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_社会认识层次论-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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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本书是一本以社会认识论为理论工具，旨在为融贯一致的图书馆情报学寻求理论基础的著作。因此，站在以图书馆职业为代表的社会认识保障机构的立场，沿着个体用户到群体用户知识信息需求得以满足的路径，构建一个能够解释社会认识发生机理的理论框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是本书最主要的写作目标。图书馆职业所从事的知识信息服务活动是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实践基础，而在实践中，图书馆职业首先面对的虽然是千千万万的个体用户，但要实现的却是一种制度安排意义上的社会认识高级化的保障职能。[35]因此，构建融贯一致的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需要充分解析个体与群体认知之间的关联及其逻辑。这不仅是谢拉构建社会认识论的初衷，也是本书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具体而言，本书拟构建的社会认识层次论理论框架之所以能够作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如下缘由。

首先，个体与社会认识的同构性为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提供了工具。由于图书馆职业是一个通过影响个体知识信息的获取活动而促进社会认知发展的制度安排，因此，要对这一职业的理论特质加以全面解析，就需要基于个体认知与群体认知之间的关联而展开。如前文所述从认知发展的角度看，个体认知发展的过程与社会性认知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皮亚杰所描述的个体由感知运动到形式运算的认知发展过程相类似，社会“智力”也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累积过程。例如，哲学家维柯指出，“世界在婴儿期所涉及的就是人类心智的第一级活动，因为当时世界要有各种发明创造来应付生活的需要和便利”[36]。列宁在对认识历史的阐释中，也肯定了儿童智力发展与人类整个认识历史发展的平行性。[37]

对于图书馆情报学而言，基于个体和社会认知的同构性而对社会认知结构与个体认知结构之间进行类比分析极具理论意义。由于图书馆职业以海量与知识信息有关的记录资源的收集、整序和提供利用为职业使命，而解析这些知识资源的结构问题就构成了图书馆达成其职业使命的关键。显然，对特定历史截面上已经积累的人类知识的总体如何为社会大众所获取、使用并实现其社会功用等问题进行解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图书馆职业活动的实质，而且也是融贯一致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基本立足点之所在。本书后续部分的理论建构，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而得以展开。

其次，图书馆职业的实践导向属性是展开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初始出发点。本书旨在沿着谢拉等社会认识论创立者的思路，建构一个系统性的社会认识层次性理论框架并对其展开实证检验，以期解析以图书馆职业为代表的社会性文化制度安排背后的理论质素，从而为融会贯通的图书馆情报学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本书是一本以实践为导向，着眼于分析和检验实际社会文化现象制度逻辑的著作。从实践出发，尽量赋予“社会认识”以比较宽松的概念边界，主动避开对知识的本质等哲学问题展开讨论，以便对具体社会现象展开有效的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是本书所秉持的基本立足点。

本书之所以尝试着尽量远离关于知识的本质等认识论哲学属性的讨论，主要是由于认识论本身虽然是一个哲学范畴，但谢拉等社会认识论的初创者事实上却仅仅是借用了“认识论”这个哲学概念，其主旨也并不在于从哲学层面对社会认识现象展开思辨。很多学者都发现，在早期社会认识论者的理论阐释中，不仅有着明显的行为主义痕迹，[38]而且在对知识的性质等认识论核心概念的表述中，也与哲学层面的认识论之间存有差别。[39]对于社会认识论的创立者谢拉来说，终其一生，他似乎无意也无法回答“社会认识论到底是否是认识论”的质疑。笔者认为，谢拉无意对社会认识论中与哲学层面的认识论不尽一致的理论表述做出辩解表明，社会认识论的创立者一开始就没有着眼于发展一门哲学层面上的关于认识论的学问，而是出于对图书馆职业的观察而提出一种旨在解析群体性认知现象的理论洞见。为此，本书所涵盖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都遵循了社会认识论的这一立足点。也就是说，本书并不是一本对认识论进行发展的哲学著述，而是旨在为实践导向的、对社会认识的发展机理与制度安排进行解读的一本著作。基于这个立足点，本书将对知识的性质、来源等哲学层面的认识论相关问题基本不予讨论，而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社会认知过程及其结果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涉的研究归属于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而非哲学领域），旨在为图书馆情报学（而非认识论本身）提供理论基础。站在这个立场上，本书将不对认识论（epistemology）与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做严格区分。也就是说，本书出于对实践问题加以解析的需要，对社会认识现象的解析将更侧重于认知的角度。主要理由是，这种理解更贴近于社会认识论创立初期的理论观点。如前文所述，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从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社会认识论初创者的理论表述。例如，晚年的谢拉曾指出，他更愿意用“社会认知”（而不是社会认识或其他概念）这个词来对其理论进行说明。[40]无独有偶，在较早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也曾尝试赋予“社会认识”比较宽松的边界。例如，陈嘉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认识论刚刚传入我国时，在《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一书中提出把“social epistemology”一词翻译为“社会知识论”。[41]

综上所述，本书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都无意对“什么是知识，或知识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获得知识”等古典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做出回答，而是站在社会认知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及其结果的立场上，对群体性认知不平衡现象背后的理论质素及与其关联的制度逻辑展开解析。也就是说，本书秉承了谢拉的一贯立场，将社会认识论语境下的“知识”等同于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文献（document）知识，亦即谢拉所称的“书写记录”（graphic record），并把可记录性和可传播性视为知识的两个基本特性，以便为以图书馆职业为代表的社会认知“器官”的本质进行解析，并对其提供理论解析和实证检验。

另外，从学科特征来看，哲学术语中的“认识”在本质上具有思辨性，但心理学术语中的“认知”则主要侧重于建构性。前者突出对思维本源的探讨，后者则更强调知识获得的机理。对于“认知”理论质素的解析，认知心理学与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重视的是个体知识建构的过程，后者则强调社会认识需求得以满足的机理。在哲学层面的“认识”与心理学层面的“认知”之间，本书的立场更接近于后者；而借用认知心理学理论但跨越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体认知现象，对群体层面认知现象的结构与后果进行论述，则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最后，作为社会性制度安排的图书馆职业需要宏观视角下的理论解读。基于图书馆职业的视角展开社会认识层次论的理论建构，是本书的主要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是基于图书馆职业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而做出的。基于大量经过整序的记录资源，对个体用户提供以信息服务为主的各类服务，不失为图书馆职业得以自立的基石。面对图书馆职业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如果站在不同角度，常常能够对其做出不同的理论解释。概括起来，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是观察图书馆职业实践活动，从而展开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构建的两个主要视角。

所谓宏观视角，是以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为认识起点，旨在回答“图书馆需要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社会机构（特别是财政支撑的公共机构）之所以存在，往往是因为其承担着解决某方面社会问题的公共职能。例如，学校为社会解决借由教育而实现人类知识经验的传承问题，而医院则借由医疗技术和手段为社会解决整体健康权力的保障问题。与此相类似，图书馆职业借由大量经过整序的记录资源以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为使命。[42]从社会角度看，包括学校、医院、图书馆在内的各种机构都是为达成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沿着宏观视角，迄今为止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大致已走过了一条历经三个阶段的理论建构之路。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来自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对象、对职业活动的定位和所采用的核心概念。

就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对象而言，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发展经历了以“图书馆内部职业活动”为对象到以“图书馆相关职业活动”为对象再到以“作为制度安排的图书馆职业活动”为对象的三个阶段。以“图书馆内部职业活动”为理论建构对象时，图书借阅、整理等实际管理活动被作为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主旨，由此而诞生了以“实体资源论”为特色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在这一阶段，图书馆职业的活动被定位于“资源（主要是图书）整序”,“图书（或文献）”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概念，对各种图书馆内职业活动现象进行描述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20世纪中叶以后，多种形式的“交流论”逐渐兴起，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构遂进入了以“图书馆相关职业活动”为对象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图书馆职业活动被定位于“知识、文献信息”等交流系统之路，处于一个将“知识”从“文献”中抽象出来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成就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谢拉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社会认识论的最新发展趋向之一，是当前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试图从“社会认识层次论”的角度，将图书馆界定为一种“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43]从而把图书馆职业活动定位于保障和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并把“社会认知结构”作为核心概念，力图构建一个完整而自洽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体系。本书还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具体成果之一。迄今为止，关于社会认识层次论的理论建构正在进行，其解释力还需要接受图书馆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如上所述，沿着宏观视角，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构已有了极大的推进。大致而言，先后对图书馆情报学产生影响的“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知识交流说”“社会认识论”等都可归为宏观视角。然而，图书馆职业实践表明，宏观视角并非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唯一视角。与宏观视角相并行的，是图书馆职业实践活动观察的微观视角。

所谓微观视角，是以图书馆职业在微观个体层面所产生的潜在或实质影响为认识起点，旨在回答“图书馆能够满足个体用户什么样的需求”。与学校满足个体认知发展的需求，医院满足个人免受疾病困扰的需求相类似，如果图书馆这一机构是社会所必需的，则意味着其必须也为人们某种需求的满足做出贡献。于良芝教授在其所著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一书中提出，图书馆所满足的，便是个体信息查询与获取的需求，因此，个体信息查询和获取构成了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问题，[44]图书馆职业是一种“满足信息查询与获取需要的社会分工”[45]。由此可见，《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秉持了一个微观视角的立场。由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都以解释图书馆职业活动背后的理论质素为目标，因此二者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基于这种统一性，可将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整合为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