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人类学表述

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兼容和并置

本文的题目是《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兼容和并置》。笔者酝酿这个话题已有很长时间了，目的是想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做一点学理上的推进。在十几年来的学会历程中，我们连续选择了比较重大的系列话题作为学会关注的议题。在最早时，我们讨论过“原始寻根与文化认同”；接下来讨论过“多文本问题”，2008年则因汶川大地震的发生而讨论“灾难与人文关怀”及“人类学的救灾”问题……这些都是试图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提出的议题。本次会议选择“人类学写作”算是一个既新也旧的思考。不过，正如有的学者站出来质疑的那样，这同时又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笔者将此分为三层来谈，希望为大家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起点。

一 何谓“人类学写作”？

这是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不然就无法继续展开相关的讨论。在笔者看来，在众多乃至可以说是无限的可能话题里，选择什么样的问题来思考，本身就有着学术和实践的重要意义。每一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就包含了提问者特定的原因、意图和目标，余下的则要看学界和社会是否对此认可和参与。

什么是人类学写作？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想先从人类学的角度进入。有学者认为不存在人类学写作，其是在用既定的文学分类和标准来做的界定。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学科偏见。在此笔者要强调双向的视野和认同，即一方面面对文学写作的人类学性，同时关注人类学的文学性，而使二者得以关联的媒介、桥梁或平台是什么呢？正是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学写作就是具有人类学性的书写或表达。

阐释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写作的人类学性，这是更广泛的问题。从古往今来的普遍特性看，写作或表达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基本现象。因此，这个问题又可反过来讲，即人类的写作性。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借用汉语的“写作”这个词，其实是可以替换的。其可以是一种言说、表达或一种呈现。所以我们所关注的并不一定只是书面的东西，也不受成品形式的约束。也就是说，人类的写作性所呈现出来的可以是岩画、雕塑、建筑、服饰，也可以是歌唱、仪式或节日、祭典等。左右这些表现出来的成果，都有一个内在的统一特征，我们叫它人类的写作性。所以，“写作”一词想表达的内容并非仅是字面上的书写之意，而是指涉了更为广泛的层面和类型，指涉着更为深层的人类本性。笔者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人类所具有的写作性，也就不了解人。人是什么？人是有写作欲望和能力的动物。

由此，我们就回到了问题的最基本起点。这个起点，在彭兆荣教授的阐述里已经讲到了。他指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要理解人类生活和文化，就要有对比，比如说跟自然界和动物对比。当然，这样的对比也需要关联和区分。放眼世界，具有写作性的物种非常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写作性是人类具有的基本特征。人类有表达自己、呈现自己并且通过写作认知和改变自身的本性。因此，笔者认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的写作性是一个话题的两个方面。

从写作的人类性过渡到人类的写作性，这里面还要有很多内容需要辨析。笔者想这里就简洁一点，直接以“人类学写作”为题来解答。人类学写作可以有很多定义，也可以有很多描述。简单地讲，人类学写作可以被看作“人类的自画像”。

人类具有的写作能力是十分独特的。其可以自己投射自己，自己照见自己，而且通过这种照见和投射来“使人成人”。这一点，笔者在北京召开的比较文学会上专门讲过。笔者的观点是：文学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文化方式。这个问题，笔者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今天，笔者再将其进一步延伸，试图从理论层面加以解释和说明，人类学写作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一种文本呈现。这就是笔者界定的人类学写作。有了这个界定，我们便可以把它的特征做若干的描述和概括。为此，笔者的方式是把它分成两级：科学的和文学的，然后再从中找出一系列的过渡性形态。借用刘俐俐教授的“过渡性文本”说法，笔者认为，人类学最为看家的本领——“民族志文本”就是介于文学和科学之间的过渡性文本，在它的两头则分别呈现着另外两类，即“科学”和“文学”的文本。

二 为何研究“人类学写作”？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学写作？这里有很多讨论的可能性。从较宽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危机，以及面对危机的各种挣扎、反抗和寻找。方克强教授所讲的“原始主义复归”就是对此危机的一种回应。其他的回应还有很多，在福柯那里，则是从根本上彻底解构人类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后面是社会分层了的权力和暴力，将其揭穿的话可能只能剩下虚幻。在这样一个对人类知识具有根本颠覆性的时代里，被激发出来的反思和讨论日益增多，“人类学写作”可视为其中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我们这里的讨论其实是回到了原点，通过人类写作性及写作的人类性来反思与人类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出发，才可理解讨论人类学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进一步说，从学科的构成和表现来看，人类学本身也具有写作性。这个问题在人类学学科的反思里没有出现。虽然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有过对“表述危机”的论争，也有过《写文化》这样的文集出现，但那仅涉及表面现象，没有揭示问题的根本，也就是“作为写作的人类学”。笔者的另一个推论是：不了解人类学的写作性，就不了解人类学。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提得比较大。笔者的意图是想提请注意：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学还没有反思到这种程度，今天的人类学还不是一个自觉的人类学，还存在很大发展的可能性。

接下来，除了学科性的反思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什么是人类学的写作性？对此，笔者的理解是，作为一门具有系统话语的学科，人类学也有自己的写作性。究其根本，那就是关于人的故事。换句话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类学的初衷也是讲述一个故事：人是什么。这才是“人类学写作”的关键所在。以笔者之见，所有人类学的文本，无论是科学式的、民族志式的，还是文学式的，说穿了，最本质的内容无外乎就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相对的，因为在人类学之前，已经有了《圣经》。其中的“创世说”已把人的故事讲了一遍。人类学同《圣经》唱反调，要用“进化说”的观点重新说一遍。因此，进化论的人类学其实是《圣经》的倒影，目的在于告诉大家：人并非上帝所造，我们不是来自伊甸园……当然结合后来的学科传播和演变，人类学故事又有了突破和扩展。除了其与哲学乃至神学结合，产生出哲学人类学及神学人类学，并对此进行了再度改写外，还在非西方的地区如汉语世界里，接触到诸如“盘古造人”“女娲补天”以及“阴阳和合”与“六道轮回”等与之不同的故事，于是呈现出广义的人类学写作的多元交融和对话。

进入21世纪后的局面是，“人究竟是什么”、人类“身在哪里”“去向何方”等，再次成为人类学写作的核心和难题。为了面对和回答这样的追问，出现了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是叶舒宪提出的回到前人类学叙事，也就是回到前文字时代，去看看那时的境况和答案是什么；二是提前观照未来，预见一下人类将要步入的时代。电影《阿凡达》就是后一种努力的体现之一。其通过银幕展演的形式，很人类学地写作了预言式的人类新故事，结论是人类是地球的破坏者和不被接收的宇宙难民。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人类学写作，不仅仅是方法问题，也不是文化或文本的问题，而已关涉人类自我追问及整体前途的核心和根本。

三 如何研究人类学写作？

这个问题同样会见仁见智。笔者在此做三个方面的讨论。

第一，研究人类学写作需要一个比较性的视角。这个比较的视角要求我们直面并摆脱汉语世界的困境。20世纪以来，汉语世界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必然地要做中外比较。为此，你不得不把人类学写作化约为两个问题。第一是它的西方性，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原本不是中国问题。从来源上讲，包括文学人类学在本土的植入，都具有西方性。本来要谈的话题并非仅限于中国或西方，而已关涉人类整体；可一旦以人类学方式来谈，在它的学科话语笼罩下，问题就表现得很西方了，于是就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西学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现代中国人只能用受西学影响后的现代汉语来陈述关于人类的普遍问题及其相关回答。所以，必须从语词的表面跳出来，直面问题的原本。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研讨人类学写作问题，不是在争论中西方学问或话语的高低对错，而是以其中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进入对人类整体历程与处境的思考和回答。

回到本土，讨论这个问题如何因汉语的承载而表现为“中国问题”。简单地讲，人类学写作的中国问题，就是要讨论如今从观念到实践无处不在的“进化主义”。而问题的由来又关涉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因此若要深入讨论，还得把视野返回到中西方之间在有关“人类故事”上的百年遭遇。如前所述，人类学写作的西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上面说过的，其在早期是以科学的“进化说”挑战《圣经》的前叙事，重新讲述“猴子变人”。如若再深入分析，其可以视为西学当中对“希腊传统”的延伸。二者合在一起，也就是加上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传统，才构成西学整体。在此意义上，进化说故事的出现，才使西学既合二为一，又一分为二。其中的合，表现为都在讲人的故事；分，则体现在把这个故事说成不同的版本。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版本是在文艺复兴之后，被无神论者将源自希腊传统的这一支整合为“启蒙叙事”的产物。其中最突出的“故事讲述人”（storyteller）就是达尔文和他的同道及追随者。他们的成果在学科上即表现为人类学叙事。这样的叙事演变到后来，就派生出影响世界的人类社会五形态说及延续至今的“进化主义”。人类学故事告诉我们人怎样从低级的动物形态，不断演变到高级的文明形态，直至指向一个在今天看来前途未卜、充满危机、自我毁灭的人类图像。这是西方的故事和话题，也是影响近代中国叙事的原型。

人类学写作在中国也有两种，一个是古，另一个是今。今天的现代类型，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后，汉语世界模仿和复制了西方的人类学写作，就是科学的民族志和观念上的进化主义，开始用汉语讲华夏的祖先并非炎黄，而是生活在山顶洞里的北京猿人。“北京猿人”进入现代中国的整体故事，使得国人把对自己来源和身份的认知与想象放置到远离《史记》与《山海经》叙事之外的新场域之中，从而开始接受“蒙古人种”“东亚”以及“封建社会”“发展中国家”一类的界定与对比。

这是近代中国最根本和最主要的人类学写作。作为一个影响各个方面的故事，它在向汉语世界的成员宣告：什么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从原始社会迈向共产主义路途中的人类分支。从近代以来，可以说所有的相关叙事都围绕着这个故事展开，其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其他的所有话语，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学的、艺术的，都不过是此故事的延续或改编。同时，究其根本，这个近代中国的人类故事，实际上不过是其西学原版的引进和植入。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今的中国还存在流传至今的另外一个类型，那就是关于人类故事的本土类型。该类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汉语世界中的主流经典，包括老庄、儒家和佛学；另一种是非汉族群的多样传统。其中便包括了各种各样关于天，关于地，关于人、自然、社会……的完整表述。这便构成了人类学故事不同的对比。因此笔者才强调要用比较的视野来看待人类学写作的西方问题和中国问题。

第二，需要关注人类学写作的双向维度，也就是关注：做为符号的文本和作为实践的表述。作为符号的文本是指，其可以是描写的、解释的、教科书式的人类学写作；而作为实践的表述，则可以成为人类写作的社会文本。在中国，其不仅是关于人的描写，更是关于人的运动。历史唯物主义等意识形态就是人类性写作的实践性文本，它直接影响人类的社会行为。另外，即便从实践文本的角度来看，非进化论的表述也在华夏的周边影响着非汉族群的生活和传统，使之在与自然长期的相处中爱护自然、敬畏神灵，呈现出广义人类学实践文本的多样形态。因此要由两个系统去看待人类学写作在中国的多样呈现。

第三，讨论人类学写作，还将涉及对学科的整体还原问题。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不赞同人类学的四分法，即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提出回向其三分式的整体，即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由此出发再来思考人类学写作的话，问题就能得到较明晰的解答。也就是可以看出三者的特点都是讲述“人的故事”，只不过因各自强调的角度和重点不同，从而形成了有机的互补。

由此，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收获：为文学人类学寻找恰当的位置。是什么呢？首先，从狭义讲，其包含在文化的人类学之中，关注和处理的是民族志表述问题。其次，从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的写作性来看，文学人类学的位置在哪里？应该在整体人类学的三分结构之间或之外。它要讨论和思考的是“人类故事”的由来与功能，也就是从根本上反思并参与“人类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