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诸子百家的接受

司马迁的《史记》，要“成一家之言”，要“整齐百家杂语”，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思想的影响。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收录了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文，这是司马谈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司马迁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论六家要旨》对于先秦以来影响最大的儒、道、法、墨、名、阴阳六家思想进行总结和评判，对于道家只说长处，不说短处，对于其余五家的短处都一一道明，可见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核心，以一家融百家。司马迁受父亲思想影响，对各家思想都有吸收，但与司马谈不同，是融百家为一家，父子二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区别。

对于诸子思想的总结与融合，司马迁之前的战国时代就已开始。“自战国后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颃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状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鹖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法经》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29]司马迁的“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司马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然，司马迁既不像哲学家那样写一部著作，也不像父亲那样专门写一篇学术论文，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融会在历史的记载之中，通过历史记载表达一家之言。正如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所说：“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30]

对儒家，司马迁有许多接受的地方。司马谈临终遗嘱，把没有侍从泰山封禅视为终生大憾，把儒家“孝”的观念提高到事君立身、扬名后世的高度，对儒家所尊奉的文、武、周公以及孔子，无不以唱赞出之，他交给儿子唯一的遗命：“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31]似乎纯然是儒家的腔调。依乎此，司马迁的儒家思想也是渊源有自。在政治思想上，继承了儒家大一统、实行德政、推举贤才等思想；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以“究天人之际”为目的，用史实说明历史发展的巨轮是由人来推动的；在伦理道德上，接受了儒家忠信、礼让、修身、仁义等君子人格；在个人追求方面，接受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以及《易》传“自强不息”的精神，他在《与挚伯陵书》中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32]，以此劝挚峻入仕，等等。当然，对于儒家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予以批评，有些则是超越，如儒家“重义轻利”，司马迁既能够重义，也不轻利，在《平准书》《货殖列传》中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同时反对与民争利。

对道家，司马迁也是接受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其父司马谈以道家为主的思想无疑对司马迁产生重要影响。《伯夷列传》《管晏列传》《扁鹊仓公列传》《酷吏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货殖列传》等许多地方引用《老子》之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李长之认为，道家的自然主义是司马迁思想的根底。“自然无为就是老学的真精神。所谓自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顺其自然’，因为顺其自然，不加人力，所以也可以称为‘无为’。无为就是不勉强的做。……这可以说是司马迁的思想之哲学基础。”“就初期的道家讲，重在原则，那就是老学。就后期的道家讲，乃是重在这原则的应用，这便是黄老。……司马迁则是把两期的道家思想都能吸收，都能消化，又都能运用了的。”“至于司马迁把道家思想应用于人事处更多。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凡是书中论到一个人的成败处，大体上都是采取道家的观点。例如论项羽之败是在‘兴之暴’，是在‘自矜功伐’；黥布之败也是在‘拔兴之暴’，在‘常为首虐，功冠诸侯’，于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他责备周亚夫的是‘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所以‘终以穷困’。他责备韩信的是‘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载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因为这些人都是不晓得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道理，更缺乏老子所谓‘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修养的，司马迁之责论即是由老子立场而云然。反之，象司马迁之赞美张良‘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自序》），也是同样就道家观点而加以欣赏了。”[33]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对于法家，司马迁也吸收了一些长处，如法家历史进化的观点和“法后王”的主张，对于司马迁的历史观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最主要的。但对法家“严而少恩，严刑峻法”的一面，司马迁也予以批评。《史记》中涉及法家思想和人物的作品主要有《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李斯列传》《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等。由于个人遭遇不幸，对法家人物往往既有批评又有肯定，如指责商鞅“严而少恩”，却又充分肯定其变法对秦国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晁错的态度也是如此。

墨家在春秋时代与儒学并称为“显学”，颇有影响，之后逐渐衰微。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主张，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形成也有较大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墨子略有介绍。墨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如《淮南子·泰族训》所说“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侠客精神对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也有影响。

对阴阳家，司马迁有接受，也有批评，如批评邹衍阴阳五行学说本身是无稽之谈，批判阴阳家的卜筮、星占、望气、灾异等迷信活动。但作为史官，他竭诚参与制订“太初历”，发挥了阴阳家掌握四时变化的长处。在《天官书》等篇章中也有一定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成分。

总之，司马迁对诸子百家思想有继承和发展，也有批评和指责，在综合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家，正如徐景重先生所说，“司马迁是融百家成一家”[34]的。应该看到，司马迁的思想，并非纯粹的单一体，它融合、摄取了各家思想的长处，形成一种组合式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骨架是儒家思想。“司马迁虽属融摄性的思想体系，但却不能视为杂家。儒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骨架，占居主导地位。”司马迁“以儒家的精义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根据，以《春秋》大一统的精神，去统率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显然，他的史学思想得益于孔子。《史记》援引孔子及六经之语为最多。他把孔子列入世家，还有一篇《仲尼弟子列传》，其它秦本纪，吴、鲁等世家以及诸表都有关于孔子的记载，都付诸于尊崇的笔墨，这最为隆重的待遇，标志着他对儒家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的认识。……（孔子）的积极入世精神，对司马迁影响太大了……他把孔子作为人生的楷模，他‘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的毅力，正是孔子精神在他血管汩汩流淌所生发的热量。……是儒家思想闪灼在他的理念中，鼓舞他完成不朽巨著，为后人留下极宝贵的精神财富”[35]。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贴标签，把司马迁划归到儒家一派，因为他是独特的“一家之言”，他以自己的思想选择人物，给人物立传。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36]这与一般史学家把农民起义视为“贼”“寇”大不一样。司马迁还是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史学家，《平准书》详细记载了汉兴以来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并且说明了“物盛而衰”的道理。《货殖列传》专门记载商人发家致富的事迹，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司马迁敢于对秦代历史做出公允的评价，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37]。当主流舆论指责讥笑秦王朝时，司马迁却独树一帜，强调秦王朝“世异变，成功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记》一书，创立了民族史传，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把四周少数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体现了大一统思想。司马迁突破以往的观念，认为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在《五帝本纪》中记述了传说中“五帝”的事迹，他们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并且说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从黄帝这里发源，绵绵不断。

《史记》不是简单的历史资料整理，而且不以统治者的思想意志为转移，而是要独立思考社会问题，把史书当作“子书”来写，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因此，《史记》具有了思想的深度，具有了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