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里头文化

第一节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

一　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洛阳平原是中原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山河拱戴，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物产丰茂，四方辐辏，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史记·封禅书》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其后，东汉、魏、晋、北魏、隋、唐等朝均曾建都于此。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西距汉魏洛阳故城遗址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约17公里，其东北6公里处是偃师商城（图2-1）。北依邙山，南望中岳，东有成皋辕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前临伊洛，后据黄河，依山傍水，水足土厚，具有理想的建都环境。在遗址范围内，曾有过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早期的文化遗存。

二里头遗址得名于河南省偃师市翟镇乡二里头村，遗址的中心在该村村南（图2-2）。根据历年的发掘与钻探资料，二里头遗址重要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南起四角楼村（包括四角楼、凤岭寨、西喂羊庄、下王庄、新庄等自然村落）前的古洛河北岸，往北至少到二里头村后今洛河河道，东过圪垱头村，西到北许村，大约南北长2～2.5公里，东西宽2.5公里，面积5～6平方公里[1]。分为12个发掘区。因工作的局限，上述范围未必是二里头遗址的全部。作为一代都城遗墟，其周围或当有附属于二里头遗址的卫星聚落。

二里头遗址的地势，其东南和南面有断崖，崖下即是洛河故道，东、北两面呈缓坡状，高度逐步减小，西面连接高地。遗址的海拔高度一般为100米稍多。遗址范围内分布着四片高地，其中遗址中心部位的高地是宫殿所在地，高出周围约0.5～1米，面积约12000平方米。其他三块高地分别在二里头村的东南、圪垱头村的西北和新庄以南，面积10000～20000平方米不等，高出周围0.5～1.5米之间。

偃师，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周武王克商，得胜回师，在此偃旗息鼓，休养民生，因而有偃师之名。春秋时为东周畿地，有大邑尸氏。战国为韩地，秦属三川郡。汉设偃师县，隶属河南郡。三国时属魏。西晋省偃师，其地并入缑氏县，北魏复置偃师。此后迭置迭废，北宋以后常设偃师县。1995年撤县建市，称偃师市。

二　二里头遗址的勘查与发掘

二里头遗址是1957年冬季发现的[2]。1959年，徐旭生一行踏察夏墟，在此地采集到陶器和石、骨器，认为“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并指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3]，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和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分别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试掘[4]。自1960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5]承担了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

据初步统计，1959～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22个年份中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41次（以春夏、秋冬各为一个发掘季度）发掘[6]，总计发掘面积约3万平方米，较完整地揭露出宫殿、宗庙建筑2座，中小型各类房屋建筑50余座，祭祀性建筑物不少于5座，青铜冶铸作坊1处，墓葬310多座，水井、窖穴和灰坑850多个，陶窑十来座，与制骨有关的遗迹多处，出土大量陶器以及一批珍贵的铜器、玉器标本；并勘探出规模不等的夯土基址30余处。1991年以来，一项主要任务是对20世纪80年代田野工作成果进行整理、研究；同时，做了许多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其间也有一些较重要的收获。如1991～1992年间在Ⅵ区和Ⅸ区[7]曾发现属于二里头二期的建筑基址。1994年在二里头村北洛河河滩[8]发掘到较丰富的二里头二、三期遗存。20世纪90年代的主动发掘项目有：1994～1995年在Ⅸ区发掘1000平方米[9]，发现形制特殊的圆形地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祭祀遗迹以及与之有关的墓葬30余座，对于究明上述遗迹的性质、结构以及二里头遗址布局有重要价值。1996年起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Ⅴ区的发掘，找到二里头文化各期遗存较理想的地层叠压关系并采集到系列测年碳素标本。

三　二里头遗址各期文化遗存的发现概况

关于二里头遗址各期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我们有两个统计，分述如下。

统计一[10]：

1959年至1979年期间，在二里头遗址的第Ⅲ～Ⅴ、Ⅷ、Ⅸ区都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有的地方尚存留文化层，一般距目前地表深2米以上，厚几十厘米到1.5米不等；有的地方只残留灰坑。这期间发现一期灰坑36个，墓葬6座，未见房基。由于一期的文化遗存埋藏较深，有时已在潜水面之下，往往无法发掘，加之二期以来的不断破坏，可以推想一期文化遗存当比目前所知的丰富一些。

二期文化遗存几乎遍布所有的发掘地点，即在第Ⅱ～Ⅵ、Ⅷ、Ⅸ区都有发现，除文化层之外，还发现夯土基址1处，普通房基7处，陶窑1座，灰坑75个，墓葬18座。

三期文化遗存在已经发掘的地方都有，文化层一般距地表深0.5～1米，厚0.3～1.5米。遗迹现象包括宫殿基址2座，普通房基12座，陶窑5座，灰坑138个，墓葬45座。

四期文化遗存在遗址中部较密集，在周边分布稍稀。具体说，Ⅴ区内所有的探方里都见四期地层，Ⅳ、Ⅷ区约三分之二探方内有四期遗存，而Ⅱ区只有一部分探方见到四期遗存。遗迹包括房基1座，陶窑1座，灰坑129个，墓葬36座。

统计二[11]：

1980年至1990年的发掘中，据不完全统计，发现文化堆积单位（包括文化层、墓葬、房基、水井、窖穴、灰坑等）共1541个，其中一期单位22个，占总数的1.4％；二期单位310个，占20.1％；三期单位565个，占36.7％；四期单位519个，占33.7％。此外，还包括早商或中商文化单位125个。

因为各区发掘面积有所不同，所以，以上所举各区的单位数目并不精确代表各区文化遗存的丰厚或稀薄。但是，上述统计数字，或可从一个侧面表示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里文化的兴衰状况。当然，考虑二里头遗址的兴衰，除定量统计外，还必须着眼于各期遗存的内涵，尤其是宫殿一类重要遗迹、遗物的状况。

从各期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看，二里头遗址在其第一期时，已是一个有较大规模的聚落，已知一期文化遗存分布在遗址的Ⅲ～Ⅵ、Ⅷ、Ⅸ、Ⅺ区内，范围约在1平方公里以上。从1980年以来，二期文化遗存发现的比重有明显增大，在已经发掘的各区都有发现，这时二里头遗址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三期文化遗存遍布各区，且内涵丰富，是二里头遗址的鼎盛期。四期文化遗存的分布也很普遍，表明仍有较多人口居住，但丰富程度比不上三期，在其偏晚阶段显现出衰败迹象。早商文化遗存仅局限于遗址中心部分。

四　二里头遗址的布局与主要发现

二里头遗址范围较大，历年的发掘虽有相当大的规模，但与遗址的总面积相比，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布局情况，目前我们只能言其大概而已。

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来看，二里头遗址有无城池还难以论定，但至少是眼下还没有发现城墙。至于壕沟，以前虽有发现，但材料零碎，很难据以推断为一个闭合的防护系统。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主要分布在第Ⅴ区和Ⅴ区与Ⅲ、Ⅵ区的邻接地带。而在与Ⅴ区相邻的Ⅲ、Ⅵ、Ⅸ区，也有大、中型的建筑，包括内置大础石之柱坑的有一定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目前已经发掘出两座较完整的宫殿（宗庙）基址，即一号、二号宫殿基址（图2-3、图2-4；图版1、2），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开创了三代都城宫殿（宗庙）建筑的一种重要模式。从已经掌握的材料看，二期以来的夯土基址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个区域，有的三期宫殿甚至就叠压在二期的夯土基址之上[12]。

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发现于Ⅲ、Ⅵ、Ⅸ区。小型建筑则主要分散在宫殿区以外的地方。

在宫殿区的北面至西北一带（Ⅵ、Ⅸ区），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其附属墓葬。长方形半地穴建筑与圆形地面建筑往往相伴。

铸铜作坊遗址位于遗址东南部（Ⅳ区），发现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迹和陶范、熔炉残片等物。另外，在遗址中部的Ⅴ区、北部的Ⅵ区和东北部的Ⅲ区，也曾发现与青铜冶铸有关的熔炉残片等遗物。

陶窑在遗址上布列比较分散，尚未见成片的窑址。

制作骨器遗留下来的废骨料，在Ⅲ区和Ⅵ区的两个地点有集中而大量的出土。尤其是Ⅵ区的一个“骨料坑”，规模甚大，出土许多废骨料和骨器半成品以及制骨使用的砺石，估计附近应该是制骨作坊之所在。

墓葬分散在遗址的各个角落，尚未发现一个长期固定而集中的墓地，但遗址中的墓显然也可以分区，而非毫无规则。出土铜器、玉器的中型墓葬，主要集中在宫殿区的周围，即Ⅱ、Ⅲ、Ⅵ、Ⅶ区（参见图2-2）。

在二里头遗址虽然发现过道路，但是整个遗址的道路网络则至今不明。因此关于街衢和建筑分区情况，难以言及。究明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将是今后田野工作重要任务。

五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定名

二里头文化遗存，是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玉村[13]发现的，当时已经注意到其陶器形态不仅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遗物不同，与郑州二里冈文化遗存也“似属两个文化系统”，只是对其文化性质还不能确定。

1954年，在洛阳东干沟村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1956年，在东干沟发现二里头文化墓葬[14]。同年，在郑州西郊洛达庙村也发现了类似的古文化遗存[15]，内涵很丰富，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根据当时的认识，将其年代归属于商代。由于洛达庙遗址在当时已知同类遗址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因而人们一度曾将这类遗存称为“洛达庙类型”[16]或“洛达庙类型商文化”[17]。1959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和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分别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鉴于二里头遗址比洛达庙遗址规模更大，文化内涵更丰富，在同类文化遗址中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所以，自1962年起，学者将这类古文化遗存更名为“二里头类型”[18]。随着同类遗存的不断发现，对其认识不断深入，至20世纪70年代，遂将这类遗存正式命名为“二里头文化”[19]。“二里头文化”的概念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内涵已超越了原“洛达庙类型”的范畴。

从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角度说，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处于龙山时代晚期与早商文化之间，遂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至第四期之间有着十分清晰的发展传承脉络，但是第一期与第四期之间文化面貌有很大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是多年来夏商考古学研究的热点，学者见仁见智，曾提出多种不同的见解。

六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

二里头文化以中原腹地为其中心分布区。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可概括出二里头文化陶器群的特征是：流行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其中一、二期陶色偏深，有部分夹砂或泥质黑陶；三、四期陶色偏浅，浅灰色陶较多，少见黑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其中一、二期时绳纹和篮纹并重，有部分方格纹；三、四期基本不见篮纹、方格纹。器物组合，炊具以深腹罐、圆腹罐、甑、鼎为主；三、四期有陶鬲，但在炊具中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酒器以觚、爵、盉为主，二期还有鬶。食器以豆、三足皿为主，一、二期时还有圈足盘，四期常见簋。盛储器主要有大口尊、小口尊、敛口尊、高领尊、矮领尊、瓮、缸、折沿盆、卷沿盆等。一、二期流行折沿、平底器，三、四期流行卷沿、圜底或凹圜底器。以夏县东下冯、淅川下王冈、驻马店杨庄、杞县牛角岗等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诸类型，其文化面貌同豫西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大同小异。

二里头文化创制出我国最早的成组青铜容器，器类已有鼎、盉、斝、爵等。另外，还有铜牌饰以及戈、刀、镞、凿、锥等铜兵器和工具。已经发明铜、锡合金甚至铜、锡、铅三元合金。规模巨大的铸铜作坊遗址和成组青铜容器的出土，无可置疑地证明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玉礼器具有与青铜礼器相同的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大型的刀、璋、圭、戚、钺等，被视为王权和礼制的象征物。

二里头遗址以其巨大的规模，壮观的宫殿、庙堂建筑基址群，神秘莫测的坛、“”类祭祀遗存，铸铜作坊和大量随葬成组铜器、玉器的墓葬等十分丰富的内涵，被学界一致确认为都城遗址。

诸多的考古学现象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存在着国家。

二里头文化曾经对周围文化产生过强烈的影响[20]，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