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初版）
本书的直接目的和任务在于阐明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关系。
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直接诞生地和理论土壤，后者就是在扬弃前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内涵。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对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描述，同时也就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本身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的旨趣并不在于再现外在的历史过程，而是要揭示其内在的逻辑或内在的本质要素。就其实际情形而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不仅有赖于他对作为黑格尔哲学解体表现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扬弃，而且也赖于他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但显然，后者的底蕴隐含在前者之中。
诚然，面前的考察对象距今已年湮代远了，以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初看上去其理论色彩似乎纯之又纯，无涉今日现实生活的实践。其实，在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动，以至社会实践从未如此强烈呼唤过哲学意识的今天，这种回溯从未显得如此重要和富有意义。
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令人炫目的变化中。这种变化到来得如此迅疾和连绵，仿佛不容人们有机会对其去冷静地慢慢思考和品味，以便把握其内在的深邃逻辑和蕴含。事变向人们宣昭了这一事实：社会主义无论在思想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操作方面，都面临着迄今最为重大的历史抉择和考验。在思想理论方面，事情首先关联和牵涉的，自然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在西方社会政治家们那里已经得到明确的反映和表达，正如他们把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宣布为“大失败”一样，他们也把这一“失败”的根源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方面”，即归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的“错判”和对人性的“误解”[1]。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历史地展现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以便结合新的实践经验从今日的历史视域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历史地位，对于现实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显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揭示和界定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本质。但是，总的说来，理论的着重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历史条件、由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把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本质特征的不同方面凸显出来。
鉴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呈现的唯心主义的科学主义与非理性的人本主义两大对峙的潮流和派别，特别是鉴于在理解、接收和发挥马克思哲学方面所产生的类似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或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倾向，以及鉴于这种理论上的对立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最后，鉴于上述诸种对立与矛盾在当今的发展及其趋势，本书强调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这样一种理解：由于马克思哲学把哲学认识的两个基本对象——客观世界与人、历史过程中的客体与主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社会物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所以，它体现了传统哲学中主体与“实体”（Substanz）、精神与自然、人与社会、存在与本质、一般与个别、必然与自由、科学与伦理等诸对立范畴、因素和原则的统一[2]。或许也可以说，当这一哲学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存在、主体活动相统一并进而与自然史进程相统一从而将“经济社会形态”（oe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发展宣布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时，实际上它无异于以逻辑的科学形式在更高级的程度上再现和重述了中国古代这一素朴而伟大的哲学命题：天人合一[3]。在这里，客观世界与人的精神、主体与客体、客体的发展规律、客观逻辑与主体的活动、主体存在的意义等，都构成了广义自然界之内的要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构成了广义自然界之内诸要素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这是一种玄览万象、尽收寰宇的宏观视域。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广义自然本体论哲学，或者说，它包含了一种广义自然本体论的哲学构思。[4]
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上述理解构成了本书的出发点。因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内含了基于这种理解所作出的一种尝试，即从马克思哲学是传统哲学中的客体主义与主体主义，科学的逻辑分析与伦理的价值判断，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两大因素、原则的有机统一出发，或者说，把这种有机统一明确地提升为方法论，来揭示和澄清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阐述和体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对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社会中在此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和倾向作出评判。
不难看出，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理解是与当代哲学精神倾向相契合的。从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最普遍、最深刻的矛盾是科学与人文两大精神的对立，这在哲学上又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可以说，当代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有价值的哲学，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矛盾的反映和揭示，都是有关这一矛盾的不同的分析和解答。在这一矛盾中，愈渐成为研究的中心和重点的是主体、主体性和价值这一矛盾的方面。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恰恰是一种颇富探索性且又达到较高成就的抽象主体性哲学。因此，研究和探讨马克思对这一哲学的扬弃，不仅触及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本质，而且恰好接触到了当代哲学问题的核心。
最后要说明的是，由于书中各章是在不同的时间完成的，所以，不仅在各章的结构和体例方面存有差异，而且，在内容论述方面亦有重复和衔接不当之处。但是，考虑到各章的相对独立性和为了不损害叙述的连贯性与完整性，暂时也就让其保持原貌了。此外，本书对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给予了特殊的注意，这是鉴于赫斯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之间所处的独特的中介地位以及现有研究文献的欠缺。还有，书中的引文一律删略了原有的着重号，这一方面是由于原著者在当时所强调的重点与我们今天所要理解和领悟的蕴含未必完全契合，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印刷方便的缘故。
1990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