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赵树理的方向”

赵树理是以解放区作家身份进入当代中国的著名小说家。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父亲赵和清是农村能人和上党梆子演出能手。赵树理在山西第四师范念书时对五四新文学感到失望，发誓要写“地摊文学”，对他日后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他1937年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当过烽火剧团团长、《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编辑等。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刚发表时没什么反响，直到受到彭德怀和周扬重视后，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传播开来，被认为是反映了延安《讲话》精神的代表性作品。

周扬写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起初没有提出“赵树理的方向”，此提法是一年后陈荒煤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联“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时正式提出的，后来成为他提出来的一个口号。[1]当时全国还未解放，陈荒煤很谦虚，他在文章中说：“当然，方向不是模型，向赵树理同志学习，走赵树理方向，绝不会限制了文艺创作更进一步的自由发展，限制文艺创作的形式的多样性。”但他也乐观地估计：“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创造了一种新形式，这新形式仍会继续发展，更趋完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宣部分管报纸和文艺的胡乔木把赵树理借调到中南海任干事，想把他培养他成“新中国的高尔基”的时候，“赵树理的方向”才最终树立了起来。胡乔木不写评论文章，但他显然是懂行的。赵树理曾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2]胡亲自为赵树理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宁论文艺摘录等理论著作，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尽心读书，[3]借此提高他的政治和艺术水平。“周扬是最早肯定他创作价值和历史地位的‘伯乐’，他俩虽说同在华北解放区，却一直无缘谋面，所以会晤时特别愉快。周扬目光锐利、思维敏捷，他对赵树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4]赵树理对周扬这位欣赏、提携自己的大批评家，一直是信任有加的，“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批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书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爱女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5]

在“赵树理方向”树立的过程中，存在着杂音和不同的看法。1950年2月，一个叫竹可羽[6]的批评家在一篇题为“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的文章里，对“赵树理方向”的提法提出了保留意见。他认为：“我们说‘学习赵树理’，这是对的，赵树理把完全中国式的丰富的特别是积极的农民形象和农民语言带进了文艺创作，把读者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一致的重要原则，给了创作界以很好的启发，作者的对于文艺服务于人民的坚信和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艰苦的工作，给了我们以很大的鼓舞。所有这些，都是文艺界应该虚心和真诚地加紧学习起来的。但是，要是这种学习，环绕着创作，更具体更有效起来，就必须有一些工作同时进行，这就是全面地把赵树理的创作提高到理论上来，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说明，确定赵树理创作各种特色的应有的意义和前进的道路。否则笼统地说‘学习赵树理’固然不很好，仅仅条目式地列出赵树理的创作特色，也不见得会有很大效果。”[7]这意味着竹可羽对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和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条目式列出赵树理的创作特色”的做法有所怀疑，还有点对立的味道。他的担心与胡乔木有异曲同工之处，即认为赵树理小说的“理论境界”还不够高。这位作者又自相矛盾地说出了另一种意见：“同时，我想，一个已被大家所确认的成功的作家，该并不希望被当作偶像来看待，因为这对作者和读者都没有好处。如果自己有缺点，被当作优点去学习起来，也是要不好过的。为了加强学习某一作者的效果，具体地指出缺点和缺点的意义来，和具体地指出优点和优点的意义来，该是文艺批评应有的任务。”“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一直希望有人来整个地谈谈赵树理的创作。”临末，他用一种暗含挖苦的口气说：“我之研究赵树理的创作，也无非是个人为了真正想‘学习赵树理’罢了。”[8]这并非一篇意气用事的文章，也许可以说，它预示着“赵树理方向”在未来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