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形式意识形态与小说文体实验

自1999年在《当代》发表短篇小说《十八块地》以来，欧阳黔森已正式发表数百万字的小说作品，并在21世纪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孟繁华在把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集《味道》编入“短篇王”文丛时，认为包括欧阳黔森在内的这些人，都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处境中，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1]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敲狗》获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时的授奖词，也认为这篇“小说不仅在结构上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在道义和人性的刻写上也见出传统文化的底蕴。小说通过写狗对主人的依恋，厨子对情感的冷漠及徒弟的被感动折射出人性的光芒，把人性解剖这个文学的宏大主题用 ‘敲狗’这个断面展现得曲尽其妙，称得上是短篇小说的典范文本”。[2]另一篇小说《断河》，也曾获得很多人的高度评价。何士光即说：“文学作品中不是有一种境界，叫做史诗？不妨望文生义的话，这种境界里就有史也有诗，是诗一般的史，史一般的诗。通常史诗都会是长篇巨制，但《断河》却隐隐约约地让人感到，黔森就只用了短短的篇幅，来窥探了这种史和诗的意境。”[3]

对欧阳黔森小说如此这般的评价，其实也得益于他对小说形式所进行的深度思考和多样化探索。在《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中，欧阳黔森说，“短篇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快乐的一种形式”[4]。他认为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常给人以饱满、激动和完美的印象，短篇小说形式自由但能给人以成就感，创作短篇能使作者感到轻松快乐，也能在短时间里给读者以小说的全部享受。众所周知，小说这种文体对人生与世界的描写在理论上有其广度和深度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无限性决定其艺术形式具有包含小说以外各种文体的可能性”[5]。正是因为考虑到了小说文体多样化的可能性，欧阳黔森才致力于从跨艺术角度探索小说创作的多样性，诸如借鉴诗词、散文、音乐等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北京大学学者李杨曾借鉴卢卡契、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他认为“文学形式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文学形式、文类、体裁的演变显示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欧阳黔森的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