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比类思维和比附思维

比附思维，是指人们在考察不同类事物的联系时，通过与“象”“数”问题相联结，表现出的一种将“表象”等同化为“本质”，将“相似”绝对化为“相同”，将“关联”神秘化为“必然”的思维形态。当然，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比附思维虽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形态存在，但是，与分类思维、比类思维相比较，它更加强调的是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比附思维实是比类思维发展的极端形态，因而它更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而发生作用。吾淳指出：“比附形式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一种比类思维的返祖现象，它是向比类思维源头的复归，复归到比类思维的哺乳时期。”[2]既然比附思维是比类思维的变体和延伸，因此，比附思维实则可以作为比类思维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换言之，比类思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比类思维是比类思维和比附思维的统称，狭义的比类思维仅仅包含比类思维本身。

有关比附思维，需要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从比附思维致使比类错误的原因上看，它违背了逻辑学中“异类不比”（《墨子·经下》）的基本原则，并完全走向了一个极端，那就是在异类事物之间建立起了必然性的联结。第二，从本质上看，比附思维是一种向原始思维的回归，它对矛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具备了原始思维所具有的神秘的和原逻辑的性质。列维·布留尔（Levi-Bruhl）就说：“如果单从表象的内涵来看，应当把它叫做神秘的思维；如果主要从表象的关联来看，则应当叫它原逻辑的思维。”[3]事实上，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样一种思维在晚周时期被人为地放大并在秦汉之际获得了大发展。因此，从比附思维作为一种返祖现象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体现为一种“‘连续性’的形态”[4]。第三，从内容上看，比附思维分为附象思维和附数思维两类。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天人比附和五行比附。具体到《吕氏春秋》中的比附思维，在天人比附上，《吕氏春秋》主要集中在附象层面，呈现为两种基本形式，即“天人相类”和“天人相感”。其中，“天人相类”侧重于天、人之间的结构问题，“天人相感”侧重于天、人之间的影响问题。在五行比附上，在附数和附象方面都有显著的表现。因此，相应地，五行比附思维分为五行附象思维和五行附数思维两种，五行附象思维又分为五行具象比附思维和五行想象比附思维两种形式。其中，五行中单独每一“行”与天地万事万物相比附属于“五行附象”，整个五行与天地万事万物相比附属于“五行附数”。第四，比附思维和世界图式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世界图式本身就是比附思维的具体体现。世界图式是指人们认知世界时在思维领域所形成的动态的可变结构，具有组织世界万事万物、解释世界一切现象的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附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而不是思维方式的特征才更加凸显。以五行世界图式为例，自它在《吕氏春秋》中首次定型之后，对西汉时期五行比附思维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如《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淮南子》中有关“五兵”的分类、《春秋繁露》中有关“五官”的分类，都是受到五行五分思维影响的结果。这里，我们看到，不仅分类思维是比类（比附）思维的基础，比附思维作为分类的方法、原则和人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框架又反向影响着分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