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埃里金纳的思想研究

欧洲中世纪思想文化的重建，始于8世纪的“加洛林文化复兴”（亦称“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加洛林”指法兰克王查理大帝（拉丁文Carolous Magnus），其奠立的王朝习称“加洛林”（Carolous）王朝。查理大帝因为800年率军南下，帮助教宗利奥三世在罗马恢复教宗之位而被其加冕封为“罗马人皇帝”，从而使其法兰克王国发展为“神圣罗马帝国”。它的特点是以兴办教育、复兴文化的努力来“走出黑暗时期”，在被政治动荡所摧毁的欧洲废墟上开始文化重建。在这一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文化复兴”中，其一大特点就是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并把西方古代教育中的文法、修辞和逻辑这“三艺”（Trivium）结合中世纪初期基督教教育推行的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Quadrivium）而发展出的“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作为其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在其宫廷学校和修院学校中推广、应用。这样，中世纪欧洲文化得以重建。而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埃里金纳是一个关键人物。

约翰·司各脱·埃里金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约810—877），意指“苏格兰人约翰”，“苏格兰人”在9世纪指爱尔兰的居民。他约于810年出生在爱尔兰，845年来到西法兰克，任教于当地宫廷学校。埃里金纳属于第二代加洛林学者，即被查理大帝之孙秃头查理请来办学授课，担任其宫廷学院首席教授达25年。他才思敏捷，在机智中不乏幽默。据传秃头查理有一次在宴会上想戏弄坐在对面的埃里金纳，提出一个辞韵双关的问题：“苏格兰人（SCOT）与酒鬼（SOT）之间何以区别？”埃里金纳不动声色，机敏而简练地回答：“这张餐桌。”这使得查理既非常尴尬却又不好动怒。不甘心的皇帝还想再次试探，在一次请埃里金纳与两位神父吃饭时让埃里金纳把盘里的两条大鱼和一条小鱼分一下。埃里金纳从容地将两条大鱼放在自己的盘子里，仅将一条小鱼放在两位神父的面前。两位神父抱怨分配不公，查理让他解释。埃里金纳非常“谦卑”地指着自己说：“这里是一个小的，加上两个大的（指自己盘中的两条大鱼）”；又指着那两个神父和其面前的小鱼说：“这里也是两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所以分配是完全公正和平等的。”一席话让皇帝和两位神父哑言。但埃里金纳一生也受到查理的保护，当其著作被教皇尼古拉一世谴责时，他仍能安然无恙，得以继续其学术教育事业。当查理877年去世后，埃里金纳亦突然消失，不再见于任何历史记载，从而留下种种猜测。

埃里金纳的主要著作有两部，其中《论神的预定》（De divinis Praedestination）写于851年，乃应兰斯大主教辛克马（Hinkmar）的请求所写，旨在批判当时哥特沙勒克（Gottschalk）关于双重预定论等异端思想，不料埃里金纳的这部著作本身也在855年瓦朗谢宗教会议上遭到谴责。《论自然的区分》（De divisione naturae）为5卷对话，写于866年，为其代表性著作。其中第1卷讨论作为最高创造之因的上帝，第2卷讨论理念问题，第3、第4卷讨论受造之物，第4、第5卷涉及万物之复归等问题，而第5卷的最后则讨论事物的终极目标。此外，埃里金纳还对鲍埃蒂、亚略巴古人丢尼修等人的著作有着译介和解说，也对《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等写过评注。

埃里金纳的思想特点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和东方流传的“流溢说”而创立了其神秘主义哲学。他认为神与宇宙同一，宇宙存在于神、神亦存在于宇宙之中，故而有泛神论色彩。在自然与神的关系上，他宣称有四类存在：第一为创造而非被创造者，第二为被造者同时也创造，第三为被造者而不创造，第四为既不创造也非被造者，其中第一乃作为万物根源的“神”，第二乃神性“逻各斯”，第三为宇宙存在，第四又是作为万物终极目的之“神”。而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他则强调人是一个小宇宙，包含有整个宇宙的本质及其丰富体现；而人的灵魂只是神的某种独特体现，灵魂所涵括的感觉、智慧和理性，正是三位一体在人里面的反映，从而肯定了人的神圣意义，即能体现神的本质。至于对神的认识，埃里金纳则采取了“否定神学”的观点，认为只能推论性地认识神，而不能去具体说明、界定神；人们只能说“神”不是什么，而不可以说“神”是什么，神的本质是无法被认知的“永恒奥秘”。显然，埃里金纳的这种思想深受东方教会神秘主义思想家亚略巴古人丢尼修（习称“伪丢尼修”，亦译“雅典大法官狄奥尼修斯”）的影响。鉴于认识上帝和解释神学上的种种困难，这个“伪丢尼修”提出了间接论述上帝的方法，建立起一种独辟蹊径的奥秘神学，后来亦有人将之视为“否定神学”较早且相对系统的表达。他认为，上帝作为至高存在、作为生命及一切之根源和始因，远远超出了受造之人的认识范围及能力。人因而不可能直接讨论上帝的本体和本性，对之加以哲学理性推断上任何肯定或否定的评说。这里，上帝对人而言乃是“隐匿之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奥秘”，人为此只能感到“神之幽深、黑暗”而无法作出任何实质性判断。所以，人最多也只能在认识到其“不知”的前提下以相关方式来间接地推论上帝的存在、类比性地理解上帝的本质，并经过自我灵修而使人自身达到神化，以便实现在超出理性认知的神秘意境之中来领悟上帝、与神合一。埃里金纳在查理请求下曾将此丢尼修的著作从希腊文译为拉丁文，并发现此乃托名著作，故称其为《伪丢尼修著作》，书中内容包括《天阶体系》（De caelesti hierarchia）、《教阶体制》（De ecclesiastica hierarchia）、《论神名》（De divinis nominibus）、《神秘神学》（De mystica theologia）等，并有多篇附录。这部书被埃里金纳译成拉丁文后迅速传开，“几乎就像《圣经》一样”，对西方思想文化、神学哲学产生了广远影响。从此，否定神学在中世纪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独特表述。

在其思想发展中，埃里金纳通过翻译伪丢尼修的著作而接触新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思想，尤其是突出了一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自然世界及其上帝之理解。基督教思想传统在对上帝的论证中大致分为“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两大趋向，“肯定神学”主张对神性加以理性论证，如把上帝说成太一、至善、永恒等，认为可以通过“象征的知识”而获得对神性的认知和理解；而“否定神学”则认为绝对不可能从“是”的视角来认识上帝、论证上帝，而只可从其对立面来说上帝“不是”什么。这样，埃里金纳接受了这种“否定神学”的观点，对神性本身持一种神秘主义的态度，而只是从上帝的造物“自然”那儿去探究。但在其对“自然”的探讨和理解中，却实际上暗含了埃里金纳对上帝的体悟和认知。

既然是神秘主义的认识进路，埃里金纳对上帝和自然就持一种宏观、模糊的整体论把握。但与一般神秘主义所不同的，则是埃里金纳对之仍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认知。在他看来，“上帝就是全体，全体就是上帝”，而以上帝为本源、归宿、实质和中心的统一整体就是“自然”，自然即人之“心灵所能了解的或者超越心灵力量所能及的全部事物”。[1]因此，了解自然实质上也就是了解自然从上帝起源及其最终回归上帝的过程。自然作为这种整体乃涵括有实在及潜在之全体，实在即已展现的存在，而潜在则乃尚为潜隐的不存在。也就是说，物质世界按其“质”而可被视为存在或不存在。“凡是根据在时间和空间里产生出来被形成了的物质原因本身而被认识的，习惯上称之为存在；反之，凡是仍然内含于自然深处，尚未成为被形成的物质，或者还不在时间和空间里，并且还没有由于某种机会成为可见的，正是这样，习惯上才称之为不存在。”[2]这里，已经展露出对中世纪哲学所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关注，触及对形式与质料、潜能与实在的初步认知。

在对自然的认识中，埃里金纳承认了理性的作用及意义。感觉只能抓住表面，而理性才能洞观本质。所以，“只有凭纯思维认识的，才是真正的存在。相反，那些通过产生、通过物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而延伸或收缩从而变化着、凝聚着或分解着的东西，只能说实际是不存在，这种看法适用于能够发生、也能够消灭的一切形体。”[3]其对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强调，从思想认知和学科立足上有力推动了中世纪学科体系的发展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开创了从逻辑学到辩证法的拓展进路。在他看来，理性具有两种能力，一是“智慧”（sapientia），二是“科学”（scientia）。其中，智慧“是理智借以思考上帝以及在道中所包含的永恒理念的能力；因此，智慧在本质上是沉思的神学”；而科学则“是思辨理智在思考被创造的事物来自最高原因‘理念’的起源以及它们被划分为种和属的时候，借以着手理解它们的本性的能力”。[4]正是这种理性之用，哲学的意义得以肯定和凸显。而在埃里金纳眼中，这种哲学与神学是密不可分的；恰恰基于这种理解，中世纪经院哲学实际上等同于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埃里金纳认为这种哲学的方法按其研究对象的分类可以包括神学、科学和伦理学这三大学科体系，“这样，哲学不仅关注一个服从变化的本性，而且也关注没有变化的本性，不仅关注与一个形体相结合的本性，而且也关注没有形体的本性，不仅关注在空间和时间中实存的本性，而且也关注超越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解的、通过其自己的单纯性而聚合的本性”。[5]

由于埃里金纳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中重提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哲学与宗教同一，认为信仰可以转变为知识，因此较为系统地开创了欧洲中世纪哲学认知之途，其探讨被黑格尔誉为“真正哲学性的”。其综合之举也使信仰得以理性的论证，而理性则有力捍卫了信仰的存在意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埃里金纳作为中世纪早期的宫廷教授和有系统著述的思想家，也曾被人称为“第一个经院哲学家”或“中世纪哲学之父”，甚至有“中世纪哲学的查理大帝”之誉。

（原载卓新平著《西哲剪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有补充。）

[1] 叶秀山、傅乐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页。

[2]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8页。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9页。

[4] [法]博讷、[法]吉尔松著：《基督教哲学：从其起源到尼古拉》，李秋零译，香港，道风书社2011年版，第197页。

[5] [法]博讷、[法]吉尔松著：《基督教哲学：从其起源到尼古拉》，李秋零译，香港，道风书社2011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