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反思平衡
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在罗尔斯的正义学说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从中推导出正义原则的内容。那么，这一假想的状态是如何被设定的呢？人们又如何对其进行修正和调整呢？为此，罗尔斯引入了一个复杂的概念：“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罗尔斯将人们达到“原初状态”的过程设想成这样：“在寻求对这种原初状态的最可取描述时，我们是从两端进行的。开始我们这样描述它，使它体现那些普遍享有和很少偏颇的条件，然后我们看这些条件是否足以强到能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原则。如果不能，我们就以同样合理的方式寻求进一步的前提。但如果能，且这些原则适合我们所考虑的正义信念，那么到目前为止一切就都进行得很顺利。……通过这样的反复：有时改正契约环境的条件；有时又撤销我们的判断使之符合原则，我们预期将达到这样一种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虑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叫做反思平衡。”（p.18）从这段引文中我们看到，罗尔斯将人们在思考正义问题时的道德直觉以及不偏不倚的判断结合起来，通过反复的理性思考，不断调整而最终达到对“原初状态”的准确描述。其中，深思熟虑的信念可能包括“宗教迫害或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这类的信念。也就是说，如果从对原初状态的某种描述中推导出来的正义原则居然与“宗教迫害或种族歧视”相协调，那么，这时人们就应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做出调整。
“反思平衡”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富争议的概念，其理论功能在于推导出一个恰当的理论原点，而整个正义理论都可以从这个原点中演绎出来。只要人们能够达到“原初状态”这一恰当的初始位置，就进入了一个推理的程序，而这个程序本身就能保证其结果的正当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社会契约论中并没有“反思平衡”这一理论设计。这是因为，传统的社会契约论者或者将“自然状态”当作一种历史事实，或者从自然法这种形而上的预设中引申出“自然状态”。这两种对自然状态的处理都属于休谟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一方面，将“自然状态”当作历史事实，从“事实”中推出道德原则，从“实然”推出“应然”；另一方面，从形而上的预设中推出道德原则，得不到持不同信仰和道德信念的人们的广泛认同。因此，当代社会契约论必须解决“自然状态”从哪里来的问题。正是基于此，罗尔斯将“自然状态”抽象为“原初状态”，否认其历史性，并且设计出“反思平衡”这一理论工具，通过人们的直觉、信念、判断的循环往复的相互印证，而最终确定“原初状态”。
“反思平衡”这一理论设计使罗尔斯的正义学说避免了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假设，也没有依赖于任何自然事实来建构应然的学说，甚至没有诉诸“自明性”来设定理论的起点。通过“反思平衡”，罗尔斯将正义学说的理论起点诉诸于人们的理性反思、道德直觉、道德信念，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融贯统一和相互印证。换句话说，罗尔斯的正义学说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也不是来自柏拉图所构想的理念世界，而是来自人们之间通过理性反思而达成的一致，是理性人的信念、判断和直觉的统一。正如《正义论》一书的中文译者何怀宏所说：“罗尔斯的证明方法有别于笛卡尔式的从某些自明原则推演的标准和规则体系的方法，也有别于以非道德概念来定义道德概念的 ‘自然主义’的方法，而是使证明依赖于整个观念，依赖于这个观念在何种程度上适合于在 ‘反思的平衡’中‘所考虑的判断’，并把这些判断组织成一个系统。证明是许多思考的互相支持，是所有因素的调协一致。”[5]
综上所述，原初状态是罗尔斯正义学说的理论原点。通过“反思平衡”，罗尔斯借助理性、直觉以及道德信念之间的相互印证对原初状态进行了恰当的描述。原初状态下的订约者既是理性人，也是道德人。他们有着相互冷淡的理性以及形成善观念和正义感的道德能力。在原初状态下，人们处在“无知之幕”之后，不知道任何与自身相关的具体信息。然而，通过理性反思和相互协商，人们将对如何分配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正义原则达成一致。
[2]社会正义原则是规定社会基本结构的，而每个定约者只可能通过订约来尽可能大地增进自己所获取的社会基本善，而非自然基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