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元朝天主教

一 也里可温与元朝天主教的传入

罗马天主教会于元朝时首次传入中国，这使基督教在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天主教传入元代蒙古人统治地区以后，据说亦被人称为“也里可温”。因此，历史上有人因弄不清景教与天主教之本质区别而将之混为一谈。如“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曰：此卷述侨寓之户口。所谓也里可温者，西洋人也。卷九大兴国寺条载梁相记云：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卷上）”。“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40]此处所指镇江残碑，很可能即景教大兴国寺碑，所记述的基本上是当地景教的存在和发展，其与天主教关系不大。综合而论，相关文献所论及的“也里可温”基本上是指景教的情况，而其是否能够涵盖元代来华的西方天主教，这在中国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颇为存疑的问题。

蒙古人在统一中国之前曾铁骑西下，征战欧洲。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组织的三次西征使蒙古骑兵在欧洲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曾一度饮马多瑙河，染指黑海和地中海地区，引起了欧洲各国的震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鞑靼人”曾被看作突然从“塌塌如斯”冥府之渊中跳出来的“魔鬼”，其西侵曾被称为给欧洲带来破坏和灾难的“黄祸”。为此，罗马教宗格列高利九世（Gregorius Ⅸ）一度号召要组织抗蒙十字军来认真应对。1242年，已击溃孛烈儿（波兰）和捏迷思（德意志）联军、进渡秃纳河（多瑙河）并攻掠马茶（今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拔都统领之蒙军得到元太宗窝阔台病逝的消息，因而从欧洲撤兵东返。此后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于1245年在法国里昂主持召开欧洲主教会议，商量对策。因听说有一部分蒙古人已皈依基督，会议决定派人东来争取蒙古大汗信教，以使之彻底停止西侵。从此，开始了天主教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修士长途跋涉出使蒙古、东来传教的活动，于是也拉开了西方天主教入华的序幕。

就其时代背景而言，蒙古人创立的横跨欧亚大陆之元帝国，亦为东西方世界的沟通及其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空间和便利条件。正如张星烺所指出的：“迄于元代，混一欧亚，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罗的海、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皆隶版图。幅员之广，古今未有……通蒙古语，即可由欧洲至中国，毫无阻障。驿站遍于全国，故交通尤为便捷……东罗马、西罗马及日耳曼之游历家、商贾、数士、工程师等，皆得东来，贸易内地，自由传教，挂名仕版。东西两大文明……以前皆独立发生，不相闻问，彼此无关者，至此乃实际接触。”[41]

元代中西交通之便及其文化交流日趋增多之势态，直接给天主教的首次传入中国带来了契机。

1245年，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等三人携教宗书信来与蒙古修好，开了罗马教廷与蒙古通使之端。1247年，多明我会修士、伦巴底人安山伦（Anselme de Lombardie）等受教宗派遣来到波斯蒙古西征军统帅拔都营地，但因拔都态度傲慢而毫无收获。1249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又遣多明我会修士、法国人龙如模（Andre de Longjumean）等三人东来，但其抵达定宗贵由行宫时，贵由已病逝。当时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接见了西方使者，但覆书仍然倨傲，要求西方称臣入贡。龙如模于1251年返回欧洲，此行亦未获进展。此后路易九世再派方济各会修士、佛兰德人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东来通使，随蒙古军队同行至和林。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入都燕京（蒙语汗八里，汉名大都），改元至元。从此，西方天主教徒和传教士亦随蒙古人而得以进入中国内地。

（一）方济各会修士出使蒙古

方济各会是意大利天主教徒方济各（Francesco d' Assisi）创立的隐修组织，与多明我会同为13世纪建立的天主教两大托钵修会，曾成为当时天主教对外传教的重要力量。元代天主教传入中国，方济各会修士作为罗马教宗使节和来华传教士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柏郎嘉宾出使蒙都和林

在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主持的欧洲主教会议上，决定派遣方济各会修士3人携带教宗书信出使东方，觐见蒙古大汗。这一使团以意大利人柏郎嘉宾为首，包括同行的波希米亚人司提凡（Stephen）和随之从不勒斯劳赶来的波兰人本笃（Benedict）。他们于1245年复活节从法国里昂出发。按其修会规则，修士外出必须步行。但柏郎嘉宾年迈体胖，因而获准骑驴代步。他们途经波希米亚、波兰、俄罗斯等地，1246年2月在基辅会晤蒙古守将，随之前往蒙古人所建钦察汗国，在伏尔加河上游萨来城拜见拔都。此后继续东行，一路上风餐露宿，渡海翻山。司提凡因过于疲惫而半途折回，其余两人于1246年7月22日到达蒙古都城哈剌和林。

此时元太宗窝阔台已死。约一月之后新君定宗贵由正式继位。11月13日，柏郎嘉宾获定宗召见，遂呈上教宗致蒙古大汗书信。信中指责蒙古杀戮之过，劝告大汗信教、罢兵，并善待教徒及教宗使节：“余闻王等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谴，可毋庸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42]其口气直率、强硬，充满劝诫、警告之意。贵由阅后写有致教宗复信让柏郎嘉宾带回，答曰：“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43]信中措辞针锋相对，显得高傲和毫不妥协，信尾还附有“上帝在天，贵由汗在地，上帝威棱，众生之主之印”的玺文。

柏郎嘉宾等人在蒙古逗留约有四个月，得贵由复信后即起程返欧。临行前曾获太后所赐貂皮缎袍两袭。1247年11月，他们在里昂向教宗复命。此次东行虽无传教成果，却开了西方传教士东来之先河。而且，柏郎嘉宾回到里昂后写有一部拉丁文的《蒙古史》，对当时西方了解蒙古人的地域分布、民族习俗、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军事政治，以及沿途各国民族、地理、社会情况等起了一定作用。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描述丝绸之路沿途景观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著述之一，在中西交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2．鲁布鲁克东来传教

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为了联络蒙古大汗共同对付穆斯林，配合其十字军东征而收复圣地，决定派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携带其书信前往蒙都和林通使。另一修士意大利人克来莫那（Bartolomeo da Cremona）亦与之同行。他们于5月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黑海而抵达索耳达亚。7月底至蒙古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地，此后又至钦察觐见拔都。拔都让其觐见大汗蒙哥。他们于9月继续东行，12月抵和林，次年1月4日得宪宗蒙哥接见。5月24日，宪宗再次召见鲁布鲁克，并让其带回给法王的复信。信中语气极为严厉，大有催促法王投降之意。鲁布鲁克在和林停留期间试图向蒙古人传教未果，于8月由原路返欧。1255年6月，鲁布鲁克回到塞浦路斯岛，但路易九世已返法国。于是，他撰写《东行记》寄送法王，汇报其出使经历。这一游记也为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献。

据鲁布鲁克自述，他借出使机会东行蒙古之目的乃在于传教。为此他曾公开声明：“我既不是陛下（指路易九世）的使臣，也不是任何人的使臣，我只是按我们的会规而前往非教友的地区。”[44]他在蒙古时曾当着大汗之面与佛、道等教代表展开辩论，因而一度获得大汗和皇后对基督教的认可。据传他曾为信教的蒙古人诵经祈祷，而皇后也常常来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不过，当时蒙古人中流行的基督教即聂斯脱利派，与天主教存在着明显差别。鲁布鲁克在其《东行记》中曾记述了外蒙古境内克烈、蔑里乞、乃蛮三大部落信奉景教的情况，并展示了景教在中亚和中国北部一带的广泛流行，称其在去契丹途中都曾遇到聂斯脱利教徒，在契丹国15个城市中亦住有聂派信徒，“在西京并驻有他们的总主教”[45]。鲁布鲁克东行传教之志未能如愿，但其游记给后世留下了景教在华流传的珍贵史料，也是天主教在华接触各种宗教比较早的记载。此外，鲁布鲁克在其东行记中还提及了西藏和藏族人，据传是“西方第一个讲述西藏文字的人”[46]，这对此后西方比较基督教与藏传佛教有着独特影响。

（二）波罗东游的经历及见闻

1255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玛菲奥·波罗兄弟东来经商，1260年到达克里米亚，三年后又抵布哈拉。在此，他们巧遇忽必烈派去伊利汗国的使臣，随后应其之邀而一道东来，于1266年抵达蒙古上都（当时尚称开平），觐见蒙古大汗。登基不久的忽必烈接见了波罗兄弟，表现出对西方国家和天主教的浓厚兴趣。他“详询关于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47]。“尤其是教皇的情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48]。当了解到教会详情后，“世祖即派二人携带玺书，出使教廷，要求教宗派遣一百位通晓七艺的学者东来”[49]。而且，这些学者还必须长于辩论，能据理阐明天主教之优杰。世祖还希望波罗兄弟能去“圣地”，为之带回耶稣圣墓长明灯中的一些圣油以作为纪念。1269年，波罗兄弟返抵欧洲，向罗马教廷呈交了蒙古皇帝书信。两年后，尼古拉决定带其17岁的儿子马可·波罗同来东方。新任教宗格列高利十世（Gregorius X）闻讯后急忙召见尼古拉兄弟，令其带上教宗给元世祖的复信，并曾指派两名多明我会修士同行，但两修士不久因故折回。1271年11月，波罗一家3人取道中亚、翻越帕米尔高原赴蒙，经过长达三年半的跋涉才于1275年夏到达上都，谒见在此“巡幸”暂驻的世祖。忽必烈收下了教宗书信及礼品。据传他得知波罗兄弟再度来华的消息后，曾派出“使臣迎于四十日程之外”，表示出对其来华的高度重视。

波罗3人在大都长期“留居朝中”，受到热情款待。尼古拉让其子马可·波罗作为“汗之臣仆”晋见世祖，颇得世祖喜爱。马可·波罗潜心学习汉文，同时亦学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藏文，在元朝仕宦17年，曾被派往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官至扬州总管之位，深受重用。他们因思念故乡而多次要求回国，但都未获批准。直至1286年波斯汗阿鲁浑因其宠妃去世而派人请忽必烈赐婚，波罗3人才获得离华返欧的机会。他们以护送新娘阔阔真公主下嫁波斯之名，于1291年初离开福建泉州西行。其到达波斯时阿鲁浑已死，阔阔真按蒙古习俗成为阿鲁浑之子合赞的王妃。波罗全家3人则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口述的《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成为当时欧洲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并为人们了解元朝中国基督教存在状况留下了丰富史料。虽然西方现代曾有学者如吴芳思（弗兰西丝·伍德）等人质疑这一游记的真实性，但按其所描述的细节和杨志玖等人的考证来看，则已充分显示出此游记对元代中国有着比较深入的剖析，确证了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

从马可·波罗这一游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基督教有着一定程度的好感。“从大汗态度看，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最真实最美好，因为他说，凡不是尽美尽善之事，此教概不让人去做。”[50]马可·波罗甚至认为，“如果教皇派去适当的人向他宣传我们的宗教，大汗必会成为基督教徒，因为我们已经确知，大汗颇有意于此”[51]。他又指出，元朝蒙古宗王乃颜即“一受洗基督教徒”，其所持之帅旗上亦有“十字架之徽志”。乃颜因反叛忽必烈失败被杀；当人们为此而讥笑基督徒时，忽必烈却安慰他们，说“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乃颜行逆是对的，因为十字架不会助其作恶，这更说明十字架信仰之正义所在。于是，基督徒对忽必烈亦心悦诚服。此外，马可·波罗还谈到13世纪景教的分布情况。其来华时沿途经过的城市巴格达、喀什噶尔、撒马尔罕、莎车、唐古忒等都有景教流传。此后他在其游历的甘肃、西夏、河西、蒙古、云南、江苏等地亦普遍发现了景教的行踪。还有一点颇值一提的是，马可·波罗在其时代是讲述藏族地区情况比较突出的西方人，他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不仅论及“长老约翰王”与成吉思汗的关联，还描述了成吉思汗与长老约翰之战，指出“最后成吉思汗胜敌，长老约翰殁于阵中”[52]，由此留下了被后人引申出这一信奉基督教之“长老约翰”部下此后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复杂关系的蛛丝马迹，对后来不少西方人的藏传佛教观也有着非常微妙的影响。

波罗一家的东游和西归，使元朝统治者与天主教教宗之间有了一定的沟通和了解。其在欧洲的影响为不久后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奠立了相关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孟德高维诺使天主教在华立足

1289年，教宗尼古拉四世（Nicholas Ⅳ）派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作为教廷使节前往中国，从而使之成为天主教来华真正开教的第一人。孟德高维诺取道亚美尼亚、波斯和印度东来，沿途经历了海陆丝绸之路的艰辛跋涉。他在印度南方梅里亚波逗留期间，与之同行的多明我会修士尼古拉·比多亚（Nicola da Pistoia）病逝。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从印度由海路来到大都，时值世祖忽必烈去世，但被蒙成宗铁穆耳召见，且获准在大都留居和自由传教。从此他建堂布道、蒙文译经，使天主教首次在华立足。

孟德高维诺入华后首先在汪古人中传教，曾使高唐王阔里吉思由景教改信天主教，其部属亦随之改宗。他在1305年的信中回忆了使这位闻名欧洲的佐治王皈依天主教正宗的经历：“此间有佐治（George）王者，印度柏莱斯脱约翰大王之苗裔。门阀显赫，昔信聂思脱里派教说。余抵此之第一年，即深与余结纳，从余之言，改奉正宗，列名僧级。每奠祭时，王亦盛装来至余处，参预典礼，聂思脱里派徒因谤王为异教。王率其臣民大部来归正宗，捐资建教堂一所，雄壮宏丽，无异王侯之居。堂内供奉吾人所信仰之天主，三一妙身及吾主教皇。王赐题额为 ‘罗马教堂’。”[53]阔里吉思受命镇守西北边境，后被笃哇军俘虏后遇害。因独子“尚在襁褓之中”而由其弟术忽难袭高唐王之位。术忽难命其部众恢复原有的景教信仰。当时盂德高维诺已远在皇宫，因而闻之亦无能为力。为了争夺信众，当时天主教与景教形成了巨大张力和冲突。

1299年，孟德高维诺在大都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1303—1305年，德国修士亚诺尔德·科洛尼（Arnold Cologne）曾来华协助其建堂传教。1305年，孟德高维诺在皇宫前又建成一座教堂，并已将有关祈祷文、圣咏等宗教文献译成当地方言。其在1305年的信中写道：“余于京城汗八里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ters）及《圣歌》（Hymnaries）三十首，《圣务日课》（Brevaries）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由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54]

其1306年所写书信亦说：“一千三百零五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城内居民以及他处之人，从未闻有教堂者，来见教堂屋宇奂新，红十字架高立房顶。又闻余在室内唱歌，皆讶异万分，不明何谓。当余等唱歌时，大汗陛下在宫内亦得闻之。”“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余将所收幼童，分为两队。一队在第一教堂，他队则在第二教堂，各自举行祭务。余为两堂住持。每星期轮流至一堂，指导奠祭。”[55]

元朝皇帝对基督教徒颇为宽厚，孟德高维诺在华传教活动遂较为顺利。他在宫廷中亦有一职位，可经常入宫。成宗将他视为教宗专使，礼貌相待。他曾试图劝请成宗“改奉基督正宗”未果，因而不无遗憾，叹息“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56]孟德高维诺在传教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景教徒对天主教的反对和抵制。元代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由此而发生过激烈的教派之争。当时朝廷内外诸多景教徒对孟德高维诺的传教之举及其成功强烈不满，曾设法对之加以排挤或诬陷。因此，其传教初期多有磨难。他在信中记述说：“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其人造作诽语，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皇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皇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伙，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阴谋诽谤不止者凡五年。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助，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大汗将诬告者及其妻妾儿女，悉放逐之。”[57]

由此可见，当时景教与天主教明显有别，很难相混。元成宗对天主教的宽容和想与罗马教廷及欧洲诸国通使的愿望，为孟德高维诺在华传播天主教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元朝天主教在华主教区的设立

孟德高维诺在华传教顺利的消息传至罗马教廷，教宗克雷芒五世遂于1307年再派方济各会修士7人来华协助教务，并决定建立汗八里（即大都）总主教区。这7位修士临行前被祝圣为主教，其中一人留任得利斯代主教、3人病死在印度，仅有哲拉德（Gerardus Albuini）、裴莱格林（Peregrinano Castello）和安德鲁（Andreas de Perusia）3人抵大都。他们代表教宗祝圣孟德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负责契丹（中国北部）与蛮子（中国南部）教务。从此，孟德高维诺亲自管理大都教区，由安德鲁等人辅助教务。此外，他亦于1313年创设刺桐（即泉州）教区，哲拉德为其首任主教，后由裴莱格林、安德鲁等教士继任，负责中国东南地区教务。

天主教在华教区由孟德高维诺开辟，但他“居此布教，无人辅助，几十一年”[58]。其来华开教初期基本上是他一人在苦苦支撑，为此他在1305年曾写道：“余来此后不闻教皇与本级僧侣及西方音耗，已十二年矣。”[59]其间来华相助传道者极少。而哲拉德等方济各会修士1307年之东来，亦“经历艰苦饥困，海陆危险，衣衫为盗匪劫掠殆尽，九死一生”[60]。在华天主教传教士长期与其总部隔绝，孤立无援。若无元朝皇帝的宽厚容忍态度及其“钦赐薪俸”和免役免税政策的保障，天主教很难在华维系下去。哲拉德等3位主教来华之后，先在大都辅理教务5年左右，亦享受钦赐薪俸“阿拉发”。“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61]元朝皇帝的“钦赐薪俸”实际上开了中国政府给来华传教的宗教人士发俸金的先例，由此亦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教关系中“政主教从”的独特传统。

随着中国北部教会发展已初具规模，孟德高维诺又派传教士南下去福建泉州、浙江杭州、江苏扬州等地开教。孟德高维诺自印度取海道来华时曾经过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即泉州港）。其“‘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以及穆斯林建立的一座座风格独特的清真寺，可能令这位主教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62]。自1313年起，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等人先后担任泉州教区主教，使天主教在江南及沿海一带得到明显发展。

孟德高维诺在华期间曾翻译了《新约》有关章节和《旧约·诗篇》等，并特别绘制出六幅《圣经》图像，附上拉丁、达尔西和波斯三种文字，以供传教布道之用。在其任汗八里总主教的晚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日渐增多。1318年，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波登隆埃人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即真福和德理）启程东来。他于1321年抵达西印度，由此从海路到中国，约于1322年抵广州及泉州，曾在泉州拜会安德鲁主教，后又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津、济宁，沿大运河北上，于1325年到达大都，觐见泰定帝。据传他在杭州时寄寓当地方济各会教堂，曾与灵隐寺佛僧辩论生死轮回之说，后在大都见宫廷中不少官员都改宗基督教，遂“留京三年，付洗二万人”[63]。鄂多立克见孟德高维诺年事已高，需派传教士来协助，因而于1328年奉命离华返欧，旨在组织新的一批传教士来华事宜。他由陆路西行经天德、山西，约于1330年抵西藏拉萨，最后经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他曾去阿维农城晋见教宗约翰二十二世（John ⅩⅩⅡ），准备带50名传教士再次东来，但因病于1331年去世而未成此行。他在病榻上口述了其东行经历，由人笔录而成《鄂多立克东游录》。鄂多立克在此东游录中比较详细地向西方介绍了西藏的情况，指出吐蕃“与印度本土接壤，臣服大汗”[64]，并描述了天葬等藏族风俗习惯，因而对西方藏学研究客观上起到了奠立作用。

1328年，孟德高维诺在大都去世。他在华生活长达34年，据称曾“授洗三万余人”，成为天主教来华传教第一人。1333年，教宗约翰二十二世得知此消息后，又派方济各会修士、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 de Botras）前来接任汗八里总主教职。尼古拉斯率26人东行，曾抵达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境内），受到察合台汗的招待，但此后即全队失踪而不知所往。1338年，元顺帝派了一个16人使团去晋见教宗。使团由法兰克人安德鲁（Andrew the Frank）、日耳曼那梭人威廉（William of Nassio）和阿兰人拖该（Thogay）带队取陆路西行，并带有元顺帝表示与教皇通使修好的书信和阿兰人福定琼斯（Futim Joens）、香山董琪（Chyansam Tungii）、者燕不花爱文奇（Gemboga Evenzi）、嘉珲俞乔（Joannes Yuchoy）和鲁比士平则奴斯（Rubeus Pinzanus）等署名致教宗的请愿信。其中元顺帝信曰：“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今介绍之于尔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65]阿兰人则在信中表白他们“自昔受法座使者约翰孟德高维奴之教诲养育，崇奉天主教，于是举止有方，心神藉慰”。而孟总主教去世后，其信徒已“居世无教师，死者魂魄无抚慰”,“犹之群羊而无牧人，无教诲无抚慰也”[66]。因此恳求教宗速派新的总主教来华赴任。元朝使团1338年到达阿维农后受到教宗本笃十二世（Benedict Ⅻ）的接见。教宗随之任命方济各会修士鲍纳（Nicolas Bonet）、穆拉诺（Nicolas de Molano）、马黎诺里（Marignolli，即佛罗伦萨人若望 Giovanni da Firenze）和匈牙利人额我略（Gregoire de Hongrie）4人为专使，携带教宗书信和礼物随元朝使团一道来华。鲍纳等人中途返回，而马黎诺里则随使团于1342年抵达大都，同行者共32人。马黎诺里在觐见顺帝时不仅呈送上教宗覆书，而且还以教宗名义奉赠骏马一匹。“至正二年秋，七月十八日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元史·顺帝本纪》）当时文人墨客亦以此为题而有《天马赞》《天马歌》或《天马图》等诗文颂赋，从而留下了“佛郎国献天马”的佳话。马黎诺里在华逗留期间受到元朝的厚待，他记述了当时天主教传教士受到宽容和保护之状：“汗八里都城内，小级僧人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内有总主教之寓所，颇为壮丽。城内他处，尚有教堂数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67]而且，他本人“留汗八里时，常与犹太人及他派教人，讨论宗教上之正义，皆能辩胜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68]。元至正六年（1346年），马黎诺里经杭州、宁波，由泉州上船西返。临行时，元帝设宴欢送，赠赐3年费用和良马200匹，并复信恳请教宗再派有红衣主教等级之传教士来华，以维系天主教在华教区的生存。这些历史记载充分说明元朝统治者对天主教的认可及护持。

二 元朝天主教的消失

马黎诺里于1353年抵阿维农向教宗复命，呈交元帝覆书。此时罗马教廷出现了分裂，已无暇顾及对华传教事务。而方济各会也因内部分歧和异端运动而使其东方传教的热情锐减。东西方交通状况在14世纪亦起了变化。自14世纪中叶以来，信奉伊斯兰教的成吉思汗后裔帖木儿在中亚撒马尔罕兴起，切断了西方由陆路来华的通道，而海路亦逐渐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元朝本身的发展在14世纪下半叶也遇到了危机。元代末年群雄崛起、战争频仍，元顺帝被逼而出塞北迁，信奉或宽容基督教的蒙古人随之退出中原。这样，天主教会在华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日益恶化，其传教活动也终于停止。

在孟德高维诺入华传教之前，元朝蒙古人所称呼的“也里可温”基本上指景教徒，其人数发展在元代曾达到3万多人。随着孟德高维诺在华立足，“也里可温”在理解上也应该包括天主教徒，其领洗入教者亦有3万人左右。但他们大多不是汉人，而是阿兰人、蒙古人和色目人等。因此，元代基督教会在华的历史与唐代景教相似，它并非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皈依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而主要展示了“事实上或名义上的外国基督教徒在中国居住时的活动”[69]。而且，景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相互攻讦、势不两立，也削弱了基督教会在华的影响、限制了其发展。“设此两派耶教，均以基督为法，互相敬爱，则耶教在华在亚之发展，必无限量也。总主教约翰初居北京、宁夏时，景教徒极力反对，是以两方互仇，不能协力同心。”[70]元代基督教与汉人相脱离，以及内部景教与天主教两派分裂对立的状况，使之没能掌握其仅次于佛、道两教却位于答失蛮之前的有利时机而在中国社会中真正扎下根来。此外，两派纷争也让人们并不将之看作一种宗教，故元时也里可温的状况一般被理解为景教的存在，其依附于元朝蒙古人的政治势力而侵犯其他宗教的利益，结果也招致外来的排挤和打击。如景教徒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为官时于1279年强行将原属佛教之寺院改建为景教的云山寺和聚明山寺，就曾酿成两教讼事，引起人们对“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倚势修盖十字寺” （至顺《镇江志》卷一○）其“势甚张”的反感。1311年，云山寺和聚明山寺被佛教没收改作金山下院。元仁宗亦降旨拆除景教所塑，毁其十字，使“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并令集贤学士、书法家赵孟頫立碑撰文，裁定“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罚以重论”。加之景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也使二者的生存局面都不断恶化。应该说，在元代的文献中并无“天主教”之表述，外文之译为“基督教”“天主教”也是近现代以来的译文表达，并非元时之原本说法。至于元时对“天主教”的汉文及蒙文是否有与之相关的恰当表述或翻译，则尚待进一步发掘、探究。实际上，以“也里可温教”这一表述的元代文献也微乎其微，而“也里可温”则在当时有比较宽泛的理解，多被用于指民族、户籍和有相关信仰的宗教人士。这种氛围中对元时基督教的理解故而也可将天主教涵括入也里可温之内。

孟德高维诺死后，在华天主教会群龙无首，从此走向衰落。罗马教宗为保住中国教会这块领地，自马黎诺里之后也曾陆续委派过多人来华任汗八里总主教职，但无一人实际膺任。如1362年教宗命多马索（Thomasso）担任此职，其未到任；1370年，教宗乌尔班五世（Urban V）令方济各会修士伯拉笃（Guillaume Prato）率领12名随从来华就职，后不见踪影；1371年，教宗再派方济各会修士鲍提奥（François Podio）以教廷钦使之名来华，同样下落不明；至1426年，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还曾任命加布阿（Giacomo da Capua）为北京总主教，但也没有到任。面对传教几近停滞的处境，方济各会在其1369年前所写《年鉴》中曾慨叹：“因为后来负有促进这种事业的责任的人们，处处缺乏热忱，以致传教事业，鲜有进步。”[71]大都教区因没有主教而已名存实亡，刺桐教区第五任主教雅各伯（Jacobus）于1362年到任后不久即死于泉州兵乱，该教区随之亦陷入瘫痪。

随着明朝于1368年取代元朝，明太祖朱元璋明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播，蒙古人及其信教官员已北逃塞外，因此也里可温所包括的景教及天主教在中国亦跟着消失，再无踪迹可循。究其消亡原因，徐宗泽曾指出：“元代之信奉天主数者，大抵皆系西域各部落人；真正之中国人实绝无而仅有。元朝以鞑靼种征服中国占其地而有之；及一旦失势，蒙古人及他民族皆远逃出塞；汉族重行恢复，则蒙古异族所有之一切建设，自然尽量铲除之矣。且当时又无教士继续来华，亡羊失牧，不久而竟无声无臭。”[72]

景教和天主教仅靠蒙元统治上层的厚待和支持来维系其存在，因此只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而未曾对之产生过深刻影响。所以，元帝国的覆灭已使基督教当时在华赖以生存的整个基础都全然消失。它也彻底断送了基督教第二次来华传教的种种努力。

三 元朝天主教组织机构

元朝天主教组织体系由意大利方济各会来华修士所创立。1307年，教宗克雷芒五世获知孟德高维诺在华传教成功而决定设立天主教汗八里总主教区，任命孟德高维诺为其总主教，负责整个中国北、南两部的教务，从此形成较为完备的元朝天主教组织机构。

克雷芒五世为建立汗八里总主教区，曾委派7位主教携教宗诏书东来。其中仅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3人抵大都，尼古拉斯（Nicolas de Bantra）、安德鲁梯斯（Andruzio d'Assisi）和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3人行至印度时病逝，而威廉（Guillaume de Villeneuve）则未曾起程已改任他职。3位主教与孟德高维诺共居大都5年，为大都教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安德鲁在其书信中曾言及他们“于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抵大可汗皇帝陛下之都城汗八里（Cambaliech）。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73]。随着孟德高维诺晋升为汗八里总主教兼东方全境之总主教，他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从汗八里教区中划出刺桐教区以专治中国东南地区教务，由此形成元朝天主教北部大都教区和南部泉州教区之并立，均隶属于汗八里总主教区。

大都教区由汗八里总主教孟德高维诺直接负责。1328年孟德高维诺去世。罗马教廷此后于1333年曾任命尼古拉斯为汗八里第二任总主教，明初（1370年）又曾任命伯拉笃为汗八里第三任总主教，但两人均未抵达汗八里赴任。此间教宗对汗八里教职多有任命和委派，如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教宗乌尔班五世（Urban V）曾下旨任命科斯麻士（Cosmas）为汗八里总主教，后于1370年收回成命，让其充任驻钦察国撒雷城主教，而改派伯拉笃来华任职。由于几位新任命的总主教都不能赴任就职，汗八里教区总主教之位在孟德高维诺逝世后长期空缺，这客观上也导致了汗八里天主教会由盛至衰，最终随元朝的灭亡而消失。

刺桐教区为汗八里总主教区的下属教区。刺桐乃泉州别名，是当时中西各国商船来往的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因该城扩建时曾在城周环植刺桐树而得名，但外国游客曾以此为波斯语。元朝时，“漳泉一带，奉教者尤多，缘其地滨临东海，屡有外洋商船至其地贸易。而热心教士搭商船而至者，亦复不少”[74]。据传当时有一亚美尼亚女信徒富于资财，曾捐款修建刺桐主教座堂及方济各会会院。孟德高维诺闻此事后即派哲拉德于1313年赴刺桐为其首任主教。哲拉德在此治理教区5年，1318年逝世。孟德高维诺随之又曾委派安德鲁为其第二任主教，但因安德鲁谦让不受而改派裴莱格林为刺桐教区第二任主教，于1318至1322年在任。其间安德鲁已于1314年左右将其阿拉发即钦赐薪俸移至刺桐，并在城外建了一座教堂和一所修院。1322年，安德鲁接任为刺桐教区第三任主教，治理教区10年后于1332年逝世，由白道禄（Petrus a Florentia）继任为刺桐第四任主教。白道禄在任期间曾兴建刺桐教区第三座教堂，其去世后则由雅格伯（Jacobus a Florentia）就任刺桐教区第五任主教。但雅格伯于1362年到刺桐上任后不久就死于当地兵乱，从此刺桐教区逐渐衰亡。随着南北主教区的消失，元朝天主教不复存在。

（原载卓新平著《基督教犹太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