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

报纸上刊载的“公告”一词自古有之，多为官方张榜公布政策或信息的一种大众传播形式，其传播历史渊源甚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形态，在大众报刊出现之前就往往被专门书写于单张的纸媒之上或发布在公众日常容易接触的各类材质媒介上，独立发挥着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宣传功能，具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属性和官方色彩。

信息媒体上的各类公告，其内涵与外延往往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公告的基本内涵、形式、所依托的信息媒体及其在当时社会发展阶段中发挥的功能与影响都有所不同。因此，从其传播目标及功能、形式上看，公告实则介于新闻与广告之间，不仅有发布新近消息的新闻价值，也常常发挥了官方对经济贸易或社会活动的管理职能，而具有一定的广告宣传属性和政策导向性。

正是因为公告具有大众传播功能的复杂性和较强的社会管理适用性，往往难以被明确地归类和概念界定，因而在学术研究分类之初就被拆分到其他大众传播形式的概念话语之下，而遮蔽了其悠久的大众传播历史和独立的宣传特征。有时它被视为一种官方的政治新闻或政策宣传手段的政治性广告；有时，它又被视为协助政府机构、精英阶层用来强化社会治理、启发民智的宣传告示或政党言论。这些分类实则都是围绕着如何呈现和贯彻其信息发布者的喉舌功能及其在推动社会发展维度上的大众传播价值而展开，故未被给予更恰当的“名分”和概念分类上的独立地位，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它具有如此独特表述形式的传播价值研究和具有悠久历史的演进规律梳理。因此，本书试图还原其社会功能的本来面目，将这一传播目的性极强的媒介话语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考察，从其借助近代大众报刊的传播功能升级为学术梳理的发端，基于推动社会转型的宏观视角，以补足和细化大众传播史的专题性和系统性研究。

该学术史考察主要拟从两方面切入：一是传播媒介形态对公告形式演进规律的影响。近代报刊诞生以来，公告更多地依托了持续面向大众传播的纸质媒体，作为一种新闻或广告的主要分类形式存在着；而从其传播主体来看，公告一直是信息发布者所倚重的劝服与宣传工具，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媒体演进史中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治理功能。报刊公告是人类社会首次进入大众媒体时代后一次公告形态的蓬勃发展期：近代以来的中文公告最早出现在西式报刊上，被视为一种面向大众传播的早期新闻形式，集中呈现了作为信息发布者的社会管理阶层对运用宣传工具上的一次功能强化和全面升级，报刊上的公告被赋予了大众传播时代舆论导向和社会治理等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在研究大众媒介的喉舌功能时，报刊公告具有不可或缺的样本价值。

二是传播时空条件对公告社会功能的影响。就公告的社会功能影响力而言，在近代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背景和传播语境下，无疑迎来了最为显著的一次跃升。例如在近代社会的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与文化习俗交汇之处，在中国最早开埠的近代澳门，当时的报刊媒体是当地政府、革命政党最为倚重的宣传动员工具。《蜜蜂华报》《知新报》《澳门宪报》等澳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早期报刊，相应呈现了澳葡人政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澳葡政府利用报刊媒体推进各自的改革目标、发动民众、宣传政策主张的历史，这些报刊宣传活动背后都有着强烈的大众传播目的性；而以公告为主要内容的《澳门宪报》则最显著地反映出早期的政府治理方式和以公告形式推进澳门社会转型的成败得失。澳门，虽然是中国的一个面积很小、人口不多的“政治特区”和小型“经济体”，但它在世界近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在西方殖民者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西方式制度实践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性。同样，澳门的近代中文报纸及报纸公告在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新闻史中自然也因其所处的特殊社会发展环境而具有独特、重要的地位。

《澳门宪报》是澳葡政府于1838年在澳门创办的第一份政府公报，它是澳门近代报刊中历史较为悠久的一份报纸，同时也是我国境内近代以来第一份官方报纸、第一份双语（葡萄牙语和汉语）报纸、第一份刊登征婚公告的报纸、第一份刊登船期公告的报纸等。《澳门宪报》不但刊载了大量的用葡文和中文发布的政府动态信息和社会新闻，也登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葡文和中文公告，开启了中国近代官报公告之先河，对于丰富中国近代报刊史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

澳门文化是澳门400多年来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内质，因此，通过对《澳门宪报》中文公告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澳门宪报》中文公告与澳门社会形态关系的梳理，并运用传播学和发展学等相关理论，来对《澳门宪报》中文公告进行多元多维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可以对澳门传播史研究进行补充，使人们对澳门在鸦片战争前后至1911年期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有一个比较准确、客观和深刻的认识，从而使澳门传播史的研究能在更为全面、深入、科学的基础上，为中国传播史多元性、宽角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理论范式。而《澳门宪报》中文公告依托了中国境内近代最早出版的报纸之一，它所具有的历史参照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今天的澳门而言，19世纪中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整个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对澳门的影响都真实、鲜活地反映了在《澳门宪报》的各类公告之中。因此，笔者选择了“《澳门宪报》中文公告与近代澳门社会（1850—1911）”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澳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中独具魅力和典型性，而报刊公告作为反映当地社会治理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多棱镜”，对它的研究将必然成为我们挖掘其产业发展与社会转型特征的重要切入点。

（1）《澳门宪报》中的大量宣传博彩政策、应招海外劳力等中文公告，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后澳门成为世界罪恶的“苦力贸易”、鸦片贸易的中心，以及发展为世界知名博彩中心的历史。因此，这些公告是研究澳门政治体制变革、经济转型、文化传播、社会发展的史料来源。

（2）《澳门宪报》中有大量发布交通管理章程、电话及邮政网络规制、航运设施信息、金融税收制度政策、教育慈善事业宣传等中文公告，这些公告是考察19世纪中叶以后澳门的城市化建设、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档案。

（3）《澳门宪报》中大量发布的华人入籍、政治参选等中文公告，反映了19世纪中叶以后内地的大批华人迁入澳门后的社会结构变化及澳葡政府调动华人力量协助社会治理，乃至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如管理乞丐、娼妓等社会底层民众的现实行动。这些公告是研究澳门不同族群的社会矛盾以及近代澳门华人移民的社会生活记录。

同时，澳门是中国近代报业的鼻祖，由于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本书集中于对澳门早期最重要的报纸——《澳门宪报》的公告研究将为近代中国报业史的多视角考察、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深入探析、为中国中外大众传播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可供解读的典型个案，对提升大陆学者对澳门研究的学术地位等具有现实的支撑。澳门成功的社会转型史及其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报刊公告史证明，《澳门宪报》（1838年9月5日创刊）的中文公告（1850年开始刊登）“是一座澳门近代史原始资料的宝库，也是一座中国近代报业、新闻、广告、传播等发展史原始资料的宝库。它将为我们深入研究并补充中国报业、新闻、广告、传播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资料”。[1]

“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历史也是当时现实的反映，现实的发展常常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找智慧。”对于当下的报刊公告，我们习惯于注重考察它的政策意图、传播模式或宣传功能；而若把视野放得开阔一点，可以分析公告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大众传播形式，对加速社会信息交流、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积极作用；如果眼界再高一些，则如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那样，可以探寻它对于传媒业发展乃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国家进步的宏观效能。而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公告，我们不仅将其视为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大众传播工具，更感兴趣的是它成为我们回溯历史、窥探当时社会面貌的“多棱镜”。而这正是本书的关注点。可以说，对报刊公告与近代社会的关系研究是一种宏观研究的学术视野，这一研究视角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观照和人文关怀。基于这一研究取向，本书聚焦于报刊公告发布最为集中的一份近代澳门地区官报——《澳门宪报》上的中文公告，以此为主要对象来管窥报刊公告如何反映并推动着近代社会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从研究视角上应隶属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与报刊新闻史学的交叉领域，希望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与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