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们夫妇之间》引起的争议

文学批评界刚开始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是正面的。白村在《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一文中指出，“在这样灿烂的时代，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斗争中”，我们该是多么兴奋！然而，“一个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地理解现实生活，回答现实中所提出的新问题，首先他对生活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爱与憎，拥护与反对必须有着明显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描写生活，他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才有社会意义”。[18]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受欢迎的解放区小说家，他自然会引起“解放区批评圈”的注意。陈涌著文说：

近几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它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

萧也牧同志的一部分作品，主要是短篇《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可以作为带有此类倾向的例子。[19]

即使陈涌注意到萧也牧文艺思潮的“倾向”问题，仍想把批评调子控制在“研究、讨论”的范围内。但这种温和的局面很快就变了。化名“读者李定中”[20]（实为冯雪峰）撰写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21]他不满意陈涌这种“政治批评”兼顾“文学批评”的批评方式。他对《我们夫妇之间》“反感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是“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对于女主人公工人干部张同志，“从头到尾就是玩弄她”，“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冯雪峰还以林语堂、左琴科为例，斥责道：“假如我把林语堂的骷髅画在悬崖边的牌子上面，您们说我故意吓人，我一定承认；但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不会不同意的罢？”“反感的第二个理由”是，作品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其实是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种种‘细致入微’，我看没有一处不是宣泄作者的低级趣味的”，“这样写，你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低级趣味并不是人民的生活，也不是艺术，而恰恰有点像赖皮狗，有的人以为它有趣，有的人却以为它不愉快；我就是属于后者的分子，我就要踢它一脚”。作者最后强调：“总之我是反对这种对人民没有爱和热情的玩世主义；反对玩弄人物！反对新的低级趣味！”[22]

“读者批评”与“批评家批评”之间出现反差，是因为“解放区批评圈”已经形成一套自身的运行轨道。这种轨道从40年代根据地，被完整搬移到了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冯雪峰不属于周扬批评家圈子，但他们都来自“左联”，他也是红色根据地老干部，所以从政治角度看文学的思维方式与周扬实际没有区别：一是对“受读者欢迎作品”保持警觉；二是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进而创构“文艺思想”“不健康倾向”“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这一套话语谱系。这使他们在批评活动中容易情绪激动，难以与批评对象心平气和地相处。在赵树理评价、“中间人物论”问题、如何定义“革命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等活动中，都是如此。这些评价在具体作家作品身上常有反复无常的状态，也与其核心理念相关。海登·怀特分析其中的原因是：“话语本身就是意识努力与有问题的经验领域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是元逻辑运作的一个模式，在一般的文化实践中，意识借助这个模式实现了它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统一。”他认为应该注意，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决定‘舍弃’一个或几个包括在历史记录中的事实领域，我们才能建构一个关于过去的完整的故事。因此，我们关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解释与其说受我们所加入的内容的支配，不如说受我们所漏掉的内容的支配。因为，为使其他事实成为完整故事的组成部分而无情地排除一些事实的能力，才使得历史学家展现其理解和鉴别力”。[23]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读者肯定的描写革命者“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等日常生活，是“解放区批评圈”决定“舍弃”和“漏掉”的一个或几个“事实领域”，是他们所批评和指责的地方。他们关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解释，主要是受到了“所漏掉的内容的支配”。