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述评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世界各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状况很不平衡，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及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方面，对英国自然主义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零散的阶段。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英国自然主义的研究大致分为整体总论、归属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三个方面。

（一）整体总论

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是研究者首要论述的问题。在这方面，学术界主要侧重于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及其文化、道德等问题的研究。

在国外，对英国自然主义文学进行研究的学者中，较早的有狄克（Clarence.R.Decker）和费里尔生（William.C.Frierson）。1928年，狄克发表了《左拉在英国的文学声誉》（Zola’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England）一文，文章以比较的方法，论述了法国文学在那一时期的演变和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在英国接受的差异，但在整体上缺乏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勾勒，没有揭示出文学传播背后的文化动因。同年，费里尔生发表的文章《1885—1895年英国对小说现实主义的争论》（The English Controversy over Realism in Fiction 1885-1895），追溯了从1885年到1895年英国关于自然主义争论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肯定了自然主义在英国取得的部分胜利，但文章在标题和论述中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在此之前的1925年，费里尔生的专著《自然主义对1885—1900年英国小说的影响》（L’Influence du Naturalism Francais sur les Romancirers Anglais de 1885 à 1990）论述了英国小说所受的自然主义影响。J.亨金（Leo.J.Henkin）的《英国小说中的达尔文主义（1860—1910）》（Darwinism in the English Novel 1860-1910，1963）和J.A.V.甫尔（John. A.V.Chapple）的专著《纪实和想象文学（1880—1920）》（Documentary and Imaginative Literature 1880-1920，1970）都对英国自然主义有所涉及。

当代英国学者利里安·R.弗斯特和彼特·N.斯克爱英合著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一书从文学史、读者心态和社会语境三个方面揭示了自然主义在英国遭遇冷淡的原因，即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英国人思想观念的相对保守、自然主义作品在小说市场的流通中受阻。遗憾的是，弗斯特的观点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创作、流通层面，没有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和社会心理原因。英国学者琳·皮凯特（Lyn Pykett）的论文《再现现实：英国关于自然主义的论争，1884—1900》（Representing the Real：The English Debate About Naturalism，1884-1890）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具体分析了自然主义在英国接受每一阶段的历史命运，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事件的反映。但文章若能从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中去考察这一文学事件，进而追踪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将更有说服力。当代法国学者莫尼克·热古（Monique Jegou）的论文《英国对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接受》[3]（La Réception des écrivains naturalistes en Angleterre，2006），文章以时间为顺序，通过对自然主义在英法两国接受情况的比较分析，认识到了政治语境和文学背景对文学接受的影响，肯定了自然主义对英国传统小说美学创新所起到的作用，但对自然主义在英法两国接受的相似性缺乏明晰的论证。

在国内，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高建为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在专著《自然主义诗学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一书中专设章节，[4]分期追踪了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三个阶段，围绕英国对“左拉作品的性质和文学审查问题”“英国小说的描写问题”“新小说和小说描写中的性”三个问题的争论，阐述了英国接受自然主义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受众态度，言他人所未言，显示出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高建为的论文《从自然主义在英国的读者反应看文化适应问题》运用读者反应理论，认为自然主义在英国的接受受阻其实体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主流文化与普罗文化的冲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5]。这一见解将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从文学现象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文学和道德、国家意识等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左拉学术史研究》一书中，吴岳添比较清晰地勾勒了自然主义在英国的接受情况，认为“英国虽然有一些自然主义作家，也始终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传统”[6]。整体上对英国自然主义的评价是客观中肯的。刘文荣在《19世纪英国小说史》一书中以英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为切入点，用比较的方法具体分析了自然主义在英国遭到大多数小说家抵制的原因，如自然主义的理性倾向和英国清教传统互不相容、当时英国小说家和读者嫌弃自然主义对丑陋现象和性的描写等。刘文荣进一步从以上原因中看到了19世纪英国小说与同期法国小说的区别，但对二者之间的区别没有深入探讨。张介明在专著《边缘视野中的欧美文学》一书中采用边缘视野，认为英国出现的自然主义文学是对19世纪60年代盛行的循规蹈矩的维多利亚文学的反拨，但在理论和创作上“追求的是正宗的‘法国式’的自然主义，而无意于改造和变化”[7]。张介明的论述认识到了英国接受和模仿自然主义是与文学创作的更新有关，但关于英国自然主义是刻板模仿法国自然主义的观点有些绝对化，并不符合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实情。李维屏认为维多利亚后期文学“从现实主义逐渐转向自然主义和宿命论是19世纪小说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倾向”[8]。此论宏观准确地概括了19世纪英国小说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倾向，注意到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自然主义，但不足之处是将英国文学中出现的宿命论和悲观主义倾向归咎于自然主义。王守仁、方杰主编的《英国文学简史》认为英国自然主义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延伸，但“自然主义在英国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不仅作者寥寥，而且和者可数”[9]。整体上对英国自然主义评价不高。

评论界对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整体论述并不多，专门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不成体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自然主义不是当时英国文学的主流。二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英国自然主义文学没有可圈可点的成就。三是当时的英国小说家和学者几乎没有自然主义方面的理论建树。四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人们不愿对自然主义进行过度地宣扬。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缺乏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许多研究尚需进一步展开。

（二）归属研究

自然主义在世界各国传播和影响必然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些作家作品可以归入自然主义的阵营中，或者在哪些方面遵循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这也是归属研究主要探究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英国自然主义作家的界定各不相同。利里安.R.弗斯特认为在英国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作家，主要有“吉辛（Gissing）、莫尔、[10]莫里森（Morrison）、怀亭（Whiteing）等”[11]。侯维瑞主编的《英国文学通史》一书指出，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作家中，吉辛和莫尔的作品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成分，哈代是具有最强烈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家，贝内特[12]在人生观念和创作方法上表现出自然主义倾向，毛姆在创作上更接近法国自然主义传统，劳伦斯在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上兼具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传统因素。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则以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为标准（主要是“贫民窟”），认为受自然主义影响而出现了“贫民窟文学”。吉辛的作品和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的《陋巷故事》等作品描写了伦敦贫民窟中的穷人形态和社会现实，具有自然主义倾向。

对同一作家而言，国内外学者们持有的看法亦不相同。以英国作家贝内特为例，美国学者考德威尔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书中，认为贝内特是英国最后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的创作具有资产阶级文化早期一些高雅、纯正的东西，即“法国龚古尔式的现实主义以及那超然的、俨若神明的观察者。即使在最好的朋友的葬礼上，作者也按照龚古尔方式，超然物外、不露声色，忙着把自己的‘印象’记录下来。”[13]李维屏主编的《英国小说人物史》一书认为贝内特是满足于纪录的现实主义作家，经常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融为一体。李公昭主编的《20世纪英国文学导论》一书直接称呼贝内特为“自然主义小说家”。胡海的《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一书认为贝内特是英国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创作成果最突出的作家，其最富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小说是《赖斯曼阶梯》。刘文珍所著的《20世纪英国小说创作历程透视》一书则将贝内特定位为“城镇小说家”。

大部分文学史（包括英国文学史）都没有专门论述英国自然主义作家的章节，而是将具有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列入19世纪后期或20世纪初的作家行列中。例如，迈克尔·亚历山大（Michael Alexander）所著的《英国文学史》尽管指出了乔治·莫尔所受的自然主义影响，其小说《伊丝特·沃特斯》（Esther Waters，1894）是“以左拉的自然主义方式创作的，把来源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物质现实主义和缺乏迷人魅力的哀婉动人的词句结合起来”[14]，但将乔治·莫尔置于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的章节中。蒋承勇等著的《英国小说史》也指出了吉辛、莫尔等所受的自然主义影响，却将这些作家与萨克雷、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一起列入19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中。只有一些断代国别文学史才有所比较地将自然主义作家归纳在一起。刘文荣在《19世纪英国小说史》将乔治·吉辛和乔治·莫尔归为自然主义一章并分节论述了两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思想与风格等。高继海编著的《英国小说史》也设专节论述了以自然主义方式进行创作的查尔斯·里德和吉辛及其小说创作。苏联学者卡塔尔斯基把吉辛归为自然主义作家，但他认为自然主义的价值逊色于现实主义。陈嘉教授在《英国文学史》（1996）一书中把吉辛归入自然主义行列，却又将吉辛的代表作《新寒士街》（New Grub Street）[15]看作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约翰·古德（John Goode）以题材为基准，认为吉辛是“现代城市小说家”。[16]英国作家阿诺德·贝内特则认为吉辛是19世纪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众不同的是，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中将乔治·莫尔划归到英国象征主义一派中，认为在乔治·莫尔的早期理论著述中，他早就流露出对法国象征主义者的兴趣，并在《一个青年的自白》（1888）、《印象与看法》（1891）等著作中指出，莫尔“对象征主义理论表现了一些共鸣，虽然他的早期小说颇有自然主义倾向，在主题和技巧方面，甚至有左拉风格。”[17]可见，作家作品的归属问题不仅是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也是文学史书写遇到的普遍难题，不同的看法将直接影响文学史对一些作家的描述和定位。

依据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来看，英国受到自然主义影响并以自然主义风格创作的作家主要有托马斯·哈代、乔治·吉辛、乔治·莫尔、阿诺德·贝内特、毛姆、劳伦斯等作家。遗憾的是，大多论述虽然找出了以上作家与自然主义的具体联系和影响，但归属并不明确，其原因在于：一是作家创作的多面性，二是标准的不稳定性，三是无法对作家所受的自然主义影响精确化。因此，我们只能从作家和作品本身出发，去研究作家作品中所包含的自然主义倾向以及具有的自然主义特色，这样才不会在逻辑论述上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嫌。

（三）作家作品研究

与归属研究紧密相连的是作家作品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主要是对英国一些作家作品所具有的自然主义倾向和风格的分析阐述。

乔治·吉辛和乔治·莫尔是国内评论者一致公认的自然主义倾向最浓厚的作家。然而，人们在评论吉辛的小说时“往往会牵涉到他的人品，而一旦牵涉到作家的人品，文学批评也就演变为一场道德论争了。由于吉辛的小说又大多带有自传性质，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为复杂”[18]。一些研究成果如薛鸿时的《论吉辛的〈文苑外史〉》、应璎的《乔治·吉辛对待穷人的态度》、张介明的《现代视野中的乔治·莫尔——解读〈伊丝特·沃特斯〉》等论文基本没有涉及吉辛与自然主义的关系问题。莫尔在20世纪20年代就受到邵洵美、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关注，但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文学史很少提到莫尔。与自然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受到的冷落一样，莫尔也“‘由于种种原因’被‘有所欠缺与不足’地遗漏了”[19]。阿诺德·贝内特及其作品的自然主义倾向和创作归属只有在少数文学史中有所涉及。如王守成、方杰主编的《英国文学简史》中认为贝内特的《老妇谭》对人物形象、日常琐事等进行精确的客观描写，“在思想内容上流露出自然主义的悲观倾向，在表现手法上也遵循自然主义创作原则”[20]。李维屏主编的《英国小说人物史》则认为贝内特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不同人物的日常生活，《五镇的安娜》《老妇谭》等作品“对小说人物采取了客观还原的描写手法，使男女主人的性格特征十分明显”[21]。李公昭主编的《20世纪英国文学导论》对贝内特的评论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认为贝内特忠实、细致的笔触深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贝内特作品的结构“大都松散，不够紧凑，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比较肤浅”[22]。

毛姆、劳伦斯、哈代是近年来国内研究者比较青睐的作家。如申利锋的《论毛姆小说创作的自然主义倾向》、赵祥凤的《毛姆的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特色》等文章从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出发，认为毛姆的创作中存在着动物性、环境决定性、客观真实性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倾向探源问题上，有论者将毛姆的自然主义倾向归因为毛姆的英法双重身份，也有学者归为科学的发展，还有学者则归因为毛姆的个人（学医）经历的影响。评论者显然都认识到了毛姆自然主义倾向必有其因，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以自然主义理论为结论前提，而是更多地从作家体验、时代特征等因素考虑，这本身就成为推动这一问题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杜隽的《自然主义在D.H.劳伦斯小说中的流变》一文认为劳伦斯的小说包含着自然主义的基本理念：一是真实地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二是展现人的生物本能，张扬真实的人性；三是摆脱异化，回归自然。[23]周亚琴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一部杰出的自然主义作品》等论文认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体现了人的命运是由环境决定（对机械工业文明的强烈反对、回归自然），人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对性本能的推崇）等自然主义创作理念，并在继承自然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劳伦斯作品中大量的性描写与左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也被人们认为是劳伦斯小说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性描写作为自然主义小说对人的生物性的具体描写，是自然主义小说创作理念的体现。而以往评论者仅仅认识到了性与自然主义文学的联系，并未对是否所有性描写或与性有关的文学描写都可以归入自然主义这一问题进行阐发，这是值得后来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唐丽伟认为哈代“接受了达尔文主义思想，从遗传与环境等角度客观地研究人的生命活动的起因和结果，并坚持客观真实地描写个人与他人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24]。此论揭示了哈代与自然主义的渊源关系，但尚未深入考察哈代的“宿命论”思想与自然主义的关系。李莉的《性格 环境 命运——从〈卡斯特桥市长〉管窥哈代与自然主义》一文认为《卡斯特桥市长》“对环境和遗传两者决定论的过分强调给作品涂上了一抹很强的自然主义色彩，充分证明了自然主义这一文学思潮对哈代的深刻影响”[25]。李维屏主编的《英国小说人物史》则认为哈代小说的自然主义描写使人物体现出双重性格：“既不是完美无瑕的圣徒，也不是罪恶滔天的恶棍，而是人间悲剧的惨烈镜像。”[26]论述宏观分析了哈代小说人物的悲剧与自然主义的关系，但没有论述人物悲剧的自然主义根源以及表现形态和意义。

英国自然主义作家作品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诸如吉辛、莫尔、贝内特等作家作品的自然主义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与国内译者对他们作品的翻译介绍不多有很大关系。二是机械地套用自然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忽略了作家作品与自然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是分析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三是未能用比较的方法将英国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与法国等自然主义经典作品进行比较，探讨作品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