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日本学者自战后派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涵盖了战后派作家的大多数作品。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展开，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战后派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并取得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下面将简要归纳整理中日两国在战后派战争小说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 日本学者的研究

从历时的角度看，日本学者战后初期多对战后派文学予以高度评价。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关于战后派文学开始出现较多的负面评价。对战后派文学的再评价呈现出以下特点：“把战后文学作为‘战后派文学’把握，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战后派文学’的全面否定”，或者“反倒称赞‘战后派文学的弱点’”。[10]

日本出版了几部战争文学方面的专著，但是其内容都较少涉及战后派作家。如安田武的《定本战争小说论》（1977）仅论及了武田泰淳的战争小说。川村湊等编著的《我们是如何讲述战争的》（1999）主要论及了大冈升平、岛尾敏雄的战争小说，《阅读战争文学》（2008）仅论及了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野吕邦畅的《迷惘的士兵——战争文学试论》（1977）则主要通过战场上幸存下来的普通士兵的手记、实录，探寻在战争这种异常的极端条件下，日本人在想什么、做什么。

此外，日本出版了一些论述战争文学的专辑。如安田武、有山大五主编的《近代战争文学》（1985）由“近代战争文学的意义”“战争文学成立的基础”“战争文学的各种样式”“战争文学作家论”四章构成，收录了22篇论文。其中，论及了大冈升平、岛尾敏雄、武田泰淳、野间宏等战争文学作家。艺术至上主义文艺研究会于1999年、2000年先后编辑出版了《战争文学》专辑，各收录了16篇相关论文，论及了岛尾敏雄、武田泰淳和大冈升平等战后派作家的战争小说。

关于战后派作家，都有相关的研究专著，其中或多或少涉及了他们的战争小说。如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编《野间宏·岛尾敏雄》（1983）、渡边广士编《野间宏研究》（1976）、中村正义著《大冈升平札记》（1989）、野田康文著《大冈升平的创作方法》（2006）、立石伯著《武田泰淳论》（1977）、川西政明著《武田泰淳传》（2005）、吉本隆明著《岛尾敏雄》（1990）、红野谦介著《岛尾敏雄》（1995）、中井正义著《梅崎春生——从〈樱岛〉到〈幻化〉的路程》（1986）、中野信子等著《堀田善卫——其文学和思想》（2001）等。关于战后派战争小说的代表作，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个案研究集中在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真空地带》、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野火》《莱特战记》、梅崎春生的《樱岛》《幻化》以及武田泰淳的《光藓》等作品，对岛尾敏雄、堀田善卫的战争小说研究较少。迄今为止，既没有对战后派战争小说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专著，也缺少以某个战后派作家的所有战争小说为对象的专项研究。

二 中国学者的研究

战后派作家中，野间宏最早被介绍到中国。他于1960年率领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李德纯、叶渭渠、尚侠等率先对战后派文学进行了综合性的述评，拉开了研究的序幕。[11]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把战后派的战争小说视为反战文学予以了积极评价。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指出战后派战争小说在战争认识上的局限，甚至由此否认日本战后有反战文学。

总体而言，关于战后派的综述性论文占较大数量，内容涉及战后派的兴衰、反战思想及其主题等方面。如徐东日、李玉珍指出战后派文学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洞察了二战，并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扮演的侵略者、占领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12]何建军指出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既不是反对侵略战争，也不是反对战败，而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描写战争的残酷以及带给普通民众的心理创伤。[13]雷慧英指出战后派文学的兴衰与日本战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14]

对战后派作家作品的研究，早期主要围绕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崩溃感觉》和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野火》等几部代表作展开。目前出版了两本相关专著，何建军的《大冈升平战争文学研究》（2012）以大冈升平的“战争五部曲”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战争体验为主线，将历史事实、文学文本和作者本人的言论作为基本的实证材料，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在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分析了作家所描绘的战争画面及其战争体验艺术化的手法、作品主题、人物形象、对战争的认识等。莫琼莎的《野间宏文学研究——以“全体小说”创作为中心》（2012）从小说文体学和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论证了野间宏文学中“全体小说”创作思想的形成、“全体小说”理论在系列小说创作中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

研究论文也有很多概论性、综述性的内容。如刘炳范指出野间宏的战争文学虽然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但也存在着故意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推卸责任的思想意识。[15]刘立善分析了野间宏《真空地带》等作品的反战特色。[16]陈端端分析了大冈升平在战争题材小说《俘虏记》《野火》《莱特战记》中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折射。[17]尚侠探讨了大冈升平小说中体现出的战争观、文人意识、大冈情绪与美学构成。[18]何建军指出大冈升平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描写了二战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具有浓厚的反战色彩，其文学创作深受司汤达的影响。[19]在个案研究方面，学者主要探讨了这些作品对战争与人性的反思，也有学者对作品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叙事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2005年以后，中国学界对战后派作家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2010年以后出现了一批研究战后派作家的硕士论文，如丁世理的硕士论文《堀田善卫的战争文学研究——以其在华经历与战争观为中心》（2015）较全面地分析了堀田善卫的《时间》《汉奸》《纪念碑》《桥上幻象》《方丈记私记》《广场的孤独》等战争文学作品。二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把武田泰淳、堀田善卫、梅崎春生、岛尾敏雄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关于武田泰淳和堀田善卫发表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研究涉及武田泰淳的《蝮蛇的后裔》《审判》和堀田善卫的《时间》等作品，主要探讨了这些作品对战争的反思以及两位作家的中国体验方面。[20]如冯裕智通过考察武田泰淳的中国战争经历和战地作品，探讨了战争前后他对华态度的转变以及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思。[21]王伟军分析了武田泰淳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反战思想、反战姿态和现实价值。[22]徐静波考察了武田泰淳的上海因缘、上海意象及其中国观，并探究了堀田善卫对中日关系的认识。[23]

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偏重于从政治学、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站在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的民族立场，着眼于文学的政治功能，以批判的眼光论述战后派作家在二战认识上的成就和局限，较少从审美的角度研究作品的艺术价值。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在战后派战争小说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尤其是中国的日本战后派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不少空白点。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是研究对象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日本学界的研究集中在野间宏、大冈升平、梅崎春生以及武田泰淳的战争小说代表作，很少涉猎他们其他的战争小说以及岛尾敏雄、堀田善卫的战争小说。中国学界的研究集中在野间宏、大冈升平以及武田泰淳的若干战争小说代表作，近年有学者论及了梅崎春生的《樱岛》和堀田善卫的《时间》，但岛尾敏雄的战争小说还无人问津。

二是研究立场民族性强，缺乏客观性。中日两国学者的一些研究太拘泥于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民族立场，致使其研究感情色彩浓厚，缺乏理性思辨，结论不够客观。如日本研究战争文学的著名学者安田武亲身经历了战争，有过战场体验。面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体验正在逐渐风化的情况，安田武说：“我们应该一边同这种风化赛跑，一边加速挖掘、记录尚未挖出的体验，正确地评价已经出版的战争文学，并确定其应有的地位。无论是否有意义，我想应该把十五年间牺牲了三百几十万同胞生命的记录作为民族的历史，毫无遗漏地记录、传承下去。”[24]中国学者的研究大多从正义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出发进行评判，与中日关系和当前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针对国内在日本文学研究中一些盲从日本人学术观点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指出研究者应该坚持中国人的学术立场，强调“在日本问题、日本文学的研究中，谈‘爱国主义’也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意义”。[25]

三是研究方法各有侧重，有偏颇之处。文学具有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战争文学的叙述视角也有感性层次、理性层次、人道层次和本体层次之分。由于民族立场、文学批评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都不尽相同。大体而言，日本学者缺少宏观的视野，多是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且偏重于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以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标准，大多没有关注到战后派战争小说在战争反思方面的局限。中国学者更注重作品的思想价值，多是站在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二元对立立场，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去解读战后派战争小说，旨在考察作品中所反映的战争观或历史认识，研究中有缺乏实证的弱点。此外，部分学者学术态度不够严谨，缺乏对文本的认真研读，观点没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