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选题研究现状与结构框架_欧阳黔森创作研究-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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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选题研究现状与结构框架

欧阳黔森1965年出生于贵州铜仁，其创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出版第一部诗文合集《有目光看久》，然后以1999年在《当代》发表短篇小说《十八块地》为标志，很快进入创作的喷发期。他的作品主要包括两大类型：第一是发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散文》等国家一级核心期刊及《红岩》《山花》《百花洲》《青春》《长城》等省内外文学刊物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及散文和诗歌。其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国内主流刊物转载和推介，还被翻译到俄罗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迄今为止，欧阳黔森已出版长篇小说《非爱时间》《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奢香夫人》，中短篇小说集《味道》《白多黑少》《莽昆仑：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选》等，另有诗文与小说合集《水的眼泪》，散文集《枕梦山河》。除《断河》《村长唐三草》《扬起你的笑脸》《五分硬币》《丁香》《血花》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先后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外，短篇小说集《味道》2003年还被收入孟繁华主编的“短篇王文丛”。长篇小说《非爱时间》被收入“夜郎王”丛书。《断河》2004年入围“鲁迅文学奖”,《敲狗》于2009年名列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榜首，并被认为是“短篇小说的典范文本”[33]。2018年1—9月，欧阳黔森的非虚构创作《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连续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很快由《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主持，在贵州铜仁召开了研讨会。

欧阳黔森第二种类型的创作是电影和电视剧。其中有原创，也有部分改编自小说。长篇小说《雄关漫道》是他的第一部长征题材长篇小说，发表于国内最权威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头条，贵州省委宣传部最初想把它改编成影视剧，但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也看中了这部作品，后来中宣部以17号文件的形式，明确把《雄关漫道》的改编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献礼片。这部作品的“四级跳”[34]，在文坛引起了极大反响，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后，中国作协和《当代》杂志迅即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大型研讨会，数十位全国著名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参加了会议，《文艺报》用整版篇幅对部分发言作了摘录和报道。

除《雄关漫道》外，欧阳黔森在全国有影响的影视作品还有《绝地逢生》《二十四道拐》《奢香夫人》等。部分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飞天奖”、“金星奖”。2009年，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绝地逢生》全国“两会”期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拿到了影视宣传贵州的头彩。这部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贵州省艰苦卓绝的反贫困斗争的电视剧，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和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优秀作品一等奖。2011年，欧阳黔森作为编剧和总制片人的电影《幸存日》《旷继勋蓬遂起义》《云下的日子》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后，也得到了广泛好评。由他担任编剧、制片的30集电视连续剧《风雨梵净山》, 30集电视剧《奢香夫人》等，均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围绕贵州地标性抗战公路“二十四道拐”展开剧情。为了写好这部向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的作品，欧阳黔森耗时数月行走在这条当年的运输大动脉上，并到各地的博物馆收集资料，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写作素材。这部作品和他的其他影视剧一样，对宣传贵州、繁荣贵州文艺，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

关于欧阳黔森的创作，自2000年以后就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研究者中，不乏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评论家协会主席、著名影视评论家仲呈祥，《文艺报》主编梁鸿鹰，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室主任白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室主任、现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著名评论家雷达、阎晶明，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学评论》编审董之林，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遇春，湖北大学教授周新民等。省内学者谢廷秋、魏家文、颜同林、周军等，对欧阳黔森创作的成绩，更是给予了极高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于国内的主流刊物，如《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电影评介》《当代文坛》。

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影视剧等大型作品，大都以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脱贫攻坚为题材，并带有鲜明的发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彰显贵州人民艰苦卓绝斗争精神的倾向，都是主旋律作品，都属主流叙事、宏大叙事。研究者们对欧阳黔森的这一创作倾向，都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雄关漫道》所反映的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在黔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那一段历史，在过去以表现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的长征题材创作中曾被忽略，因此这部作品在填补历史空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35]。“二十四道拐”是抗战时期滇黔公路贵州段具有地标意义的一处险要隘口，美国援华的战略物资经由滇缅公路到达昆明后，必须通过“二十四道拐”才能送往国民政府的首都重庆，堪称当时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的咽喉。电视连续剧《二十四道拐》在这样的背景上，讲述了日军对这一隘口进行轰炸、封锁，中国军队不畏艰险保路、修路、护路的故事，体现了中共贵州工委在这场艰苦对决中的特殊作用。仲呈祥认为这样的艺术表现，是以情义写大义，以艺术的手段再现不能忘记的历史，再一次让国人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36]。对欧阳黔森的主旋律创作，研究成果较多关注的，还有电视剧《风雨梵净山》，电影《旷继勋蓬遂起义》，长篇小说《奢香夫人》及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等。

研究者们注意到，欧阳黔森的主旋律创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题材发掘，他的现实题材电视连续剧《绝地逢生》，电影《云下的日子》《幸存日》等，也都具有与红色题材、历史题材创作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即便是以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也都被赋予了相同的思想内涵。由对这种精神品质与思想内涵的分析出发，不少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欧阳黔森创作的内在精神结构与气质的概括和分析上。孟繁华就认为欧阳黔森作品里有一种“剩余的理想主义的气质”。陈晓明也说，像《非爱时间》那样的作品，在人文精神失落的当下，是对解决“当代精神困局”的执着。其他评论家如张颐武、雷达似乎也有类似说法，大都认为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品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潮与浮躁风气，欧阳黔森现实题材创作中的理想主义，常常表现为对当代人“价值归宿”的呼唤[37]。孟繁华并且还说：欧阳黔森之所以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引起中国文坛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高产的数量，根本在于他的这些作品能够不断击中我们的阅读神经，让我们获得某种审美上的震撼[38]。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室主任的白烨，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年度报告《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中，亦认为欧阳黔森的《非爱时间》等“夜郎自大”长篇小说丛书，有着“刚烈的文学气质”[39]。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欧阳黔森的小说也像何士光一样，挣脱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拘囿，没有让人物成为再现生活的工具，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让人物回到了人本身，恢复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来面目”，他们多从解剖人性、表现人性美的角度，来解读欧阳黔森的小说的艺术特质[40]。也有一些成果联系欧阳黔森的地质队生活经历，从地域文化、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欧阳黔森，李遇春即认为欧阳黔森不仅把专业的现代地质学知识融入小说叙事中，用诗意的笔触展示贵州的地理风物，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知识性叙事模式，而且他还着意发掘和捕捉贵州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异人奇事，塑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典型，激活并重塑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贵州精神[41]。

在有关欧阳黔森的研究成果中，还有专门从艺术方面着眼的。认为欧阳黔森倾注心力最多、所取得成就最高的作品是短篇小说。而这样的成就，得益于贵州的生活。贵州是少数民族集聚地，也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一块文化宝地。欧阳黔森短篇小说的艺术探索，吸收了中国古代编年叙事、传记叙事、比德审美意识的有益滋养，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42]。对欧阳黔森的一些作品，何士光也给过很高的评价，在为欧阳黔森的小说集作序时，何士光说：《断河》是“浓缩的史诗”[43]。

总体来看，有关欧阳黔森创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小的收获，成绩不能低估。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欧阳黔森的创作已形成较大的体量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却并没有对其整体性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对欧阳黔森创作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怀虽然给予了极大关注，但均以散见于国内报刊的单篇论文为主，尤其缺少从历史理性的角度阐释其价值建构的研究成果。另外，已有的研究也未曾论及欧阳黔森的艺术建构怎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精神相契合，而这一方面，恰恰是欧阳黔森创作最重要的成就和特色，既是欧阳黔森创作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另外，从视听艺术本体的角度对欧阳黔森的影视作品进行综合研究，目前也暂告阙如。

欧阳黔森的全部创作，包括文学（小说、诗歌、散文）与影视艺术两大类。本选题第一章，在总体把握欧阳黔森全部创作的基础上，需要以其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为基点，向文学和影视艺术两方面，形成一个扇面来展开。这样的布局，是我们拟想中的一点两面扇形结构。为形成这样的结构，需要根据欧阳黔森的全部创作，对“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他在贵州作家断代史的地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作出判断的依据，也是欧阳黔森的创作从贵州乡土叙事传统中突围的姿态及其意义，这也就说到了这位作家所独具的创作个性：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的取义关联。对欧阳黔森来说，历史理性既是对历史过程的认知和阐释历史的能力，也是切入现实的重要路径。对他来说，历史理性并不仅关乎历史，“确定某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是否有意义的钥匙隐藏在当代的思想意识和客观的价值观念中”。[44]按照基本的学术规范，对这方面的研究现状当然需要进行梳理，这才能看出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的取义关联，到底有何意义。对此，我们从激情、理想与历史理性，英雄的底色、来路与类型，历史理性等不仅关乎历史诸方面进行了论述，目的就是让课题研究的出发点明晰起来，为课题的全面展开确定基本调子。在这里，一点两面扇形结构中的“点”，实际就是课题研究的中心点、基本点、出发点。“点”的论证完成之后，课题即向文学（小说、诗歌、散文）和影视艺术两面展开，以形成两个扇面。

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本课题的第一单元，主要讨论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纲领性部分是“社会主义伦理与讲述中国的方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伦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宝贵财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换，表明社会主义伦理必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而欧阳黔森作为向社会主义伦理转型的典型作家，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伦理传统，人民伦理和文化地理是这种叙事伦理的重要载体。欧阳黔森对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的思考，以及对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歌颂，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原则。同时，欧阳黔森也描绘了改革时代的现实巨变，表现了对时代精神和自然宇宙的思考，强调了道德伦理和自然天理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尤其是他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不断开拓与创造的可能性。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与讲述中国的方法上，也渗透到了他的形式意识形态、感觉意识形态，以及小说的文体实验、英雄叙事、风景叙事诸方面。第二章至第五章所要论述的，主要便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与作家的激情、理想、历史理性、现实情怀、英雄情结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围绕中心点、基本点、出发点来详加讨论。

第二单元为第六章至第八章。这是本课题向欧阳黔森影视艺术创作这一面的展开。在对欧阳黔森电视剧创作多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的特点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本单元主要讨论欧阳黔森影视剧创作中的叙事视点、类型表达，以及有关“影像贵州”的地域文化元素。由于这一单元的讨论要立足于影视本体，按照影视艺术的规律，探讨欧阳黔森影视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和特色，因此，有必要专门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和梳理。我们认为，关于欧阳黔森影视剧创作的讨论，多集中在题材选择、叙事视角和人物塑造等美学追求中所流露出来的英雄主义气质与乐观主义革命精神上。亦有人注意到了欧阳黔森电视剧文本内部的民族统一叙事视野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同时，对其剧作中所传达的主流价值观，对民族文化历史的发掘、保护立场，以及欧阳黔森生态主义叙事风格、主旋律意识形态特征、乐观积极的农民形象塑造，科学发展观格局下的艺术创新等，亦有零星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贯穿于欧阳黔森影视剧创作中的显著特征，是他叙事视点中的作家视角、时空探索路径和历史理性思辨，在意识形态表述与电视剧类型元素、理性抒情与历史反思，以及场景功能与风景隐喻的对立与融合中，欧阳黔森的影视剧与他的文学创作有着同样的艺术追求，那便是激情、理想、历史理性与英雄品格。围绕欧阳黔森影视剧作的这一特征，第六章主要讨论其影视剧艺术中的作家视角与时事书写、在地英雄与故土情结、时空抒情与风景空间、背景絮语与视角隐喻、理性视点与叙事想象，最终回归到影视文本内部，从容易被忽略的影视艺术元素着手，探讨深藏于其题材与文本内部的艺术特征。

第七章主要讨论欧阳黔森影视艺术的类型表述路径。在当前的影视剧创作中，类型杂糅不仅仅是普遍趋势，也日渐成为作品、大众和创作者三者之间的对话逻辑。从欧阳黔森影视剧中温润积极的现实主义表述策略和具备反身性对话意识的英雄叙事策略出发，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编剧采用了何种策略将不同类型的故事元素聚合？在这一策略或模式中，编剧如何平衡观众期待与艺术创作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否最终形成了特定的作者风格？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类型作为方法，不仅提供给欧阳黔森从文学跨界到影视的合理性身份，更为他进行自我对话提供了语义场。对此，我们将从成长与史诗品质、爱情悲喜剧与生命礼赞、权力博弈范式与谍战元素、民族历史传记与自我意识、家庭情节剧与社会问题五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第八章主要从观看、道具、仪式、表演、档案五方面，探讨“影像贵州”的价值表达机制，这是对欧阳黔森影视艺术中地域文化元素的一种探讨。这里的“影像贵州”与“影视作品中的贵州形象”或“贵州影像”不同，前者指影视作品中真实记录或二度创作的关于贵州的视听语言符号系统，而后者的指代范围更广，强调大众媒介中展示贵州形象的影像资料。通过对主流（官方）媒体的“贵州影像”图文报道，法国纪录片和国内先锋电影中的“贵州影像”，以及毕赣导演的电影《路边野餐》、饶晓志的电影作品《无名之辈》的比较，我们发现“贵州影像”在影视作品中主要呈现为去命名、再命名和正名三种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影像贵州”所涵盖的价值表达体系与表达机制。表达的前提是观众能够通过“观看”成功接受影像承载的价值内容，而叙事“道具”作为特定的价值载体，“仪式”作为价值的隐喻系统，一个具备让价值从物质记忆过渡到精神内核的中转功能，另一个则通过抒情完成了价值系统的共鸣。最后，演员的“表演”是辅助于影像价值表达的重要元素，“档案”则是影像价值和社会价值接轨的具体策略。这五个层面，即是欧阳黔森影视“影像贵州”的价值表达机制。

总之，第二单元是联系欧阳黔森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从影视本体的角度，兼顾“作家”身份（相对编剧、艺术家身份），对欧阳黔森影视创作的一次系统性讨论，以回到一点两面扇形结构的“点”上去。正是在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的取义关联上，欧阳黔森的全部创作，有着非常明显的内在统一性。

[1]《周礼注疏·地官·司徒》,（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2页。

[2]（汉）班固：《汉书》（十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29页。

[3]（唐）房玄龄等：《晋书》（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5页。

[4]（唐）姚思廉：《梁书》（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8页。

[5]（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6]《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6页。

[7]《论语·述而》,（清）刘宝南：《论语正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76页。

[8]（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四册，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4页。

[9]鲁迅：《致陈烟桥》,《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28页。

[10]如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关于祭神迎会》《萨满教的礼教思想》《陈师曾的风俗画》《地方与文艺》《歌谣与名物》《征求猥亵的歌谣启》《猥亵的歌谣》《祖先崇拜》等。

[11]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