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道德焦虑与社会伦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价值观缺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39]欧阳黔森深入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在《文艺家的“文化自信”该何去何从》中详细讲述了他的学习体会，他强调作家应该主动担起灵魂工程师的重担，用文艺作品去积极引领人民群众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2015年，欧阳黔森在访谈录《探寻人性美》中提到他表现人性善良源于他对社会道德状况的忧虑，他认为善良在当今社会太可贵了，人性缺失已经触目惊心，他对社会道德状况的态度已经上升到了焦虑。为了改变当今社会人性的缺失和人情的冷漠，欧阳黔森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往真善美，以作品来温暖人心。欧阳黔森对人性善良的表现还源于他对母亲的崇拜，他写道：

于我来讲，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母亲文化不高，但很会讲故事，中华传统中那些好故事，几乎都是母亲讲述给我的。母亲与她同时代的女性，都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很好地继承了中华女性的美德。在我眼里，母亲就是真、善、美的化身。而在现实中，时下的女性们离这些美德实在是不敢多说。由是我便在我的作品去希望，去向往。记得小时候，母亲那怕是讲鬼的故事，也不会让我恐惧，这是因为母亲充满着母性善良的仁爱。我的母亲快90岁了，虽然口语不清了，但她的声音一出口，房间里都溢满着慈祥之音。我这样设置我作品中的女性，是想告诉女性（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无论我们生活的景况有着怎样遭遇，我们仍然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向往生活，去热爱生活。[40]

在欧阳黔森心目中，母亲继承了中华传统美德，是真善美的化身，始终怀有母性的善良和仁爱。欧阳黔森在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获奖感言时说：

小时候，每逢夜深人静，母亲总是给我讲《聊斋》故事。那时候家里没有《聊斋志异》这本书，20世纪60年代时，确实找不到这本书。但是，那些故事人物，却是那样地生动在母亲的嘴里。讲的多是鬼的故事，可小小的我从未害怕过，我想母亲也从未认为这些故事会吓唬小孩子。在我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时侯，我终于有了一本《聊斋志异》，母亲看着我感叹了一句：“看了《聊斋》，想做鬼。”母亲的随口一叹，也许母亲也记不起了，是的，我也记不起母亲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么一叹。但这一叹，20年来，一直围绕在我耳边，久久地在脑畔回响。但这句话的利害，我是在20年以后才感觉到和真正理解到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个人讲故事，可以把原本该害怕的东西讲成了一种无比向往，这要多么的伟大才能做到呀！[41]

欧阳黔森希望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善良的女性来鼓舞人们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向往生活、热爱生活。由此可见，欧阳黔森追求性善论为核心的社会伦理，既与党的文艺政策和母亲的人格力量紧密相连，又与他对社会道德状况的焦虑紧密相关；欧阳黔森希望以美好的人情、善良的人性、高尚的人格引领社会道德和时代精神。

人情美一直是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重要追求。欧阳黔森对人情美的追求大都是通过爱情故事表现出来，他尤其喜欢表现初恋的美好、纯洁与坚贞。《五分硬币》讲述的便是“我”在1966年的大串联经历，“我”在西安车站遇见了“她”,“她”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并且还给了“我”一枚五分硬币。“她”的身影一直使“我”难以忘怀，“她”让“我”梦牵魂萦了几十年，但“我”始终都不知道“她”的名字，这枚五分硬币也就成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一段感情的象征。后来，“我”偶然遇见了“她”, “她”也认出了“我”，但“她”只是说“我”曾经吹箫吵得“她”睡不着觉。虽然“她”深深地伤害了“我”的感情，打击了“我”的自尊心，破灭了“我”的幻想，但是“我”仍然珍藏着那枚五分硬币。小说主要讲述“我”对感情的珍惜和怀念，表达的是对青春、理想和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主旨颇具象征意味，幻想的破灭更加表现了“我”对感情的珍惜。《断河》虽然主要讲述的是麻老九在断河边的人生经历，但在残酷的争斗中却包藏着深切的爱。龙老大闯荡江湖，仇家众多，为了保护同母异父的弟弟麻老九，他不与弟弟相认，狠心地让麻老九在断河里打了几十年的鱼，其目的是不让仇家来向麻老九寻仇，这是在乱世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小说不仅表现了浓重的亲情，还表现了深厚的爱情，梅朵对老刀和老狼都怀有真挚的爱情，最终以死殉情；麻老九经常在梦中会见死在断河的女人，他为这个梦境守候了一辈子。在高山深谷、尚武成风的武陵山脉，在残忍的爱中总是蕴藏着浓厚的情感与人性。《有人醒在我梦中》，讲述“我”在农场下乡时懵懂而又真挚的初恋，后来“我”又鬼使神差地离开了白菊，以至于白菊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来到“我”的梦里。小说既有对知青下乡辛苦劳作的回忆，又有对青年时代甜蜜初恋的怀念，表达了对青春易逝爱情难得的感慨。在2013年的《远方月皎洁》中，欧阳黔森仍在讲述“我”对青春时代的初恋的怀念，“我”在做地质工作时认识了卢春兰并与她有了朦胧的感情，但由于地质工作须不断迁徙，我们相约在不久的将来在七色谷见面。然而，卢春兰送给“我”的黄狗被同事宰杀，“我”不仅没有保护好黄狗，也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小说试图指出，年轻人很容易忘却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但青春易逝、年华不在，美好的事物不可能再次出现，人们只能是无言地睁开双眼怀念远方皎洁的月光。在这些表现美好爱情的作品中，欧阳黔森大都设置了革命时代的社会背景，爱情故事最终也都发展成了悲剧，使小说带有浓厚的感伤气息。

人性美也是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标志着欧阳黔森的创作进入喷发期的小说《十八块地》，讲述的便是“我”于20世纪60年代在十八块地农场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小说洋溢浓厚的革命气氛，知青们经常高喊革命口号，政委时常干吼《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我和卢竹儿经常阅读《青春之歌》《红岩》《烈火金刚》《难忘的战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但这一切都是在塑造环境或背景，小说的主要目的或许在于表达美好的人性，在生活困难的岁月，卢竹儿却充满哀伤与企求地要求保护山羊，最后怎么也不肯原谅“我”的背叛。政委关心保护鲁娟娟虽然夹杂了自己的感情，但政委的正直善良总让人心怀感激。小说描绘了那个特定的革命时代，也讲述了个体在历史发展中的命运变迁，但理想、爱情与命运似乎都不由自己掌控，知识青年留下的只是对逝去的青春岁月和美好感情的无限怀念。《敲狗》所描写的屠狗方式“敲”，比“杀”更为凶残，厨子为了做生意，以这种方式屠杀了无数条狗。因为陷入经济困境，中年汉子才神色黯淡、很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把自家的黄狗交给了厨子。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中年汉子首先想到的就是赎狗，原来他是因为父亲得急病要钱救命才卖狗的。但厨子不吃这一套，不认“赎狗”这样的道理，由此与中年汉子产生矛盾而相持不下。最后是徒弟在半夜偷偷把黄狗放了。小说通过厨子、中年汉子、徒弟对待黄狗的不同态度，探讨了人性的温度与深度，中年汉子和徒弟都表现了人性的温暖。何士光认为《敲狗》“是一篇精粹的作品，在那仿佛是不动声色的叙述后面，黔森以一种慈悲的胸怀，对人性作了一次深深的审视”。[42]这篇小说曾入围“鲁迅文学奖”，并名列2009年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榜首，授奖词写道：

小说在无情中写温情，在残酷中写人性之光，是大家手笔和大家气派。大黄狗再次绽开的笑脸，狗主人与大黄狗之间难以割舍的真情，使得徒弟冒险放掉了师傅势在必得的大黄狗。大量生动鲜活的如何敲狗的细节的铺排，只是为了最后放狗的一笔。在狗的眼泪里我们看见了人的眼泪，由狗性引申出来的是对人性的思考、对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的呼唤。小说不仅在结构上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在道义和人性的刻写上也见出传统文化的底蕴。小说通过写狗对主人的依恋，厨子对情感的冷漠及徒弟的被感动折射出人性的光芒，把人性解剖这个文学的宏大主题用“敲狗”这个断面展现得曲尽其妙，称得上是短篇小说的典范文本。[43]

《敲狗》获得国内重要的短篇小说奖项以及高度评价，有力地证实了这篇小说的价值。2013年，欧阳黔森在短篇小说《扬起你的笑脸》中讲述乡村教师田大德在梨花寨的教书故事。田大德学问高，为人洁身自好，他甘于清贫扎根乡村；他心地宽广宅心仁厚；他特别关爱学生，就像漫漫长夜中的火光照亮了学生的心灵。小说结尾以极具象征意味的语言描绘了田大德对学生心灵的影响，那山谷里夜的火光和斑斓从未熄灭从未消失从未离开他们的心，他们的心从此没有寒冷的感觉，他们的心有了灵魂的温度，扬起笑脸就成了他们的一种人生态度。欧阳黔森在小说中写道，“在我的脑海里，那堆火从来不曾熄灭过，而那张在火光中辉映的笑脸，至今灿烂无比”。[44]“扬起你的笑脸”既可以说是欧阳黔森特别看重的一种处世哲学，也可说是他重点张扬的人类精神。欧阳黔森试图通过田大德对学生的关爱赞扬乡村教师的奉献精神；欧阳黔森希望以爱的火光温暖心灵，希望以爱的火光照亮人世，他认为田大德老师的心可以用人间最美好的词来赞誉。美好人性一直是欧阳黔森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尤其是生活困难的革命时代，人们最终都得回归日常的物质生活和人际关系，人性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人心、温暖时代。

人格美也是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在早期诗歌《山村女教师》中，欧阳黔森讲述年轻女教师自愿选择偏远的荒村工作，把青春热血洒向古老愚昧的山村，把智慧与微笑洒向纯洁的童心。在《绝地逢生》《村长唐三草》等扶贫系列小说中，欧阳黔森讲述乡村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歌颂他们勇担责任、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在《勋章》《血花》《勘探队员之歌》《山之魂魄》等地质系列诗歌中，欧阳黔森讲述地质队员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歌颂地质队员是真正的“山之魂魄”。欧阳黔森一方面直接描绘乡村教师、农村干部、地质队员的模范事迹，热烈歌颂他们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他还间接赞扬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高贵品质。2014年，欧阳黔森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兰草》，小说主要讲述“我”的青春爱恋和理想追求，作为知青的“我”与上海知青兰草在武陵山脉相识，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也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叙述者“我”多次提到了北岛诗歌《宣告》和雷抒雁诗歌《小草在歌唱》，还直接引用了舒婷诗歌《这也是一切》中的诗句。小说在时间维度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小说讲述过去的知青生活，详细描绘当时的革命气氛，表达对知青生活和青春时代的怀念；另一方面，小说讲述现在的生活变化和命运变迁，尤其强调了《宣告》《小草在歌唱》《这也是一切》这些震撼人心的诗歌在历史天空中闪烁着光芒，并且继续照耀叙述者“我”不断前行。众所周知，《宣告》《小草在歌唱》《这也是一切》三首诗歌都表现了为追求真理而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和无畏气概，都表达了对理想和未来的坚定信念和美好追求，也都预示了变革时代的到来。欧阳黔森引用这些诗歌，表现了他由革命话语、阶级话语向改革话语、人性话语的转变，表现了他对改革时代的向往和追求。

欧阳黔森一方面表达了对纯洁人情、美好人性和高尚人格的向往，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社会道德失范、情感混乱和精神孤独的忧思与讽刺。2002年，欧阳黔森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白多黑少》，讲述萧子北与南岚、杜娟红畸形混乱的情感关系，虽然萧子北纵横商海，但他又纵欲情海难以自拔，在公司出事的同时，家庭婚姻也将遭受危机。小说《味道》则讲述三个层面的爱情故事：“我”与方冰的恋爱关系、方冰父母动人的爱情传奇、“我”编造的乱七八糟的爱情剧，欧阳黔森讽刺了现实生活和虚构剧本中虚假的爱情故事，而对方冰父母忠贞如一的爱情经历表示崇敬。长篇小说《非爱时间》出版于2004年，原以《下辈子也爱你》为题发表于《红岩》杂志。小说主要讲述知青黑松和陆伍柒在改革开放时代对过去的知青经历的深切怀念，他们对现实的情感生活极为不满。黑松与鸽子虽是二十年的夫妻但他们的感情并非牢不可破，陆伍柒则过着纸醉金迷、荒唐淫乱的生活。陆伍柒有无数的女人但从未结婚，他总是思念知青时代的萧美文。陆伍柒是一名富裕的、成功的企业家，但他仍然是情感世界的可怜虫，他的情感异常脆弱。小说旨在揭示当代的人性品格和精神状态，虽然当代物质生活富裕了，但有些人仍然陷于情感混乱、精神孤独的状态。

综合以观，欧阳黔森从当今时代的精神状况出发，着重描述了知识青年在革命时代的人生故事，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融入日常生活的情感叙事，不仅表达对青春、爱情与理想的怀念，而且表达对人情美、人性美与人格美的赞赏。但现代个体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知识青年的爱情与理想都随时代的发展而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感伤与怀念。在改革时代，曾经的知识青年大都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在物质上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但他们的人生并不完满，他们总是陷入情感混乱和精神孤独的状态。在当下时代，中国的物质生产力已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急需社会道德状况和时代精神的改善与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号召文艺工作者“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45]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准确观察分析当今社会道德状况和时代精神而作出的正确主张，也是社会主义伦理在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在欧阳黔森的创作中，革命与恋爱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最终都指向现代个体的精神出路，或许欧阳黔森在苦苦思索：在物质生活日渐发达的中国，我们该何以安顿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