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判与抗争：冲决封建文化传统

不消说，人文精神与启蒙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艺思潮，这就必然要遇到传统文化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古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长期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统治中，获得了一种较为完备的隔绝机制，长期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体系，这虽然使它得以使华夏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彩”（鲁迅语），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惰性，严重禁锢和扼杀了全民族的精神活力，在思想上形成了愚顽、保守、盲从、排他的根性。鲁迅说，“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已经“衰朽到毫无精力了”[6]。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胡适语）这一理性的批判旗帜下，“五四”先驱者们对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礼教、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进行了根本的质疑和全面的清算，这不仅是人文精神和启蒙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且也是它自身的重要一环，因为非人道的社会、人性普遍受压抑和精神饱受奴役之苦又不肯觉醒的状态不仅直接构成对人文精神的敌对和排斥，而且也为封建传统的继续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和温床。这样的传统倘不加改造，则人文精神和启蒙主义终究要撞碎在封建势力的厚壁上。二者就是这样彼此消长、水火不容。在这方面，鲁迅的认识和追求仍然是最自觉的。被看作“五四”文学第一个创作实绩的《狂人日记》，即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质问，这是最深沉激越的时代强音。

就同时期的全部文学作品而言，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仍然足以代表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思想倾向。在《灯下漫笔》里，鲁迅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称作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亦即一“治”一“乱”的交替，在这样的循环交替中，中国人向来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鲁迅的结论根本上是出于对广大普通人的地位、价值的考虑。这可以看作他“反传统”思想的全部根据、本质所在：他反的是“君主专制”“将人不当人”的传统，并非其他。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这一总体认识的具体化。《狂人日记》猛烈攻击的是“仁义道德”的吃人的旧礼教，这种礼教犹如《春末闲谈》中所说的“细腰蜂”，实则是封建君主的一种统治术。《孔乙己》深刻揭示了科举制的弊端，是它把读书人引上了邪路。《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原来都曾有着充满光辉的人格，然而经过后天的重重打击，终于都变成了奴隶中的一员，他们一再受压迫、受剥削的过程，就是奴隶根性逐渐形成的过程，在他们的生命力和生命沉沦的悲剧的背后所潮涌发酵的，是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封建统治的悲愤批判的激情。

鲁迅写于“五四”时期的大量杂文，从对“国粹主义”的无情嘲弄，到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议论，从对妇女所受“三从四德”束缚的批判，到对“生命的路”的指示，也无不围绕着这个中心。由这里出发，鲁迅的批判锋芒实际上已经发展为对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全面否定（他劝青年人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并有着不同层面的深广度：既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来否定中国固有的“文明”；也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中深深隐藏着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来揭示现实人生的病苦；更有像《阿Q正传》那样的集对国民性的批判于一身的作品；同时，由于鲁迅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层反省和批判中全面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等与传统文化之间均有割不断的血肉联系，因而其批判从来不隔岸观火，而是始终带着一种“原罪”式的自我意识，把自己也摆进去，或者干脆“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狂人日记》和《写在〈坟〉的后面》就对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自我作了无情的否定。尤其是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震惊地说，“我也吃过人”，以至于使他“不能想了”。如此极度强烈的内省之声，非感受深刻的主体所不能喊出。这就使鲁迅的“反传统”行为具有了社会性和“自我救赎”的双重意义：他把个人亲身体验的无视人权、压抑个性的非人道问题当作全民族的问题来思考，放大为社会民族的普遍“厄运”来处理，又把本来属于国民、社会、文化等传统弊端体察升华为自我罪恶的感受，浓缩为个人问题来解剖和改造。因为种种罪与恶终究都带有自我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因而除了告别传统、企求新生外，别无出路。这种崇高强烈的道德责任和义愤所形成的难以分解的网结，就酿成了“五四”文学的创作基调：浓重的悲剧意识和建立在悲剧意识上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其间虽然也产生了《女神》那样理想化的激昂，冰心《寄小读者》般的母爱、童真和大海的诗情画意，但《呐喊》《彷徨》那种由“看透了造化的把戏”、洞察了世事又洞察了自身而生发出的冷嘲以及冷嘲包裹着的火一样的忧愤，毕竟是无法取代的主导。当然，我们所能举出的优秀作品仅仅是鲁迅的，大部分“五四”文学的创作水准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和广度，然而不管是吴虞的“只手打倒孔家店”，还是胡适的把文言文定为死文学，抑或陈独秀的期盼“国粹之消亡”，“五四”先驱者的追求却是一致的。尤其是“问题文学”揭示的制约人的觉醒解放的种种社会问题——婚姻的（欧阳予倩《泼妇》）、礼教的（夬庵《一个贞烈的女孩子》）、下层民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庐隐《一封信》、汪敬熙《雪夜》），等等，其批判的锋芒所向也几乎都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传统的病根。他们激荡出的是整整一个时代对国民性的文化上的自我批判运动，使得“五四”文学中的小说、杂感、政论等几乎都带上了文化反思的特点，共同构成了强有力的合唱，震动了一向迷恋传统的中国。

鲁迅和“五四”作家对文化传统的这种深刻激烈的批判态度，首先是由强烈的文化和文学变革愿望决定的。《诗经·大雅》的《文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能够传达出“五四”作家对文化传统认知与对抗的合理性，如果求新与变革还背负重重的古老的历史与传统的包袱，在“旧邦”中进行，不抗拒传统的“黑暗闸门”，“其命维新”就很难有备实的意义。同时，这也是由当时的处境和批判对象本身的强势所决定的。“五四”作为一场文化运动，是不可能依仗政治之权势获得成功的，只能靠一群势单力薄的文化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其间又面对着复古势力的激烈反对，形势所迫，必欲“费厄泼赖”也不可得；“五四”作家又深感传统的过分强大，无力的中庸、全面之论根本不能撼动封建“铁屋子”的一片瓦砾、一根毫毛，不得已而必须实行“矫枉过正”，鲁迅说这是“物反于极”，也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这其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底的反省精神，一种知耻而后勇的气度。正是这种姿态，才在引进异质文明中冲击了中国文化的防线，克服了传统的巨大惰性力而实现着人的觉醒和文化改革，本质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历史的进步就是在这偏激里孕育萌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