英雄叙事在这里含蕴深厚了许多，不再那么激越高亢、锋芒毕露，而英雄也不过是草根英雄或草莽英雄而已。但是，英雄的理念、气质、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在沉稳、内敛、厚重的故事后面，仍能感受到那种很强劲、很鲜明的英雄情结。

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很容易让人想起抗战时期大批入黔文人对贵州精神的发现和解读。那时的贵州经济社会还相当落后，老百姓衣不蔽体，家徒四壁。连吃盐这样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贵州不产盐，只靠从邻省肩扛马驮运进来，所以价格奇高，对普通人家甚至是奢侈品）。但恰恰就是在这样封闭落后的地方，闻一多、李长之、茅盾、林同济等人却有了新的发现。林同济以平原文明来与贵州的这种山地文明相对照，认为平原型精神“博大有余，崇高不逮”[19]，正需要山地文明崇高奇险的气魄作补充。闻一多则从贵州山野的民间歌谣中，读出了一种原始生命活力的释放。那是这样的歌谣：“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另一首：“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闻一多以这样的歌谣为例，说：“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20]”今天，在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个人化叙事显出了几分贫血、孱弱时，欧阳黔森却在为它注入阳刚、雄浑、崇高，这本身就是壮举，所谓英雄叙事的当代价值，正体现在这种情怀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