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自动化革命引发的争论

1964年年初，一个由34名成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发布了题为《三重革命：一项对美国重大危机的评估和行动建议》（The Triple Revolution: An Appraisal of the Major US Crises and Proposals for Action）的备忘录。其中的核心观点是：三重革命即自动化革命、武器装备革命和人权革命即将同时发生。“一个生产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自动控制正在重组以满足它自己的需求……伴随着机器替代人从事生产活动，它们吸收越来越多的资源，而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变得需要依赖于政府给予的最低工资和无济于事的措施——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Ad Hoc Committee, 1964）

签署这份备忘录的包括：民主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cy Society）主席吉特林及其成员海登、社会民主党人士哈林顿和诺曼·托马斯、《异见》（Dissent）总编辑艾尔文·豪、经济学家米尔达尔和海尔布伦纳、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马斯特牧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发行人派尔、未来学家拉斯廷、罗伯特·西奥博尔德，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鲍林，等等。

自动化革命格外值得关注，因为自动化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美国是机器和人类戏剧的舞台，美国人将率先面对这一新时代。“毫无疑问，自动化确实增加了为被忽视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自动化也使消除国内外的贫困成为可能。但是，工业体系没有足够的机制让这些潜力成为现实。工业体系旨在尽可能高效地生产不断增多的物品，并且假定这些物品购买力的分配几乎是自动发生的。通过就业链接作为唯一有效的需求分配机制，收入的持续增长授予消费者购买力。现在，它几乎成为自动化生产体系无限能力的刹车器。”“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主要的经济问题不是如何增加生产，而是如何分配由自动化带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潜在丰裕时，才会使如何实现充分分配成为问题。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机制变革。”面对自动化革命需要建立新的共识，“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作与收入之间的传统联系正在被打破。不管公民们是否从事通常被认定是工作的事情，丰裕的经济可以让所有的公民处于舒适和经济安定的情境之中。由机器生产而不是由人生产的财富仍然是财富。因此，我们敦促社会通过其适当的法律和政府制度作出无条件的承诺，为每一个人提供服务”（Ad Hoc Committee, 1964）。

备忘录的行动建议主要包括：实施一个大规模的项目旨在建立教育系统，特别是满足长期教育不足的人的需要；实施包括水利、港口、水和空气污染防护、社区娱乐设施等在内的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实施一项大规模的廉租房开发计划；建设城市和城际高速交通系统；在经济贫困地区建立以煤炭为基础的公共电力系统，专为重工业和住宅区提供低成本电力；将荒废的军事基地改造为社区或用于教育；对税收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旨在重新分配收入以及公平地分摊过渡时期的成本，征收超额利润税以期减轻许多行业从人力到机器动力的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痛苦；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在技术替代劳动力、健康和福利、住房、娱乐设施、养老以及养老金保值投资等方面开展集体谈判，并为失业者代言；利用政府的特许权来规范自动化的普及速度和应用领域使痛苦降到最低，并通过规定最低工资和征税开展激励。

1964年3月22日，特别委员会给约翰逊发出了一份公开信，并附寄一份《三重革命：一项对美国重大危机的评估和行动建议》。他们在给约翰逊的公开信中写道：这些经济的、军事的和社会的变革，构成了三重革命。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些变化将迫使公共措施超越现在提议或考虑的任何步骤。如果不采取《三重革命：一项对美国重大危机的评估和行动建议》中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我们相信，美国将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混乱。

1964年8月19日，约翰逊签署行政法案（Public Law 88-444），授权组建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授权委员会确认、评估、描述技术变革的全貌，以及需要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推进的立法和行政举措。具体包括：确认和评估技术变革的速度、适应技术变革的就业环境和收入水平、技术需求以及未满足的人类和社区需求；并就以下议题给出建议：政府作为给那些困难就业群体的托底雇主的公共部门雇用计划；能够保证经济安全和家庭生活的收入下限；技术变革冲击下人们所需要的补偿教育；全国工作岗位—职业人员匹配计算机系统；由州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就业公共服务的改革方案；产业衰退地区实验性异地搬迁家庭的永久补偿标准；使评估备选政策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成为可能的社会核算体系；国家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国家绩效。

该委员会主席由爱荷华大学校长鲍文担任，共有十四位知名人士组成，包括沃森、兰德、卢瑟尔、索洛等人。同时，组建了由十位内阁部长组成的跨联邦政府部门的咨询顾问委员会，由劳工部长约翰·康纳尔和商务部长维尔茨担任共同主席。

1966年2月，该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技术和美国经济》（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y）以及《技术变迁展望》（The Outlook for Technological Change）、《技术变迁的就业影响》（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适应变迁》（Adjusting to Change）《技术变迁的教育意蕴》（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应用技术适应未满足的需求》（Applying Technology to Unmet Needs）、《关于技术影响的相关声明》（Statements Relating of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六个附件。鲍文在序言中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将我们所处的时代描述为一个自觉的社会变革时代。应该谴责那些想利用这种意识来助长特定群体气焰的狭隘之人，应该谴责那些相信经济社会体系将自动适应技术变革的人。需要一种全新思想让那些鼓吹自动化神秘力量的狂热人士保持冷静，需要一种全新观念让那些被技术变革和社会事件所困惑的人采取积极行动，这样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1966年2月，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了最终报告。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1.技术变革的步伐已经有所加快。就政策目标而言，衡量技术变革速度的最恰当指标是私人经济中人均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如果选择1947年为分界点，从1909年到1947年，年增长率为每年2%；从1947年到1965年，年增长率为3.2%。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但是，这并不表明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在未来十年中，技术变革的加速度会比需求增长的加速度快。

2.朝鲜战争后的过度失业，直到现在才开始减少，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太慢，无法抵消以人均产出来衡量的生产力增长和劳动力不断增长的联合影响。

3.生产力是我们高生活水准和机会的主要来源，这些机会必须提供给那些选择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们，需求增长必须承担解决失业问题的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所必需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相匹配的经济增长率，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上也是如此。因此，继续需要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4.技术变革不应该承担对正常失业水平的主要责任，但不否认技术变革在特定职业、行业和地点的失业中所起的作用。技术的变化已经造成并将继续造成整个经济的职业替代和失业。伴随着其他方面的变革，技术变革决定谁最终将会被替代。在整个经济中，产出增长速度决定了总体失业水平、失业持续时间、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找工作的难度。

5.失业往往集中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身上，这不是因为技术进步改变了工作性质，而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劳动力大军的队尾。在一定程度上，受教育水平决定了个人的就业能力、经济增长、经济活力以及社会质量。但是，我们毋须等待教育的缓慢改善来解决失业问题。

6.相对于技术变革，未来十年就业调整和经济前景将取决于今后的各项政策。众多的职业、产业的不平衡增长和衰退有可能但并不必然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困境。非技术性工作将继续在所有行业占一定的比例，并且岗位数量不会减少。一个重要的警示是：除非黑人和年轻人能够比过去更快地渗透到新的岗位和行业之中，否则，他们的高失业率将会持续，甚至将会上升。我们必须比过去做得更多、更好，从而阻止这场对全社会有益变革的成本不对称、不公平地由某些群体来承担。

7.在过去的两年里，尽管技术变革和劳动力规模扩张持续不断，更充分的财政政策已经证明了政府有能力降低失业率。经济政策必须继续高度警惕、坚决降低总体失业率。我们决不能让战争时期繁荣、和平时期失业的景象再现。社会所需要的是，我们把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公共投资支出上。

8.那些有残障的人士由于缺乏教育、技能、经验，以及就业歧视，在就业竞争中总处于不利状态。社会的需要是，为所有有能力、有意愿寻求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工作。我们建议实施公共服务就业计划，即政府是最后雇佣者，在社区企业内提供岗位。

9.技术变革和生产力是空前财富的主要来源，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分享到这份丰裕的财富。我们建议设立基于家庭收入的经济保障，包括与工资有关的福利改善以及更广泛的收入维持制度。因为这些家庭无法养活自己。

10.为了促进适应技术变革的调整以及改善生活质量，应向所有人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从弱势群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我们建议对他们实行补偿教育，提高整体教育质量，普及高中教育，提供十四年的免费公共教育机会，消除高等教育、终身教育、培训、再培训的财政障碍，尤其关注成年残障人士的教育。

11.适应技术变革的调整需要当前以及未来工作机会的信息。我们建议创建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辅助的职业—人员匹配系统，以便在本地、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提供更多的关于就业机会和现有工人的信息。除了有助于找工作之外，这种服务还有助于职业选择，并提醒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不要阻碍变革。

12.公共就业服务是适应技术变革和经济变化的重要工具，但被行政官僚和资源不足所阻碍。我们建议，目前的由联邦政府资助、由州政府管理的就业服务完全由联邦政府负责。这将使它们与现代劳动力市场之间更加协调。当然，必须保证人力和资金方面必需的资源，以发挥公共就业服务的关键作用。

13.我们建议，将当前对产业衰退地区的工人和家庭所提供的搬迁援助试点，发展成一个永久性项目。

14.无论是技术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对于那些因种族歧视而被封堵在新增就业机会之外的失业者而言，尤其痛苦。我们建议，增加他们的发言权，消除他们就业的社会障碍，并倡导一些特殊项目来补偿数个世纪以来体制性拒绝导致的伤害。

15.技术变革和经济变革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需要跨区域协调来抓住机遇，避免混乱。我们建议各联邦储备银行为其所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活动提供领导力。每个联邦储备区的发展计划应包括：定期的经济分析计划；区域内各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表组建经济增长咨询委员会；为新兴公司和成长型企业提供风险资本和长期融资的资本银行；以区域技术研究机构为中心传播与该区域发展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联邦储备区的联邦行政人员负责开展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联邦项目的区域协调。

16.政府的责任就是营造环境，在这种环境里能够针对可能发生的变革进行令人满意的调整，而调整主要发生在私人雇用关系之中，因为这类调整的绝妙之处在于能保证因人而异的灵活性。我们建议研究用再保险基金来保护养老金领取权，修订投资税收抵免条款，鼓励雇主提供适当的调整援助。我们建议雇主和工会采取积极的计划，向过去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提供补偿机会，并有效落实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条款。我们建议鼓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调整中发挥模范雇主的作用。

17.技术增长人的能力，增强了人对环境的控制力。技术变革的收益能够且应该应用于更高的生活水平、增加休闲、改善工作环境、扩大满足人们和社区需要的投资，以及援助处于劣势的国家。

18.关于技术变革的收益应用于扩大满足人们和社区需要的投资，我们建议的投资领域包括医疗保健、交通运输、污染防治和住房开发。在医疗保健领域，我们建议让所有人群更全面地拥有使用诊断和护理设施的权利；更广泛和更大胆地使用计算机以及其他新技术；扩大卫生统计、信息和指数的传播及应用；设立新项目培训医疗保健人员。在交通运输领域，我们建议由联邦政府支持系统性的研究项目，用于解决跨州的各类问题、确定国家综合运输体系的先决条件、评价备选方案。在污染防治方面，我们建议加大研究力度，认清和理解各种污染物对生命有机体的影响；明确各种污染源的防治成本；建立有效、充分授权的水流域管理机构。在住房开发方面，我们建议增强联邦政府的刺激措施；利用联邦政府支持的公共住房开发项目为新技术提供初始性市场；通过向那些遵守国家建筑规范的社区提供有效的联邦支持、住房及其他建筑保险来宣传示范国家建筑规范；向因技术变革而遭受破坏的任何建筑手工艺提供援助。

19.我们建议在解决社会和环境难题上扩大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将联邦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技术创新的激励手段，实施以性能指标而不是产品规格为标准的采购政策；联邦政府基金资助大学和其他组织开展解决城市问题的技术创新和实验应用；将大学、科研机构与教育职能结合起来，为当地社区提供解决城市问题的咨询和服务；为非政府组织使用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提供更多便利。

20.我们建议用人单位努力使工作环境人性化，包括：使工作适应人类的需要、提高工作期限的灵活性、消除小时工和正式工之间支付方式的差异；探索建立使评估备选政策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成为可能的社会核算体系；长期研究国家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国家绩效（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 m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1966: 109-113）。

当时，正值凯恩斯革命在美国达到高潮。该报告提出，“社会核算体系能允许我们做什么？核算可能用词不当。社会学家们始终没能建立一些完全一致的相关关系集合，比如说就业和青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便能建立相关关系，说清楚可度量的术语也是困难的。但是，对这些相关关系的探索却是必需的。如果社会核算体系能被建立起来，它将帮助我们对社会和经济进步开展更宽泛、更平衡的估算，并帮助我们在四个方面测算人力资源利用：经济创新的社会成本和净收益；诸如犯罪、家庭破裂等社会疾病；在社会需求明确的领域，比如住房、教育领域，创建绩效预算；经济机会和社会流动性指数。最终，这可以提供一张有助于澄清政策选择的平衡表。我们将不仅记录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收益，而且记录各种成本，显示这些成本是如何分担的”（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1966: 96-97）。

需要指出的是，当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国家委员会组建时，全美失业率为5.1%。当最终报告提交国会时，全美失业率下降为4.0%，并且仍呈现明显下降的走势。该委员会认为，失业不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而是经济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均产出和劳动力的增长所引起的。就业标准不是由工作岗位的需求设定的，而是由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决定的。如果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内逆转，将是公共政策的失误，而不是技术变革的错误。国会终于意识到，失业并非不可避免，目标明确的财政政策是能奏效的。通过减税，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扩大了就业。

无论是《三重革命：一项对美国重大危机的评估和行动建议》，还是《技术和美国经济》，都不如当时关于自动化的学术争论引发的社会关注更加强烈。总统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委员会组建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以一个整版介绍了委员会全体成员。《技术和美国经济》报告发布时，《公共利益》 （The Public Interest）在其创刊号设立了专栏——伟大的自动化问题；《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动化的主题书评。罗伯特·西奥博尔德、海尔布伦纳、加尔布雷斯、塞利格曼、西蒙、贝尔、西尔伯曼、德鲁克、托尔曼以及莱克曼、戈登等学者均参与了这场蔚为壮观的学术争论。

《三重革命：一项对美国重大危机的评估和行动建议》的作者之一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在其著作《丰裕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Abnudance）、《自由人和自由市场》（Free Man and Free Market）中，从中产阶级改良主义出发，解释了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由技术革命导致的种种矛盾。他预测，到1980年，商品生产、服务供应的自动化以及自动控制将导致全球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到20世纪末，美国将只有10%的劳动力处于就业状态；就业与收入之间的传统联系将被打破。这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经济危机，并革命性地颠覆资本主义。技术革命将破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通过需求管理和国家干预来解决失业将难以奏效。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罗伯特·西奥博尔德认为，经济政策要减少对资本投资和促进增长的关注，而增加对财富分配改革的关注，包括为所有失业者提供保障性收入的改革。比如，为失业工人提供维持生计工资的一半，为失业的管理者、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维持生计工资的两倍。诸如此类的改革可能会产生无极限的市场扩张和垄断利润的增加，从而为后工业社会奠定中产阶级基础。

海尔布伦纳认为，罗伯特·西奥博尔德的想法是海市蜃楼，是在大张旗鼓地制造魔幻的回春丸。自动化会带来长期失业问题，就业存在上限，因为总需求的前景存在天花板。快速的技术变革已经在农业和制造业中引发了失业，并且正在开始威胁办公室工作的人员。“伴随着机器继续入侵社会，机器重复完成越来越大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至少就像我们现在想到的那些劳动力一样，人类劳动将逐渐变得多余……即使我们可以把大部分人口雇用为精神病医生，艺术家，或者其他任何职业……非常简单，就业上限仍然受制于可销售商品和服务可能产生的总需求的天花板。”海尔布伦纳对西蒙[19]的预言嗤之以鼻，“他毫不犹豫地预言这些家庭将有充分的闲暇花掉他们的全部收入……按照他假设的3%年均增长率的计算，到2025年，家庭平均收入将达到5.6万美元，到2045年达到11.2万美元，从今天算起，一个世纪后将达到22.4万美元。在我看来，很难想象不存在一个总需求的天花板，否则这是不是超出了人类的本性？除非整个经济成为大众消费的呕吐场（vomitorium）”。海尔布伦纳显然是当时的悲观主义者之一，他认为就业存在上限，因为总需求存在天花板，自动化将导致严重的长期失业、经济过剩（Heilbroner, 1966）。

西蒙随即撰文反驳海尔布伦纳。西蒙认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决定就业水平的不是技术，而是经济制度。社会应对技术变革的长期调整，市场机制能够持续承担调整的主要责任。“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非常敬重人类的能力，只要省钱的一点点提醒，人类有能力想出合理的消费途径，11.2万美元，或是22.4万美元，无须呕吐……这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面临的全球问题是稀缺，而不是丰裕。自动化的魔力在于，它耗费了我们的担忧能力，这种能力本应用来解决真正的问题，比如人口、贫困、原子弹以及人类自身的神经质。”（Simon, 1966）

托尔曼认为，讨论自动化导致的失业威胁时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教育也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教育部门将会吸收大量人口就业，任何忽略教育部门的讨论就如同“建筑师对新房屋估值时没有考虑建造这所房屋所耗费的劳动力价值”一样（Tolman, 1966）。

塞利格曼在其《最臭名昭著的胜利：自动化时代的人类》（Most Notorious Victory: Man in An Age of Automation）中捕捉了整个工商界的悲观看法，其中不乏《计算器的巴比塔》（A Babel of Calculators）、《无人工作》（Work Without Man）、《我们等待的创伤》（The Trauma We Wait）这样的章节。通过一个个案例清晰地勾勒出自动化设备如何在相当多的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作环境中运行，包括烘焙、印刷、机床、造船、医学诊断、教学和法律研究等领域。塞利格曼预言，计算机技术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生产活动。技术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得以普及，一方面取决于成本，另一方面取决于与电子竞争对手相比人类在哪些领域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即使对国家有能力保持充分就业的信心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把装配线工人转变成计算机技术人员、将簿记员的手工抄录转变成计算机化操作，仍旧面临巨大困难。更不用说，让那些没有技能的人能够找到工作。经济学家们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流动性等非情绪化的标签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工作技能突然变得毫无价值，人们丧失自信，社群关系破裂。自动化将处于这种剧烈社会变革的前夜，最糟糕的情况将是，再就业培训这一药方失效了，无家可归的工人再也无法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国家委员会的某些见解应该归功于社会学家贝尔和经济学家索洛。贝尔在1956年就出版了《工作及其不满：美国的效率崇拜》（Work and Its Discontents:The Cult of Efficiency in America）。他认为，美国人有一种夸大创新影响的倾向，这导致他们对自动化带来的变化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他直截了当地斥责那种无人工厂生产堆积如山的物品、失业人口没有购买力的凄惨世界的预测是愚蠢的。他承认，自动化会带来一些毁灭，比如，许多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可能会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随着旧工业区的衰落，美国的一些区域会变得萧条。但是，他发现了一些被未来学家忽视的现象，即技术将改变劳动力结构这一巨大的社会影响，自动化过程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将创造一个新的工薪阶层。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场社会预测的冒险》（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一书中，他准确地预见了我们如今的周遭，肌肉疲劳将被精神紧张、无休止地看屏和对现代化工作的无尽专注所取代。未来会出现一种新的判断工人价值的工作伦理，即员工的价值可能来自他们在计划和组织以及持续顺畅运作中所取得的成功。在这种情境下，团队而不是个人，将承担起一种新的重要价值。

索洛认为，自动化并不表明作为一种制度的工作岗位会立即消失。技术性失业的速度会很慢，而且也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在自动化与失业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自动化是必要的，或者至少事实上是必要的，自动化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它毁灭的就业岗位还要多。另一种声音认为，自动化是必要的，或者至少事实上是必要的，但是自动化毁灭的就业岗位比它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还要多。索洛指出，“自动化是创造了还是毁灭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这一问题完全没有抓住重点。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更准确地说，自动化和就业是不相干的。想发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净影响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对于“仅仅因为拉链或切片面包的发明就创造了或毁灭了多少就业岗位”这样的问题，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并且自信地给出答案。失业并不是由于自动化所引起的，而是由总需求与产能之间的缺口所滋生的，现代经济体并不缺乏管理总需求的工具，比如货币和信贷政策、税收调整、包括失业补偿、家庭津贴和社会保障福利等转移支付调整，以及最终由政府直接购买商品和服务。“技术进步，无论是以新产品的形式，还是以自动化的形式，或多或少可以节省劳动力。而且，无论它多么节省劳动力，这都或多或少地取决于技术或非技术工作、体力或脑力工作、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作、未受过高等教育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的可获得性。任何创新都会对就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中一些影响非常复杂。新产品和新工艺需要新机器、新材料、新场所，也许还需要经济活动的其他变革。应该充分认清，我们对于重大创新的全部效果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对自动化是否比技术的早期变化节省更多或更少的劳动力一无所知，对它是否导致生产所需的一般技能水平的任何持续变化更是一无所知。”（Solow, 1965）逸事总是很少，但是逸事是一种可怜的证据，因为人们普遍倾向于不止一次地讲述同一件逸事。

索洛无情嘲讽了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人们几乎不会通过争辩是否真的存在小人国，或者因为目的地拉格奈格王国不是由侏儒组成的来讨论《格列佛游记》。然而，如果人们准确把握《格列佛游记》的故事情节，很可能有助于判断加尔布雷斯宏大图景的真相。”（Solow, 1967）加尔布雷斯进行了回击，“一个人应该避免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评论，一个人不应该以对一个人的人格或行为蔑视或负面评论来攻击一种立场。一个人应该措辞严谨。一个人应该避免添油加醋，无论他的声望多么高，信口雌黄都是不能容忍的”。加尔布雷斯谴责索洛陷入了一种个人欲望和市场万能的框架。一般来说，有待满足的欲望可以有效地由市场转化为公司的最大化利润。如果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会对市场做出反应，并最终对消费者选择做出反应。这样的框架过度关注个人的福祉，而忽视与集体需求相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城市贫民窟以及穷乡僻壤农村地区的问题，如果经济学把注意力继续集中在狭隘的经济优先性上，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缺陷，“对那些声望和学术地位与这一框架有着深刻关联的人，它就是一种威胁”（Galbraith, 1967）。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国家委员会的建议还是学术界的争论，对约翰逊总统而言好似对牛弹琴。在加尔布雷斯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一则约翰逊对待经济问题的比喻。约翰逊与其经济顾问们讨论经济问题时说过：“作有关经济问题的报告就像尿尿到腿上的感觉？你自己觉得热乎乎的，但别人绝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约翰·加尔布雷思，1999: 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